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学校
学校很快被建立起来，那是一幢石头建造的两层楼房，其中两个房间充当教室，另一间当做托尔斯泰的办公室，其余两间是教师的办公室。
门厅的天花板上吊着用来报时的小钟，门厅前面排放着体育用具，楼梯口悬挂着课程表。教授的科目有：作文、书法、文法、俄国史、绘画、仪器尺、音乐、算术、生物、说话练习等。
每天早上八点半上课，午餐之前有四小时的课，偶尔也只有三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有时候，任课老师对课业教导得太热诚了，将一小时的课程延长为两小时，甚至三小时。中午12点，学生们回家吃午饭，之后回到学校继续上午的课业；有时，甚至会继续到晚上八点或九点。
学校采取绝对的自由主义，不管学生来不来上课，或者到了学校进不进教室，都由学生自己决定。在这所学校读书，学生不必缴纳学费，即使迟到了也不会被老师责骂。而且教室的座位也不固定，学生们可以随便坐在一起上课。
师资方面，除了托尔斯泰之外，还有三位大学生做他的助手。
以上就是1859年托尔斯泰在家乡创办的学校的基本情况。
他的第一批学生有40名左右，男女合班。他们都是淳朴的农家儿童。通常在钟声响了约半个小时后，他们才三三两两地出现在丘陵那边。
这些学生们全都空着手，他们没有带书本，也没有背书包，他们的书和文具都收在教室书桌的抽屉里。他们不需要复习昨天学习的课程，也不用做什么作业，更没有必要预习今天要学的科目。在老师还没有进教室之前，学生们都在教室附近聊天、玩耍。
托尔斯泰只要求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去认知、去思考，只要他们对今天的课程有兴趣就可以了。
这是托尔斯泰第二次从事教育工作。他认为有才能又有学识的人，不但自己应该享受知识，也应该与别人分享这些知识。这是推动托尔斯泰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思想动力。
托尔斯泰生于富裕家庭，上过大学，拿到了法学学士的学位，参过军，现在又成了小说名家，且曾到过各地旅行，接触到很多新知识、新观念。他迫不及待地想将这些新知识传达给村里的孩子们。
因为之前失败的经验，托尔斯泰这次在学校的每一件事情的处理上都格外谨慎小心。他改变了对家长们的游说说辞，他跟那些农奴们说：“让喜爱玩耍的孩子到学校来吧！”其实，这所学校从规模和制度的健全程度来说，还算不得正规的学校，称之为私塾倒是更恰当一些。托尔斯泰想先从小学教育开始，培养孩子们学习的兴趣，然后再逐渐充实扩大。
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小规模学校的暂时成功而自满，为了学校之后更好的发展，托尔斯泰开始对教育理论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让他颇有发现。
托尔斯泰意识到自己对于有关学校行政方面的事，完全一无所知，也可以说对学校事务的处理和相关制度的制订，托尔斯泰没有一点概念。
意识到这些之后，托尔斯泰开始大量阅读教育学的相关书籍，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向优秀的教育家请教。托尔斯泰也曾到各地的学校或私塾参观，每一次都能获得一些非常好的心得。
慢慢地，托尔斯泰开始不满足于只在俄国境内参观学校，他很想到西欧的德国、英国、法国的学校去参观一下，看看不同文化传统下的教育有什么差别，自己又可以从中借鉴些什么。有了这种想法之后，托尔斯泰在国内待不住了。正好这时尼克莱在德国休养，他就以探病为由，前往西欧各国，访问教育。
这一次的西欧旅行，托尔斯泰以考察各国的学校教育为目的，与第一次以吸收西欧文化为目的的旅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新的教育观念
1860年7月，托尔斯泰与妹妹玛丽亚一同前往德国，看望住院的大哥尼克莱，开始了第二次西欧之旅。
尼克莱在他们到达德国不久后就病逝了，对这位给自己很多关心和照顾的哥哥的离世，托尔斯泰十分伤心。玛丽亚遵照尼克莱的遗嘱，护送他的遗骸回故乡安葬。托尔斯泰则与妹妹分手，继续进行他的教育视察。
托尔斯泰这次的旅程遍及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等国家，他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各国的民情、风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不相同，教育的方法上自然也存在一些差异。所谓西欧的进步教育，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大都是将所规定的各种学科，单方面地灌输给学生。托尔斯泰认为这样的教育方法不适合他的理想，甚至离他的理想相当远。俄国不是法国，也不是意大利，他不能照搬，也无法模仿他们的教育方式，只能适当地作一些参考。
托尔斯泰在德国某些学校参观时，对学校的教学方法十分惊讶，甚至可以说是吓了一跳。学校的课程表上排满了诸如为国王祷告、默诵等类的活动。孩子们都呈现出战战兢兢、乖僻、别扭、心理不正常等现象。在如此束缚的教育方式下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面色铁青，看不出一点快乐的样子，也看不到任何前途光明远大的迹象。
托尔斯泰完全反对这种填鸭式、充满了严厉规则的教育方法，他在日记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
强制性较小的学校，当然要比强制性大的学校更能让孩子们开心并学到知识。不必用太多的规则去束缚孩子，应该让他们的性格自由活泼地发展，家长和教师可以从旁诱导。这才是好的教育方法。
如果孩子们喜欢的话，他们可以和邻座的同学说话；如果他们高兴的话，也可以玩玩掷骰子的游戏。当然，这样的教育方法必然会引起秩序上的混乱，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必须再制订出一些规则来，使师生有所遵循。但是规则不能太细，管得不能太严。譬如有时应该说些有趣的故事给学生听，或提供一些问题让他们解答，让一位同学在黑板上写答案，再由另一位同学上台加以更正。这样每个人都有事做，就不至于有些孩子闲极无聊做些调皮捣蛋的事了。我认为这种办法最好，既不过于严格而又不太放松。然而为什么有些学校的老师们，根本不愿去考虑这些问题呢？
如果将教育方法比喻成投掷豌豆，那么德国式的教育方法，就像掷出去的豌豆碰到墙壁又反弹回来一样，一点也没有实际的效果。
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体验人生的乐趣，与他们共同研究人生中可能会发生的各种问题；把书本上的知识灌输给学生倒是其次，让他们学习活生生的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俄国的教育需要俄国式的教育方式。但是提到俄国式教育方式，现在托尔斯泰所见到的俄国式与过去的俄国式完全没有两样，于是托尔斯泰想出了自己的教育方法。
在他创办的学校里，他决定实行与德国式教育方式不同的方法。既没有体罚，也没有严苛的法规，什么都自由化。当时并不仅是德国，就是在俄国的学校中，也没有不体罚学生的，可是托尔斯泰连处罚的原则都没有订立。
1861年5月，第二次西欧旅行回到家乡后，托尔斯泰用一种灵活的宽松的方法管理他的学生，这使得他的学校充满了欢笑与活力。
虽然没有严格的规则或责罚，却没有一个学生迟到，也没有人在上课时东张西望或恶作剧，而且学生们的学习表现与学业成绩都日渐良好。
托尔斯泰和学生的关系，就好像是蜡烛和烛芯般不可分割。看不到托尔斯泰，学生们会感到寂寞；同样地，没有他们，托尔斯泰也会感觉不安宁。学生们和他分开的时间，只不过是夜晚而已，有时孩子们一直到深夜还逗留在托尔斯泰家阳台附近。
托尔斯泰也时常和孩子们一起玩雪橇，或是摔跤。每到节日，托尔斯泰都会请孩子们吃一些应节的食物；有时他还送他们铅笔、小刀，以及做衣服的纱布或是糖果之类。
到了春天，托尔斯泰将自己名下的一部分土地提供给孩子们，让他们自由耕种，收获全部归他们所有。采用这种教育方法后，托尔斯泰逐渐发觉他的学生们远比同龄的贵族儿童更优异、更聪明，进步也更为神速。如此一来，家长们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反对托尔斯泰的学校，相反开始大力欢迎和褒奖，并全力支持。
于是，托尔斯泰又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邻近的11个村庄设立了好几所分校。分校的老师都是年轻的大学生，每天都写授课日记，星期日聚集到亚斯纳亚·博利尔纳，与托尔斯泰一起研讨授课心得，并协商下周的授课计划。
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但托尔斯泰知道，这种教育方法单凭他们这些人来做，力量非常有限。必须得到更多人的帮助，才能获得更大范围内的认可和推广。
遗憾的是，俄国当时的教育都采取西欧式的教育方式，以强制性教导国民读写。托尔斯泰认为，如果这种教育方式一直延续下去的话，学校生活将会导致儿童身心发展不健全，更会剥夺他们天真活泼的天性，使他们慢慢地变成一个只会说不会做的人。
学校是知识的场地，同时也是向新时代跃进的实验场所，它不是每天处理公事的机关衙门，不需要板着脸不苟言笑。
真正的知识不只是从教室中得到，也要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中，去学习探讨人生的一切。
托尔斯泰决定把这些新的观念介绍给俄国的教育家们，他办了一本教育杂志。
在杂志中，他发表了自己和那些当助教的大学生们的许多教育论文，也发表了一些学校教育工作报告、图书目录，以及学校附属图书馆的工作情况、捐款报告等，内容非常实际而新颖。
但是，托尔斯泰这种自由的教育理论遭到了传统教育家们的反对。同时，因为学校的一些做法，多少含有一些解放农奴的政治意识，所以上流贵族们也开始攻击托尔斯泰；一般的平民也以冷酷无情的眼光看他，骂他是穷极无聊、做傻事。
当然，这些批评并没有动摇托尔斯泰实现理想的决心和信心，因为一个立志实现理想的人，就必须贯彻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反对这种教育方式的人，可以说是不懂得真理的人。他们无非是不愿别人的人生过得完美，而想要将农奴永远置于无知、无自觉的境地，以便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我绝对不能被他们所左右！”
大搜查
不久之后，托尔斯泰生病了，冷感症、咽喉炎、牙痛、眼疾、风湿痛等疾病都找上了托尔斯泰。
这些病痛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托尔斯泰的身体虽然一直很强壮，但却并不十分健康。在高加索的时候，他就经常因为疾病而待在屋子里不能外出。从高加索前往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他也病了好几个月。1856年，他的三哥德米特烈患肺病而死；其后1860年，大哥尼克莱也因肺病去世。托尔斯泰也曾得过三次肺病，分别是在1856年、1861年和1871年。这是第二次，托尔斯泰每天咳个不停，这使他心烦意乱，再加上他所信任的学者和文学家们一直攻击他，他更感到心灰意冷。
托尔斯泰决定前往撒马拉县，接受马乳酒的疗养。他将学校的工作委托给助手们，于7月中旬，带着侍从及两位学生出发了。撒马拉县的广阔土地，果然使他逐渐恢复了生气。他几乎不再咳嗽了，每天一边用马乳酒疗病，一边过着寂静的养病生活。但是在养病期间，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小学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激烈反对托尔斯泰的人们认为当时是打击他的最好机会，他们以卑劣的手段，做出了托尔斯泰没有想到的攻击行为。
当时，托尔斯泰在撒马拉县，家中除了年老的伯母塔迦娜代他管理家务外，妹妹玛丽亚带了子女们来度假。
一天早上，警察主管、分署长、区长、警察，以及大量的宪兵闯进了托尔斯泰的家，他们拿着一道从圣彼得堡来的命令，说托尔斯泰有进行违反国家政策的政治活动的嫌疑。
宪兵们站满庭院，严格监视着每一个人，妇女儿童们几乎吓得晕过去。
桌子抽屉，所有的橱柜、皮箱都被翻开检查，弄得一片狼藉。宪兵们连庭院里的池塘都放下网去，想要在池中捞到什么有关反国家运动的证据，当然结果让他们非常失望。
后来他们将搜查的范围扩大到亚斯纳亚·博利尔纳附近的小学分部，这场搜查行动持续了两个星期之久。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农奴们被这些野蛮宪兵的行为吓得胆战心惊。
塔迦娜伯母对这件事感到非常悲痛，这是促使她生病并很快离世的主要原因。
托尔斯泰在撒马拉县疗养院听到这个消息后，怒斥宪兵们是一群“可恶的恶魔！”然后他又自我安慰：“幸好搜查时我不在场，不然的话，我现在可能已被逮捕下狱了。”
这次不讲理的搜查行动，使托尔斯泰的学校乱得不成样子，村民们都因为惧怕，再也不肯让子女来上学了。托尔斯泰不能忍受这种屈辱，于是他激动地写了一封信给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请求他惩处这些趁主人不在乱搜民宅的宪兵。托尔斯泰甚至说，如果这件事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他就没有再继续待在这个国家的必要了，他准备移居国外。
后来亚历山大二世派了一位侍从官到托尔斯泰家，向他说了声“请原谅”，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托尔斯泰的教育理想又宣告失败，学校关门了。
婚姻和《战争与和平》
撒马拉的马乳酒虽然逐渐恢复了托尔斯泰的身体健康，但却无法治愈他心理上的创伤。教育理想的破产使他极为沮丧，同时，他也没有知心朋友，内心很孤独。当他的物质生活不缺乏钱财的时候，倒有很多逢迎的朋友；可是当他开始专心追求真理时，真正知心的朋友却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