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一方面十分同情他们，一方面对于政府和贵族不闻不问的态度非常气愤和失望。他和当地的一位乡村牧师以及一些领导者、书记们共同发起了拯救农奴的运动。他们带了食物到饥饿的老百姓家去救济他们，可是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经过商量，托尔斯泰决定借助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悲惨境况，呼吁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些农奴。
托尔斯泰起草的公开信上这样写道：
告各报纸、各杂志发行者：
在撒马拉县这偏僻的乡下，我看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给这里造成的影响，尤以今年最为严重。农奴们被饥饿所折磨，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我有责任将这里的悲惨情况尽快公之于众，希望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援救。因为解救农奴的苦难，不仅我个人义不容辞，也是全俄国人的义务。
我想各位将会乐意将此公开信刊载在各位的报纸或杂志上。
至于用什么方法筹集捐赠，以及如何分配给农奴，相信各位都比我清楚，所以这件事由你们去负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全力支持我。
1871年是撒马拉县第一次遭遇饥荒，连过去收入可观的富农，这一年也只能勉强糊口；而那些自给自足的人们已陷于困境；至于本来就经济拮据的农户，只能卖掉家里主要的家畜，甚至得靠借贷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很长时间未曾见过的乞丐，也陆陆续续地出现了。
第二年，也就是1872年，饥荒更加严重，拥有大规模农场的农户开始减少播种数量，并将多余的家畜出售，出售价格全部跌到以前的一半以下；勉强维持三餐的农户，将家畜都卖光了，又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过去闹穷的农奴，如今更穷了，每天只能靠做零工的些微报酬来维持生活，或靠政府的救济勉强活下去；而乞丐的数目，则在急剧地增加。
第三年，也就是今年，真是个大饥荒年。过去拥有不少家畜的人们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了，十之八九的农奴都变成了乞丐。
没有一个地方像撒马拉县这样深受歉收或饥荒的影响，他们生活的艰困，那些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根本无法想象。
一连三年歉收的结果，就是撒马拉县的人们没有面包，他们就算是想做一点零散工作也没有机会可寻。
目睹附近的农田景况，连我这经常在乡下生活而又熟悉农村状况的人，都像是被推下恐怖的谷底一般。
平时种有小麦、玉米、亚麻等作物的农田，现在全部一片荒芜。已经到了7月中旬的收获时节，地里却连一根草都收不回来。
到处都可以看到农奴们像乞丐一样，无目的、无表情地在街道上游荡。
我所在的农村里，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了。他们中那些还有力气的为了求得一餐而到外地工作，留在家里的，只有一些病得骨瘦如柴的小孩，和为照顾他们而离不开的少数不成人形的妇女和老人。
如果现在得不到政府的救助，撒马拉县的全部居民将面临更大的灾难。说到这里，我的心情异常沉痛，非想出救济之法不可。
第一种办法是希望社会上的善心人士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尽可能地募捐一些钱财，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第二种办法是由政府出面，发放无息贷款给他们，帮助他们重振农事。但是要拯救全部撒马拉县的居民，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供给调度呢？如果够的话，该地的人们就可用来先行购买粮食，等到他日丰收时，再陆续分批偿还这些债务。
在这封公开信的后面托尔斯泰还加上了附注，将他所在村子的一些农户的生活状况，详细地列举出来。
为了证明信中所说事情的真实性，乡村牧师和领导者以及书记们都在信后签了名。
托尔斯泰又请牧师们协力合作抄写了好几份，每一份都签上“伯爵列夫·托尔斯泰”的字样，然后将它们寄往全国各主要报社及杂志社。
最先发表这封公开信的是《莫斯科公报》，该报不但刊登了公开信，还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捐募救济金的计划。
除了公开信外，托尔斯泰写信给在宫廷里当女官的伯母托尔斯德雅夫人，向她禀报了撒马拉县人民所遭受的困苦情况，并请她转达“敬请皇后陛下救援”的信件。
很快，皇后陛下拨了一笔救济金下来。
如此一来，很多人都开始呼应，他们异口同声地发出“救济撒马拉县”的口号。以慰问伤兵和救济贫民为宗旨的“爱国妇女会”也发动了大量的妇女，站在街头募捐救济金。
救济活动不但在莫斯科热烈展开，也扩展到了圣彼得堡等周边的其他城市，救济撒马拉县的呼声越来越高。
9月，捐募的救济金有近5000卢布，到了10月份就高达约7000卢布，到了12月已经募得30多万卢布。
这个募捐计划一直持续到1876年，总计募得180多万卢布，以及6000多万斤谷物。但是托尔斯泰并不认为这样就完成了他的责任，他还继续和牧师们协力合作，为饥饿的人们东奔西跑。他捐赠了一部分资金为贫民买马所用，他听到人们的需求就尽力去帮助他们。
有时，托尔斯泰和牧师们骑马到各处访问农家，一听到哪家有病人，就赶紧请医生来帮助医治。人们一听到托尔斯泰他们的马蹄声，脸上就绽开了三年来似乎已经忘记的微笑，像久旱逢雨般高兴。
那些营养失调而全身浮肿的小孩，一看到托尔斯泰就会急急地围拢过来。
他想他已经用真诚打动了他们，他们一听到托尔斯泰的脚步声，都感动地叫道：“那是神的脚步声。”托尔斯泰很高兴。
当一些老婆婆也出来迎接他时，他意识到为这些贫苦人所作的救济，有着如此大的意义。托尔斯泰清楚，他不是神，这些救济工作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全俄国人的热忱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
《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在为了拯救困于饥荒的人们而日夜奔波时，并没有放弃小说的写作，相反，他的创作欲望越来越高昂，已到了非发泄不可的地步。
他曾写信给朋友，他说：“我不断地想吐出思想，内心充满了写作的意愿。不管我所吐出的汁液是上好的还是最下级的，我都想在这美妙的秋天长夜中，一吐心中思虑。”
托尔斯泰想写一部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如同《战争与和平》一样。
他将自己想描写的历史人物定为彼得大帝，他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1682—1725年间在位，他继位后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发展贸易、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改革军事，开疆辟土，为俄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托尔斯泰多次去图书馆收集与彼得大帝相关的资料，他认真阅读这些资料，有时也作一些批注。但是托尔斯泰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
随着资料搜集的深入和完善，托尔斯泰的笔记本上已经满满地写着与那个时代有关的所有事件以及一些简图等。但是越研究、调查，托尔斯泰就越对彼得大帝的性格与作为产生了厌恶感。他认为大帝的政治措施绝不是单单为了国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他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他恣意地过着奢靡的生活，对首都圣彼得堡的建设也极尽奢华。渐渐地，托尔斯泰对彼得大帝不感兴趣了，这部小说的创作也就中途夭折。
相反地，由于妻子半开玩笑的鼓励，托尔斯泰对另一部意料之外的小说的灵感日渐成型，这部小说就是《安娜·卡列尼娜》。
事情是这样的：身兼母职的伯母塔迦娜一直卧病在床，一天午后，身体衰弱的伯母躺在长沙发上，托尔斯泰十岁的长子谢廖沙正为她诵读普希金的小说，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亚坐在一旁编织毛线，一边听儿子诵读。
不一会儿，伯母进入了梦乡，谢廖沙就停止诵读，悄悄地折起书页放在桌上，退出了房间。
托尔斯泰进入房间后，无意拿起放在桌上的普希金小说，不知不觉中轻声地从头念起来：“客人们都来到了村庄——”
他立即严肃地说：“这样开头的写作方式很好，单刀直入地就进入到事件的中心。”当时索菲亚半开玩笑地说：“你也用这种方式写小说嘛。”
瞬间，托尔斯泰眼前一亮，妻子的话无疑给了他灵感，他决定尝试用这种方式写一部小说。
托尔斯泰马上回到自己的书房，坐在桌子前，提笔写道：“奥布朗斯基的家庭，非常地纷乱复杂。”而后他又接上一句，“幸福的家庭是类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在这之前，亚斯纳亚·博利尔纳附近曾发生了一起自杀案件，那时候托尔斯泰正在集中精神搜集彼得大帝的相关资料。领主毕科夫的妻子安娜是一个嫉妒心很重的女人，每次雇用新的女家庭教师时，她就怀疑她们可能会和丈夫发生暧昧的事。夫妻二人经常因为这件事争吵，最后安娜出走了。
第三天，安娜带了一个小提包出现在火车站，她托街上的马车夫送一封信给她的丈夫毕科夫。
车夫很快将信送去，等他再回到车站时，安娜已经卧轨自杀了。
一审检察官以及验尸的人都到齐后，安娜写给丈夫的遗书被公开，信上这样写着：“你就是杀我的凶手，杀人犯如果能过上幸福生活的话，你就和那个女人去过幸福生活吧。如果你想见我，就请你到车站来，你会看到我的尸体躺在铁轨上。”
当时托尔斯泰还去火车站看过安娜被解剖的尸体，这个悲惨的事件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现在，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于是就以它作为影射，开始写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不过，他的小说内容和事实却有些出入，他将这部小说中的这位美丽妇人安娜·卡列尼娜描写成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爱情和幸福的人。但是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终于卧轨自杀。
托尔斯泰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几乎都以实际人物为塑造对象，他们似乎都在人生中不断地找寻着真理。
1874年春天，托尔斯泰将这部作品的最初部分送到报社排印初稿。之后，这部小说开始陆陆续续地连载，到1877年4月，除最后一卷外，其他章节均已连载结束，单行本开始出版发行。
这期间，托尔斯泰没有放弃他的教育事业，他将住宅的一部分拨为私塾教室，对农奴的子女进行基本教育，并出版了《国民教育论》，以及《初级读本》十二卷。
1873-1875年间，托尔斯泰又失去了几个亲人，首先是伯母塔迦娜的病逝，接着第四个儿子贝萨夭折，第五个儿子尼克莱也在十个月大的时候不幸夭折，这些噩耗陆陆续续地打击他，使得《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无法顺利进行。最后的第八卷，没有在报纸上刊载，是因为托尔斯泰明显的反战思想与编辑产生了冲突。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将全部私有财产都捐赠出来，编成一队骑兵远征他地。托尔斯泰认为这是上流人士盲目的行为，但当时俄国社会却认为这是高尚的爱国行动。
早年托尔斯泰从军时，先后写了《哥萨克》《塞瓦斯托波尔纪事》，这时他却又坚决反对战争，这是他人生观的转变。
托尔斯泰曾听人说过：“各人有各人的特色，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欲望而生活，有的人则为了精神而生活。”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过程中，他经常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
托尔斯泰是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领主，又是贵族，在撒马拉县还有为数可观的土地和马匹，他是为了欲望而生活吗？他写小说、办教育，说不定将来会成为普希金或莎士比亚那样的大文豪，那么他是为了精神而生活吗？托尔斯泰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1875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说道：
最近我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满足，但是看到身旁的人们受到饥荒的威胁，却又使我的内心非常痛苦。
你会不会认为很奇怪呢？这种思想使我产生了恐惧。
在我们家的餐桌上，有黄色的奶油、咖啡色烤得微焦的面包，以及美丽的餐巾；院子里有绿油油的树木，还有穿着柔软薄毛衣的年轻妇人在凉爽的树荫下愉快地闲谈。
但是远处，可怕的饥荒却正像恶魔般张牙舞爪地啃噬着人们，田间变得一片荒芜，到处是枯萎的杂草，干涸的土地上现出了裂痕，农奴们的脚跟布满了厚茧、皮肤皲裂，家畜的蹄子也都裂开来了。
贫民们因饥荒而没有食物充饥，但是领主贵族们却无忧虑地享受着美食，而且穿着华丽的衣服，悠闲地在树荫下纳凉，这种情况算是公平吗？
这些疑问在托尔斯泰心中越来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