其实，在新闻类等主持人节目中都有谈话类的节目，而且谈话类的节目并没有脱离提供服务的大范畴。我们之所以把谈话类主持人节目单列一章，是因为谈话类主持人节目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
§§§第一节：谈话类主持人节目及特色
一、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概念及内涵
（一）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定义
在我国，谈话类主持人节目最早出现于广播中，曾出现过广播的“谈话热”，对广播的大发展，有过积极的促进作用。电视谈话节目则诞生于1992年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东方直播车》。
国外的“Talk Show”，我们翻译为“交谈的展示”、“谈话节目”、“脱口秀”。我们现在使用的概念多为谈话节目。在主持节目过程中，话谁都会说，但是，什么样的说法才能称得上是“谈话”呢？主要区别在于：
1.谈话类主持人节目是人际传播的“双向交流”。主持人与嘉宾之间，主持人与受众之间都可直接进行交流。
2.有人认为，谈话类主持人节目指的是“评论性的”。这就是说，并非所有“双向交流”都属于“谈话节目”。谈话不管其具体内容是时政的，还是文化的、艺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只要符合一个共同的特点，围饶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就符合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特征。正因为如此，诸如也是“双向交流”的点歌、投诉、医药咨询等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谈话类节目。本质区别就在于此。
3.“群言式”是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本质特征。有时我们在区分谈话类节目还是专访节目时感到困难，因为他们存在交叉。如专访节目有时也有受众的参与，但是受众的参与在专访节目中处于次要的、从属的位置，不仅话量少，而且以向专访对象的征询、质疑为主，不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为目的。一句话，专访节目的谈话中心、谈话主角是专访对象。受众的参与特别是显性的参与并不成为构成专访节目必不可少的要素。而谈话节目则不然，一是受众的直接参与是构成谈话类节目不可或缺的人员要素，即主持人、嘉宾、现场受众及打进“热线”的听众；二是在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意识和操作中，受众与嘉宾发表见解的机会均等。围绕一个共同的问题，参加者既是说话人同时也是受话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换句话说，谈话类节目最一般的形式就是一个主持人、一个或几个嘉宾、一些现场受众，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讨论。
至此，我们可以给谈话类节目做如下界定：由主持人邀集有关人士及受众，围绕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轻松和谐、平等民主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的群言式言论节目。
（二）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人际交往
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人际交往与大众传播各有不同的优势。
首先，人际的交谈是一种最直接、最准确和最有针对性的信息传递方式。
其次，人际交往能比大众传播更有效的对对方施加影响。当人们单方面从外界获取信息时，视觉通道是最有效的途径；当人们进行社会交流和人际交往时，交谈就成为最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因为，在交谈中，信息选择可以随时进行，双向交流便于及时沟通，信息传递误差可以不断校正。由于在知道、接受、行动这三个逐渐递进的心理层次上，大众传播发挥的作用用逐次递减，而人际传播所能发挥的作用刚好逐次递增。因此，将人际交往纳入广播电视传播过程，就弥补了广播电视传播因深层情感联系和心理基础不足而造成的传播效果的欠缺。
（三）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功能
首先是分析功能。这主要体现在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探讨，还有一些新闻背景的阐述上面。寻求结论是这一类谈话节目承载的分析功能的关键点。
其次是交流功能。这主要是指其所起的社会沟通、情感交流作用。对于承载交流功能的谈话者来说，只要能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就算成功了。
还有一类是服务功能。这包括咨询、帮助以及知识教授等。这一类谈话节目关键点在于它实用，能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二、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特征
（一）谈话类节目主持人是节目的核心。
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离不开嘉宾和受众的参与。如果参与的人很多，则主持人的中心调控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主持人要牢牢地把握和控制直播现场和话题，否则就会出现主持人被现场的混乱“主持”的窘况。
（二）谈话类主持人节目代表着一种开放式的受众参与格局。
这种开放式格局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参与者的平等性。参与者不再是主持人手中的“木偶”。专家也好、嘉宾也好；职位高的也好，职位低的也好，他们与主持人都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里没有居高临下，有的只是善意的引导和平等的探讨。
（三）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话题，是从政治、大局着眼，选择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十分。
关心的话题首先，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话题，关键是要选得“准”：
一是与中心工作配合进行议论的话题。
二是对社会热点和新闻追踪评说的话题。
三是对新出台和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解析阐述的话题。
四是对不同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碰撞交锋、分析反思的话题。
五是对不良社会现象和风气批评引导的话题。
六是对解决百姓衣食住行等生活困难问题反映呼吁的话题。
总的说，选题的原则应为“重要性、普遍性、热点性”。也有人概括为“群众关心、领导重视、有普遍意义”。
其次是话题的把握，关键是把握好五个“度”：
一是要选准切口，把握好话题切入的角度。
二是要由表及里，把握好话题开掘的深度。
三是要提炼主题，把握好话题立论的高度。
四是要起承转合，把握好话题运行的进度。
五是要有序驾驭，把握好话题引导的力度。
好的话题在可操作性上要同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普通人能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发表见解；二是足以引起专家学者的参与兴趣，换句话说，就是浅易性与深刻性的巧妙结合。例如央视新闻频道的《实话实说》《新闻会客厅》的一些选题“一起去看日全食谁来保护消费者”、“我的团长我的团不打不成材”、“地震特别节目《铭记》：他们的婚事父母眼中的孝子”、“地王频现 房价上涨的背后面对孩子的谎言”、 “儿女的婚事”、“理性看待高考状元结婚的钱由谁来出”、“张海超 开胸验肺的自救之路家里的旧东西”、“吴伯雄：毕业之旅”“人约黄昏后”等，都能让人有话可说。
（四）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谈话氛围是民主平等的，所讨论的问题并不强求一个统一的结论。
大家处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虽然参与的人们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地位不一，但都可以敞开心扉，开诚布公，说真话，说实话。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观点的阐发可以提供给思维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判断标准、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价值取向，使人们以平和宽容的心态，以客观全面、发展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提供新的思考点。
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是中国中央电视台2000年推出的一档演播室谈话节目，时长60分钟，是中央电视台创立最早、影响力最大的高端精英谈话节目。
《对话》致力于为新闻人物、企业精英、政府官员、经济专家和投资者提供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受邀嘉宾均来自世界政要、行业领先者、具有强势话语权的标志性人物。对话既是一种对立，又是一种平等，主持人必须能代表观众，与嘉宾保持一个交流沟通的场面。节目主持人陈伟鸿认为，一个主持人，在台上要与人家争光彩的话，你永远争不过他们。你应该把重点放在尽可能多地反射和引导出嘉宾的光彩上。但你也不能因为他太高，高过你那么多，就一点自信都没有了。这一点上我的心态很好，主持人的胸怀比知识量更重要。在我的意识深处总不断地告诉我自己：这只是一个电视节目。现场的职业感不容我分神想这想那，只是集中思想看如何把这一分一秒的对话做好。
《实话实说》就非常注意营造这种民主、平等的氛围。节目中处处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主持人崔永元本身也具备了一种平民特质，具备了一种平民心态，正是这种祥和的氛围，使整个节目产生了行云流水般的舒畅和美感。
崔永元说：“正常的谈话有很多种，我选择的是心平气和、和风细雨式的。虽然两个人的观点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做朋友，这就叫正常的谈话。好的谈话是一种享受。我不希望在谈话现场有崇拜，我与嘉宾是完全平等的关系。正常的谈话要求用平时习惯的语言说话。节目的策划设计也要符合正常谈话的逻辑、脉络。”
三、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我国广播电视谈话类主持人节目之所以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与谈话类主持人节目自身优势、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及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心态需求有关联。
（一）传播优势
口语交流不仅是最富信息量的传播行为，而且还伴有形体语言、语气、表情等副语言行为参与传播，并且可以在传播者之间及时反馈交流。它将真实的人际口语传播过程带给受众，让受众从中感受到思想情感真诚的交流与沟通。
（二）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出现与兴起，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发展、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这就使得受众有了强烈的参与媒体的愿望。因此我们也就看到、听到了他们以轻松坦然的心态所讲述的人生感悟和对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及思考。
（三）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社会需求
谈话类主持人节目既为广大受众提供了一个交流认识、探讨人生、沟通思想的说话空间，也为党和政府提供了一个了解民情、洞察社会的窗口。一方面，人们对社会大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了解认识，交流沟通的普遍心理要求。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改革开放中间产生的各种新生事物、新思想、新观念也需要向广大群众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这两个方面的需求是谈话类主持人节目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
（四）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社会效益
谈话类主持人节目为广大受众提供了一个参与公众生活、表达社会情绪的平等开放的思想空间和不拘一格的公众论坛。参与的广泛性和参与的深层次以及节目轻松平易多样的形式，使谈话节目在舆论引导方面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不同行业、不同层面的受众坐到一起，畅所欲言，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形成受众之间多层次、多侧面、横向和纵向的沟通。而各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足点、不同的信息，相互补充和借鉴，自然有趣、毫不牵强、令人信服地扩大了人们的视野，纠正了某些片面性，不着痕迹地给予社会舆论以正确的引导。同时，谈话节目的言论能及时真实地反映民情。这种自下而上的沟通也能为有关部门的决策起一定的参考作用。
在谈话类主持人节目中普及先进文化，倡导积极人生，启迪民智，教化风俗，疏导压抑、紧张、孤独、愤懑等有损心理健康的恶性情绪，提高国民素质是主持人做“软性”话题时把握导向的重点。
例如，《小崔说事》是中央电视台2003年7月5日推出的一档由崔永元主持的电视访谈节目。访谈嘉宾既有政府官员、文体名人、也有普通百姓和企业家、外国友人。现场观众充分互动，参与提问和讨论，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分享不同的人生体验、互相交流碰撞，从而得到不同的感悟。如“黑暗中的歌者”、“花样年华”、“把人生锔起来”等话题都带给观众人生和心灵上的思索。
在深圳这样一座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新兴的移民城市，有一个名为《夜空不寂寞》的热线倾谈节目，成为众多“打工仔”“打工妹”、“白领丽人”。以及“办公室一族”常常造访的空中聚会“场所”。他们在那里向主持人倾诉自己的苦恼，也倾听别人的心里话，并随时参与进来关心和开导他人。1993年主持人在节目中播出了一位叫杨佳朋友的来信，说到家庭的困境及在长沙外语学院读书的妹妹即将失学的情况。播出后的一个月内其远在长沙外院的妹妹收到几百封来自珠江三角洲的信件和3000元汇款。
又如，中央电视台12套播出的《忏悔录》，是一个以“心灵的焦点访谈”为最终定位和品质追求的周播节目，推崇“没有反思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和“吾日三省吾身”的价值观。力图在与犯有重大过失的人物的深度访谈的中，通过访谈者对于自己心路历程的关注和再思考，以忏悔的方式完成自我人格的升华，并给予观众深刻的启迪。从而宣示“人性的光辉，忏悔的力量”这一永恒主题。1997年一位身患癌症几近绝望的听众，在主持人和听众的支持和鼓励中重新燃起生活的勇气。此类大大小小真实感人的故事，昭示着深圳人对理解与信任的渴望、珍惜和热情，强化人们心底的善和诚实的人格力量。
四、谈话类主持人节目的特点
（一）发挥双重传播优势
《中国广播电视学》一书把广播电视的基本功能界定为：传播新闻、社会教育、文化娱乐、提供服务。在以上的基本功能方面，谈话类主持人节目除了在新闻传播方面稍弱外，在社会教育、文化娱乐、提供服务方面都可以承担相应的功能。同时，谈话类主持人节目还具备独特的人际传播方式，两者的结合，融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优势、特点于一体，互动性强，可以发挥双重传播优势，使其可以发挥更大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