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报道为例
严三九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地震。这是一次震动了半个中国的强震，北京、上海、天津、重庆、云南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震感，多数地方的民众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这场天灾的威力。然而，这次强震并没有造成社会恐慌。北京、上海等有过震感的地区都很快恢复了常态，社会秩序井然，人们在强震面前保持了冷静和理性。
显然，这种理性归功于及时的信息公开和透明、通畅的信息传播，政府和媒体在这次危机事件中迅速、高效地承担起了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就在地震到来那一时刻起，各类媒体进行了及时充分的报道，直到笔者写作这篇文章时，中央电视台已经持续直播报道了近200小时，主流网站也在不断刷新着灾区传来的各类信息。这次危机事件的信息传达和报道非常客观、及时，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一致赞扬。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安德鲁·雅各布斯在《中国对地震的回应异常公开》一文中盛赞道：“尽管世界很多地区有大量这样的灾难场景，但对于一个有着隐瞒自然灾害历史的国家而言，电视上不断播放的救灾工作是了不起的。”[1]《国际日报》也发表评论文章说，由于中国政府在灾害发生后的迅速行动和媒体信息的迅速公布，使得西方媒体对汶川地震几乎都成正面性的报道。[2]
那么，这次危机事件的媒体报道缘何能够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它有何经验或得失？媒体在应对此类突发性危机事件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采用何种报道策略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危机事件与信息公开
在危机传播领域，危机一词已被限定了多种规定性。巴顿（Barton，1993）把危机规定为有这些特性的状态：一是惊奇；二是对重要价值的高度威胁；三是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弗恩·班克思（Fern-Banks，1996）把危机定义为“对一个组织、公司及其产品或名声等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的事故”。芬克（Fink，1986）则把危机定义为“在确定的变化逼近时，事件的不确定性或状态”。斯格（Seeger，1998）等认为危机是“一种能够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威胁的、特殊的、不可预测的、非常规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3]
这些定义分别强调了危机的不同的侧面，可以据此总结出危机事件的四个特点：第一，有一个非预期性事件发生。比如，尽管像地震、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的实际发生程度有可预测性，但是其影响的范围与严重程度还不可能完全预测。第二，危机传播状态的存在，会使组织制度的重要价值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威胁。第三，危机传播代表着一种时间性很强的状态。个人或组织没有充足的时间对危机事件作出反应，无法照章办事，需要立即对大众做出解释。第四，一个危机传播状态包括在一个急速变化的环境中，具有动态的和多维关系的倾向，危机事件的报道应该是不断变化、多维的，而不是静止的、一维的。
作为政府与公众中介的媒体，对危机事件的应对策略成为遏制危机扩散、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澳大利亚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Robert J.Heath）将媒体的作用概括为[4]：
第一，提供信息，指导公众在不同的危机情境中行动；第二，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第三，危机发生时警示公众；第四，为危机管理者提供信息，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可以理解和分析较大的危机；第五，提供有关做什么、去哪里、联系谁及采取什么措施的信息，以控制并解决危机。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四川地区的特大地震灾害是一次典型的危机事件，而媒体应当在这次事件中承担起从危机处理中的状态评估、信息传递、利益相关者的调节，到危机恢复期的形象塑造的主导角色。我国在“非典”和南方雨雪冰冻灾害中的一些报道失误已经证明，应对危机事件不可能由政府单独完成，传统的“全能政府”思想应当得以重新审视并进行转变。同时，互联网、手机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也使得危机事件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呈现出病毒式扩散的典型特征，此时仅凭权力压制媒体的做法，反而会加大信息传播中的噪音，使真实信息的传播受阻，为危机爆发埋下祸根。[5]
二、危机事件中的媒体报道策略
如果参照罗伯特·希斯对危机事件中媒体作用的描述，结合我国这次地震报道的实际，媒体在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应当采取以下策略：
（一）第一时间反应，最权威媒体发布
这次地震灾害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媒体反应极其迅速，并选取最权威的媒体进行信息发布，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信息传播中的噪音，为客观准确地传递灾情、避免恐慌抢占了先机。
1.电视媒体的直播报道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在地震发生后32分钟首发新闻，52分钟后即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而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的常规节目播出被打破，实现了同一主题无间断播出，报道汶川地震的最新情况。在地震发生后两个半小时，中央电视台第一批记者就跟随温家宝总理赶赴灾区；5月13日，第二报道梯队分别赶往四川汶川、都江堰、北川、绵竹等重灾区进行采访，由央视新闻、专栏节目和直播等系统组成的前方报道团队近50人。在后方，新闻中心也紧急从各个部门调配人手，形成直播梯队，服从新闻中心的统一调度。
与以往的直播报道迥然不同，央视这次的报道思路是“跟着事实走”，即人先进去再考虑播什么。一位负责人表示，“最重要的是先把人送过去，然后是直播车以及器械的进入，最后才是考虑节目内容的问题……这时候‘播’是首要的，而‘播什么’则是在第二位才要解决的问题。”[6]
与此同时，张泉灵、白岩松、赵普、康辉等近十位主播也在前后方悉数上场，投入到紧张的“全天候”直播。在一向苛刻的天涯论坛上流传着一个题为《张泉灵，好样的——看CCTV直播的感受》的帖子：“刚才换白岩松来主持了，感觉节目的节奏一下子好起来了，介绍的东西都是我们老百姓关注的，感觉到他的有感而发，真正关心和思考过了，言之有物。先表扬和佩服一下，确实有水平。然后，就是工作在前方的张泉灵连线了，她介绍得清楚、实际，又都是大家关心的实质性内容。听得人精神振奋。知道她刚从雪山回来，马上又投入了救灾报道，她的声音很动情，但一点也不矫情，真的谢谢她，佩服她。”可见，央视在震灾发生后迅速的反应、透明的处理，得到了舆论的好评。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电视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央视的直播信号，包括BBC、CNN等境外新闻机构。
2.主流新闻网站的滚动式密集报道
汶川地震，更是体现了网络媒体在新闻报道上的速度优势和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主流新闻网站，在地震发生后，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主动地开展网评工作，引导网民理性地看待地震，最大限度地压缩小道消息、政治谣言和攻击性言论在网络上的传播空间。
就在民众因为大楼摇晃而纷纷奔跑下楼躲避地震的同时，网络媒体便发布了汶川7.8级地震的消息。14点46分，国家地震局迅速通过新华网发布了权威消息“国家地震局测定：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烈地震，北京通州发生3.9级地震”。从地震发生到消息发布，也就18分钟的间隔时间。紧随其后，荆楚网等地方新闻网站纷纷跟进，积极转载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发布的稿件，及时发布大量权威信息，批驳各种不实传言。主流新闻网站以其权威性和公信力，集中对危机事件加以政治判断和舆论引导，稳定了民众的恐慌心理，有力地配合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展开。
3.报纸的充分报道
与电视直播和网络媒体的实时动态更新报道不同，报纸在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上要弱很多，它们多围绕这一危机事件进行多角度、多体裁的充分报道，在报道的全面性和深度上下足工夫。下表为《人民日报》分别在5月13日和17日的相关报道，其中既有灾情最新进展、营救行动介绍，也有抗灾知识介绍和对捐助的倡导，涉及消息、通讯、评论员文章、图片新闻等多种体裁。
报纸中除了救灾的进展介绍，也不乏感人的故事。以《人民日报》几则新闻标题为例：《“没有路，肩膀就是通道”》（2008年5月14日），《那一刻，他张开双臂护住4个学生》（2008年5月15日），《“赶快救人！”》（2008年5月15日），《孩子别哭，我们在一起》（2008年5月16日），《搜寻每一丝生命气息》（2008年5月16日），《不放弃，不抛弃》（2008年5月17日），《“喊”回来的一条生命》（2008年5月18日），《柴刀劈出生命路》（2008年5月18日）；《生命挺过150小时》（2008年5月19日），《一心想着村民的羌族书记——记理县通化乡卡子村党支部书记张朝军》（2008年5月20日）。这些新闻，光看标题，就让人感动，当中所描述的催人泪下的情节，让读者同情心倍增。
如果我们将上述媒体的报道内容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会发现它们普遍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没有回避震灾的严重和救灾时遇到的困难。此次震灾破坏力之强、破坏范围之广以及救助难度之大，都是以往的危机事件无法相比的。媒体在报道中敢于突破，将营救北川中学师生、打通前往汶川的公路时遇到的困境通过视频直播和图片报道的形式展现出来，使观众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感。例如，中央电视台在5月13日晚上的直播报道中，电话连线身处震中地区映秀镇的阿坝州应急办主任何飚，电话那端心急如焚的情绪通过直播展现在亿万观众面前：“这里两万人的大镇，周围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通电彻底崩溃了，我们老百姓在那里苦等，等待救援，现在一支救援队没有，现在急需药品、食品、水，已经过了24小时，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救援！……”整段连线过程充斥着“完了”、“瘫痪”、“崩溃”等悲观性话语，虽然没有现场画面，但是大多数观众仍然感受到了这次震灾的严重，对灾难认识也更加客观和理性。
第二，突出政府的救援效率，尤其注重反映政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最大的人力投入救灾。震灾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从全国各地调集专业救援人员、解放军武警部队、医务人员以及大量的救灾物资，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展开救援。有些国外媒体惊叹，就效率和速度而言，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赶得上中国，它们甚至建议美国学习中国经验，也应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动用军队投入救灾。[7]可见，国内媒体对救援工作的及时、客观报道对国内外舆论产生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