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明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这一特大灾难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翌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英国《每日电讯报》、《卫报》、《金融时报》，意大利《新闻报》，日本《朝日新闻》，韩国《东亚日报》，印度《加尔各答电讯报》，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以及许多国家的电视台、通讯社、网站，纷纷将中国大地震作为重大新闻予以报道。
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对海内外媒体采访灾区未作出任何限制。截止到5月22日，共有1209位境内记者在灾区采访，另有来自114家境外媒体的550位记者到四川等地的地震灾区采访，其中326位记者为外国人。新闻大战和抗震救灾同步进行。梳理国外媒体的震灾新闻采访报道，对国内媒体及其记者不无借鉴意义。
采访只是新闻报道的前期准备，记者的最终使命在于报道新闻。在中国地震灾区采访的国外记者，报道和评述震灾才是他们工作的目的。国别的不同，使得他们的报道和中国媒体的报道也有明显不同。
一、立场迥异
新闻事实是客观的，记者的思维是主观的。记者报道事件的态度，决定了其立场的肯定还是否定。同为地震报道，记者对汶川特大地震及中国政府的态度不同，决定了他们报道时的立场也不一样。
（一）歪曲
个别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持有偏见的西方媒体，即便在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对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辛勤努力，不仅熟视无睹，而且说三道四。歪曲和诋毁，是这类西方媒体的基本立场。
5月14日，德国《明镜》周刊在线刊登其驻上海记者维兰德·瓦格纳的头条评论文章，指责中国政府“把灾难变成公关行动”，称中国领导层对地震作出的反应是总理像一个消防队员一样急切地赶往地震灾区，共产党想要利用这次灾难的危机处理结束在西藏危机之后的国际孤立。对中国媒体灾情报道进行恶意中伤：从来不无的放矢的中国官方媒体充分利用了这次地震，用习以为常的政治口号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
同属于贝塔斯曼旗下的《明星》周刊，也刊文发表类似观点，将近期中国自然灾害频繁归咎于是政府的错。甚至对于中国成功将被埋在废墟下5天的德国游客伯格达解救出来，也有文章认为中国是在作秀。
（二）肯定
事实终究是事实，谁也无法否认。绝大多数西方媒体对中国震灾新闻报道持肯定的立场。德国媒体中肯定的声音仍占大多数。德国《每日新闻报》认为：“没有遮掩、美化，在四川发生地震的当天，中国领导人就努力展示了透明度和效益。”德国《时代周报》写道：“政府及时的反应同灾区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并无关联。中国政府为救灾付出的努力绝非是出于宣传目的的作秀。中国在本次地震灾害中的表现受到联合国的表扬是当之无愧的。”
其他西方媒体对中国震灾报道的立场，也多是持赞赏的肯定态度。譬如，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汶川地震：中国形象的嬗变信号》一文称：“中国官方内部的动员体系此次显然有了截然不同的轨迹。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正试图改变既往隐瞒或公布迟缓的做法，以期掌握舆论的主动。”美联社的报道写道：“在严重的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之内，大约有2万名军人集结到了地震灾区，帮助挖掘死难者、搜寻受伤者，而多达3万的军用飞机以及军用卡车正在驰援。”“这种快速的动员，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已经将灾难救援放在突出的位置，也向世界展示了他们对奥运期间的任何突发事件都会准备充分。”路透社《灾害面前西方国家停止攻击》的文章认为：“中国是受害者，现在批评中国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个缓解中国人对西方国家仇恨的机会。”
二、角度多元
由于不同国家在国家利益、政治形态、文化背景、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差异，作为政治“风向标”的国外主流媒体对此次汶川地震的报道角度也不尽相同。
（一）经济角度
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地震，也是继1950年西藏墨脱地震和2001年昆仑山大地震后的国内第三大地震（就震级而言），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10万平方公里。截至2009年4月25日10时，遇难69227人，受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元。
首震发生的第二天（5月13日），当国内主流媒体开始全线投入，重点报道对废墟下生命迹象的寻找与援救时，同样也是地震多发区的日本，其部分主流媒体已经开始关注地震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日本Record China网站5月13日的报道，就通信、金融、建筑、媒体行业以及需要支付大量保险金的保险业的股票价格走向进行了分析与预测。13日下午出版的日本《读卖新闻》（晚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抗震工作跟不上》的文章，引用曾与四川成都的大学有过交流活动的土木学会前会长、早稻田大学教授滨田政则的原话，“在中国，地方上片面追求高速发展，房屋的抗震性能可能被忽视。而且抗震检验体系也不完备”，揭示了经济增长与房屋建设上存在的矛盾。
（二）政治角度
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反映在海外记者对此次四川震灾的新闻报道中。有的媒体侧重于政府对震灾信息公开的透明度来予以报道，无形中和政治因素相联系。譬如，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表示：“从北京到边远的贵州，可以看到整个行政体系都在把‘及时公开准确信息’作为稳定民心的关键，电视、网络甚至手机短信，都成为官方信息的发布渠道。”“国家电视台（指中央电视台）打断正常的节目播放，直播四川地震的最新情况。平时晚上连播的电视剧也被采访灾区居民和幸存者的节目代替。”《澳大利亚人报》如是描述。
与国内记者在此次地震中肩负的“舆论导向”、“党的喉舌”之媒体职能不同的是，海外记者更侧重于对整个中国国情的关注与呈现，有时候还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刻意夸大甚至歪曲某些事实。这与媒体与政治之间存在的天生的裙带关系是不无关联的，即无论言论自由发展程度有多高，媒体报道都要或多或少受国家立场的限制——事实无国界，媒体却有国籍。
（三）外交角度
国外媒体对此次地震的报道，相较国内媒体而言，还多了一层“国际关系”的伏笔。一国主流媒体对其他国家重大事件报道的态度，往往反映出本国政府或广大民众的态度，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出一段时期内国际关系的新动向。本次汶川地震中国外媒体的报道，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其所在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与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状况。
英国广播公司BBC引用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的观点：“中国政府对于此次地震的反应快速而又高效，英国已经做好准备提供援助”，侧面反映出中英乃至中国和整个欧共体在近段时期内因各自利益需求和民众呼声而在各项领域的合作中发展成顺势，国际关系以合作为主。日本《每日新闻》则以《中国发生地震：日本政府表示如中国提出要求将提供国际救援队等紧急援助》为题作了报道。报道称，“福田康夫首相于12日傍晚通过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表示‘中国如有需要，日方已做好准备提供尽可能的援助’”。有趣的是，报道还补注了关于地震前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双方在日中首脑会议中确认将加强两国关系”的信息，并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表示准备迅速提供尽可能的援助。预计将从设在新加坡的日本国际合作机构（JICA）储备仓库调拨毛毯、帐篷、发电机、医药用品等援助物资，也正在研讨派遣进行搜救受灾者工作的救援小组和医疗小组。日本外务省已与日本国际合作机构取得联系，做好救援准备，但因为要根据当地受灾规模才能决定援助规模，所以目前正积极获取受灾的详细情况。”足见国际关系在媒体涉外报道中，对报道角度考量上的深远影响。
（四）人文角度
与安全角度同样频繁地被海外媒体广泛采纳的，便是从“人性化”视角出发，关注生命本身。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外务大臣高村正彦于13日上午在会见记者时表明，中国四川省发生大地震，现居留在该省的日本人中约有40％（120人）已得到确认平安无事。俄新社网站编辑部17日在《中国，挺住！》一文中写道，“中国不需要同情，中国需要理解；中国不需要安慰，中国需要支持。我们愿以杯水之力，尽寸尺之能，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韩国《文化日报》则以《徒手救人的英雄们》为题，赞颂了“用自己的双手扒开瓦砾和土块，拯救珍贵生命的无名军人和武警们”。英国路透社更是以“爬过倒塌的建筑物残骸，热泪盈眶地安慰哭泣的孩子，通过扩音器向群众大声呼喊，中国总理温家宝已经成为中国面对灾难时开放和动情的面孔……”这种白描性的手法，同时也是饱含人文关怀的文字表述为文章的开篇。
三、善用对比
采取纵向和横向对比的报道手法，适宜于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在这次地震新闻报道中，国外媒体作为旁观者对中国的关注，既从历史出发，又和现实比较，从新闻的角度对这次抗震救灾进行了合理定位。
（一）纵向对比
国外媒体在报道汶川大地震时，往往以纵向对比的方式联系到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56秒发生在河北唐山的7.8级大地震。《泰晤士报》将这次地震跟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作比较。“按照官方数据，那场地震的死亡人数为24万。在当时，救援队伍完全措手不及。没有外国救援队伍获准进入。而这一次，中国的回应更敏锐，更成熟。北京表示感谢全世界的同情，接受援助。”美国《西雅图邮讯报》分析说，“中国公开处理灾难，并还没有直接拒绝所有帮助，这本身就是进步的迹象。”
（二）横向对比
自然灾害是个世界性的话题，各国都有。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不同的政府应对的举措也有区别，这就为媒体进行横向对比提供了素材。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说：“八天之内，两场可怕的自然灾害侵袭两个相邻的国家。在缅甸，飓风导致10万人死伤，如今继续威胁另外数以千计的民众的性命，因为军政府罪恶地拒绝接受并运送迫切需要的外国援助。在中国，三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已经导致至少1.2万人死亡，不过仍然与外界隔绝的震中汶川死亡人数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三到四倍。然而，中国的领导人的反应速度和关注堪称楷模，动员全国救援幸存者，预防疾病的爆发。没有比这种更鲜明的对比了。在中国，尽管旧的保密习惯依然挥之不去，但新的开放和关注令人振奋。”美联社则认为：“与缅甸政府在应对热带风暴灾害时的迟缓反应和隐瞒真相相比，中国的反应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刘海明：西南科技大学新闻传播系教师，中国传媒大学报刊理论方向2007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