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5·12”汶川大地震报道为例
王薇
一、汶川地震披露：政府信息公开与党报话语变迁的共振
汶川大地震报道是政府和媒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后共同交出的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汶川8级大地震发生后，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即时披露、公开，党报报道的即时、全面、深入，标志着中国的危机信息披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一）政府对危机信息的即时披露与公开透明
信息发布及时。地震当天下午，四川省政务网就及时发布了《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的消息。此后，各地政府网站纷纷及时更新，以最快速度发布受灾信息，当地自救以及各界关注的情况。
新闻发布会密集。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公示的新闻发布会中，关于汶川地震的发布会共计123场。政府各部门、机构持续在网站上向外界披露公众欲知而不得的重灾区的情况，以及各地政府在抗震救灾方面的工作部署，第一时间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
（二）汶川地震报道的党报话语及议程设置
本文主要通过对三份党报的内容分析，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这三份党报分别是《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天津日报》，本文抽取了2008年5月13日至6月1日20天内三份报纸的所有相关报道，共搜集样本1565份，对其议题进行了编码、统计和结果整理。
在抽样的1565份样本中，三份党报对5·12地震的报道从地震开始起完整地跟踪了整个灾难事件的全程以及后续的相关行动，其及时性和公开性与历史上的地震灾难报道相比有了突破性的进步。可以看到20天内各党报每天报道量的走势图。三张报纸报道量的高峰时间部分是相吻合的，《解放日报》在5月20日报道量最多，《人民日报》出现在5月21日，都是出现在地震调整期。《天津日报》报道总量相对较少，但在5月16日和5月21日日报道量均出现了两个小的高峰期，这两个时间分别处在地震的应急反应期和调整期。
研究发现，报道总的精神主旨基本上是对抗震救灾的鼓励和号召，对奉献者和牺牲者的讴歌，对顽强生命的礼赞，对逝去生命的哀悼等。这些多元化的精神主旨反映了对过去“人定胜天”一元化主旨的重大突破，显示了我国社会的进步。
三份报纸的议题既有重合又有差别，各报纸的重点议题也出现了交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报道面非常广，议题丰富多样。三份报纸涵盖了从灾情、救灾等信息传播到地震知识普及、寻亲等灾民服务的一系列内容，很好地发挥了党报的信息平台的作用。第二是从报道对象上看，对救援队和队员、灾民个人给予了重大篇幅的、图文并茂的报道，改变了过去的报道模式——把报道重点对准党政领导如何带领干部群众取得抗灾斗争的胜利。第三是出现了小部分对诈骗捐助善款、地震造谣等负面题材的报道，从而真正实现了党报正面信息公开与反思监督的良性互补。
另外，本研究通过对地震报道的议题进行区分和统计后发现，抗震救灾议题占的比例最大，是贯穿灾难报道始终的基本议题，灾情、领导人视察议题比例变化也不是特别大。而从抢险、卫生防疫、灾后民生和重建、哀悼等具有阶段性特点的特殊议题上，则可以比较清晰反映灾难报道的进度和进展情况。按照日期纵轴，以四天为单位将整个地震报道分为五个阶段，可以看出不同阶段不同议题的变化情况。
5月13日到5月16日，正处于地震发生后初期的应急反应阶段，因而可以看出抗震救灾和灾情议题在这一阶段的比例是五个阶段中最大的，这阶段侧重于向受众传达灾情信息满足其知情权，同时弘扬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的精神主旨。
5月19日到5月21日为全国哀悼日，因此，第二阶段（5月17日到5月20日）和第三阶段（5月21日到5月24日）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哀悼同胞议题的相关报道。
后两个阶段（5月25日到5月28日，5月29日到6月1日）处于地震后的适应期和控制期，对于人员的营救已经开始退出主要工作地位，而对灾民的安置和对重建工作的前期安排开始进入各党报视野，灾后民生和重建议题比重不断加大。同时，由于堰塞湖等次生灾害开始暴露其在安全上的重大隐患，抢险议题开始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占据了新闻报道的主要版面。
5·12地震报道体现了及时性、公开性、有序性和连续性等诸多特点，在报道模式上已经形成了较为清晰的阶段性特点。
通过对地震报道不同的报道对象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报道最多的对象类型前三位分别是党政机关和领导、救援队和队员，以及灾民，其报道比例分别为24.09％、23.51％和12.78％。《天津日报》、《解放日报》关于救援队和队员的比例最高，《人民日报》对党政机关和领导的报道比例最高。
5·12地震报道开始更多地关注灾区、关注灾民、关注救援人员和普通的百姓，在报道中体现了人文关怀，弘扬了人性光辉，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党报对灾区灾民的关注，体现了新时期的人文关怀，这也是我国灾难报道的重大进步之一。
二、党报视阈的开辟：危机信息披露良性机制的建构
党报在危机信息披露良性机制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结合汶川大地震报道的经验，党报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践行：
（一）有效传达政府举措畅通信息传播渠道
获得必要的自由报道权的党报如何在危机处理中协助政府披露危机，同时保证公民知情权是现在党报面临的全新课题。
首先，在政府进行危机公关的过程中，党报要始终如一地与政府站在一起，化解和消除诱发突发事件的各种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党报应一方面把危机状况及民众心态及时反馈给政府，帮助政府进行科学决策；另一方面把政府的应对措施、相关政策等及时向公众发布，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党报应该成为政府的“危机信息代言人”，在危机降临时，党报应及时报道政府处理危机的各项措施及其效果，这些报道对塑造政府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党报应该协助、监督政府增加透明度，畅通信息传播渠道。在涉及广大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共突发事件中，公众会出现巨大的信息饥渴、信息占有焦虑，而政府主导的主流信息传播渠道如果封锁信息，会导致谣言的蔓延。因此，在信息传播手段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及时披露公开各种信息，增加政府透明度，减少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成为党报的理性选择。
（二）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时传递相关信息
一是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形成持续不断的信息流，构筑动态信息环境，作用于人们的认识，引导舆论。二是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意见表达来引导舆论。党报应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在第一时间公开报道，抢占舆论制高点，避免重大新闻“出口转内销”陷于被动。同时加强对于舆论环境的研究，掌握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设置一些议题，使得新闻舆论引导收到更好的效果，对谣言和流言进行坚决的抵制。
由于公共危机具有高度突发性和巨大的破坏力，又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党报应该具备敏锐的嗅觉，在危机初露端倪时尽快将信息公之于众，建立危机的预警机制。这里所说的信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动发布的关于公共危机的权威信息；二是党报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的，政府还没来得及公布的危机相关信息。
（三）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转移化解社会压力
美国学者科恩在研究媒介报道效果时，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许多场合，报刊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地成功。”[1]所以，党报精心策划、突出报道的议题往往会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而且公众会依据党报提示的角度分析思考，按照党报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排列组合。
为了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危机解决和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党报可以加大相关信息的流量，让这些信息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以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由于公共危机对公众的震动较大，在报道有关危机的第一条信息后，要注意了解并把握公众心理的动态变化。随着公共危机的阶段性发展，要有针对性地调整新闻发布的密度和频度[2]，以及新闻评论的方向和尺度。在与公众需求保持密切的良性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减轻公众由危机带来的心理压力，甚至可以转移公众对危机损害的注意力，从而做好危机时期社会的舆论导向。
（四）发挥媒体联动报道避免“同质化”倾向
目前，重灾区地方媒体和上一级地方媒体联动报道还比较常见，如市级媒体与省级媒体。但一般表现为，省级地方媒体直接吸纳市级地方媒体的新闻信息并予以发布。这种信息复制除了扩大信息覆盖面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省级党报在接收到市级地方的信息后应该与省政府或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为危机的解决争取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或措施，再将相关信息传递出去。而地市级党报在吸收省级党报新闻信息的同时，也要与市政府或相关部门通气，让公众能够看到市政府或相关部门意见与态度的一些转变。
另一种媒体联动是指各地方媒体间的合作报道。当公共危机涉及地域较广的时候，各地党报为了将全面、翔实的危机信息传递给受众，应该采取这种报道方式。它不是简单地转载相关地方的新闻，而是各地党报派出人员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到危机的相关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这种强大的宣传攻势所产生的共振作用，必然能形成较强的舆论合力。
另外，我国目前对公共危机舆论的引导方式明显缺乏创新意识，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内容与形式严重同质化，这不仅不能得到现代受众的普遍认同，反而会引起受众强烈的抵触心理。如在“非典”报道的中后期，媒体上千篇一律的是对医护人员的高歌赞颂，公众在这种重复信息的轮番轰炸下很难看到其他的有效信息，对于过量的正面宣传渐渐麻木。所以，党报应该积极拓展公共危机报道的方式，避免陷入同质化的旋涡。
〔王薇：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1]陆高峰：《大地震报道：事实离真实还有多远》，《青年记者》2008年第12期。
[2]李红雷：《公共危机下的舆论引导》，《青年记者》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