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求理舍情”。和“以理掩情”的表现形式相比，“求理舍情”中的“情”与“理”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只是在理与情的两难选择中，“情”往往被无奈地搁置。比如，在《走向远方》中，周梦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养母李桂英创办并辛苦经营了三十年的街办小厂，改造成为了一个具有现代管理水平的新型企业。然而，在改革创业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改革者”，周梦远面对着一系列如何在“理”（改革事业）与“情”（人情世道）之间作出选择的艰难处境。比如，为了工厂的发展，周梦远要劝文化水平低、管理理念和方法落后的养母退休、让位；为了推行新的分配制度，他要给非亲非故，但对工厂有重要贡献的待业青年何茹加薪，同时，又要将不满新的工资分配制度并带头闹事的义弟杜建国开除出厂。然而，在另一方面，周梦远从小失去双亲，是好心的李桂英夫妇收养、培育了他。几十年的养育恩情，使他在作出上述抉择时必然要承受巨大的感情折磨和道义自责。
再比如，在《世纪之约》中，雷默所持有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管理理念同中和公司一些员工身上存在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惰性构成了激烈的矛盾冲突。一方面，雷默和这支具有光荣历史的建设者们有着相濡以沫的兄弟般情谊，在中—西文化零距离的交锋中，本能的爱国情怀还使雷默和中和公司的员工们站在同一条阵线上。然而，在另一方面，面对安平、孟东、杠头等人的落后观念和错误行为（比如，缺乏现代职业意识、忽略合同质量要求，盲目自尊、任意胡为，马虎大意、敷衍塞责等），雷默不得不“舍情求理”。在作品的艺术叙事中，雷默抡起斧头砍掉“英雄谱”这一情节在人们的情感心灵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它让我们看到：不克服盲目自大的毛病，不树立起现代生产意识和现代管理理念，核电站建设的质量与管理就无法得到保障，现代产业工人也就不会成为先进生产力的真正代表。事实上，在作品的影像书写中，正是这一震撼人心的“情”、“理”冲突使中和公司的员工们经历了一场暴风雨般的心灵洗礼，也使广大电视观众受到了强烈的灵魂撞击，并升华出一种崇高的美感。
三是“因理弃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广发展，现代自我意识就像燎原的烈火、雨后的春笋，势不可挡地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有着几千年伦理道德秩序和人伦情感的中国，这种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理”必然会和传统文化中的“情”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因理弃情”的表现形式在《雪野》、《当家的女人》等作品中有突出的体现。
在《雪野》中，秋香对真正爱情的执著追求有着可贵的现代品质。秋香有文化、有理想、有追求，然而，在物质匮乏和封建传统观念的双重摆布中，她无法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两袋子黄豆”的彩礼就是她的全部价值——她哭泣、怨愤、反抗，最终仍无法改变嫁给她根本不爱的齐来福的命运。改革开放后，秋香毅然决然地和齐来福离了婚。在传统道德伦理氛围浓厚的中国农村，这无疑要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然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农村经济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同时，也必然要改变秋香的生活。事实上，新的时代生活也的确使她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观众的面前。在开办家禽饲养场、大车店和饭馆的过程中，秋香的胆识魄力、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一再显现出来。正是在创造性的劳动中，秋香感受到了个人命运与正在发生的历史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自身的价值和力量有了清醒的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认识”使她对自己的生活、爱情、婚姻有着更为自觉的把握——她拒绝了与齐来福的重归于好，看到了初恋情人钟木匠的人格缺损、陈文彬的怯懦委琐、林大个子的不思进取。因此，在这种“因理弃情”的艺术逻辑中，秋香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得到了有效的典型刻画。
在《当家的女人》中，作品在情与理的交织、碰撞中将菊香“这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平凡而素朴的生活经历及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在菊香由一个勤劳善良、忍辱负重的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一个识大体、明事理、有眼光的农民企业家的过程中，多种形式的情理矛盾都嵌入其性格刻画之中。特别是，作品通过菊香和姑姑李月春的矛盾关系，来表现菊香的性格发展。在作品中，李月春这个当年充满朝气的女队长，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思想的僵化和行事的刻板而不再具有人格上的亲和力。在和菊香的关系中，她时时居高临下、事事为难作梗，但也每每遭到了菊香的“无情”回击。一系列分歧、争斗的结果，大都是李月春的心胸狭隘、思想保守、观念落后反衬出菊香的坦荡、宽容和智慧。不仅如此，在菊香的精神内质中，她那善良、坦诚、宽厚，以及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铸就的自立、坚强、守信等有机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在情理矛盾的激荡中，菊香总能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显现出带领村民迈上致富道路的前景与希望。
沃罗夫斯基说：“有一种追求，既深沉执著，又有益于人，它是基于因缺少对于人的和谐发展而必不可少的某些东西产生出来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能提高人的情操，能使人变得高尚起来，它还表现出对所缺少的某种美好事物的无意识的企求，这种企求可以随时随地转变为有意识的行动，促使人去为它进行斗争。”[81]在这里，不管是秋香，还是菊香，她们的“因理弃情”正是在时代生活的历史动向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追求”。
2.以情引理
检视改革剧30年的发展历史，尽管在情理激荡的总体格局中，“情”不曾张扬、强势，但其存在和发展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景观。在这里，对改革剧中一些典型作品的情理激荡进行结构和性质上的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情引理”这一表现形态也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因情服理”。这一表现形式最多地表现在一些由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过渡的人物形象身上。具体说来，在这些人物的人格里，传统质素的积淀是深厚的，但他们/她们不是那种抱残守缺、画地为牢的封建家长，尽管他们/她们的“转型”有着很大的被动性，但其传统的优良品德为这种“转型”提供了前提。当然，更重要的是，现代性风尚的鼓荡为这种“转型”提供了外力，而“情感”的偏向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比如，在《神禾塬》中，闭塞、落后的“神禾塬”长期以来沉浸在“忠厚传家久、仁义继事长”的传统文化氛围之中。作为老一代的代表，宋思温有着勤劳、俭朴、克己、淳厚、正直的传统美德。然而，面对改革大潮的波涛汹涌，田大魁、冯丙南等神禾塬新一代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冲击着宋思温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宋思温在田地里“死做”的一代不同，田大魁、冯丙南们要有“新生活”。他们办厂开矿、搞多种经营、去城市打工淘金……面对“新生活”的冲击，宋思温这位思想观念上的“老中国儿女”，尽管他有守旧、狭隘、封闭的一面，但他没有将这一“守旧、狭隘、封闭”的陈旧因子演变为一种老态龙钟的毁灭性力量；尽管他的精神权威和荣耀逐渐被替代，但他毕竟接受且承受住了新生活的严峻挑战，并以其开放和宽容成就了一种由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过渡的审美现代性意义。比如，在他走完自己人生旅程的时刻，他认同了三儿子拆除“门楼”的举动；为了神禾塬的建设和发展，更基于对改革开放及美好前景的确信，他捐献出了自己平生积攒的所有钱财……这无疑使“这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生发出时代精神的光芒。
在《乡里故事》中，程天民形象同样具有深刻的审美现代性意义。在作品的艺术叙事中，最富历史文化象征意义的是，故事发生在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的故里——田芜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程天民形象具有深厚的文化符号色彩。然而，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这一“文化符号”必然要被改写。在这种“改写”中，其人格上的痛苦历练和艰难超越显现出令人倾心服膺的审美张力。在作品的影像书写中，围绕“两程铸钢厂”的发展演变，程天民在时代大潮冲击下艰难跋涉的心灵旅程迸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冲击力。其中，作品在张扬情感的同时，也展现了理性的力量。在“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中，对于三梅、刘技术员、松伟、红瑶、许宝军和二梅等人复杂的感情纠葛，程天民先是干涉，后是理解——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自我超越；在由苦心维持、支撑一个“家”到顺其自然地“分家”的过程中，面对家庭亲情的种种不和谐音，程天民清醒地认识到了小农经济经营方式的缺陷——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蜕变。当然，最可贵的是，程天民没有停留在“二程理学”的经义上墨守成规，而是既传承、恪守“信”、“义”、“德”的为人准则，又显示出新的历史时期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品性，并最终实现了传统伦理与时代精神有机契合的人格升华。
二是“煽情显理”。在改革剧对“人民公仆”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情”与“理”的关系常常呈现为一种通过“煽情”来传达共产党人思想信仰及优秀品质的范型。具体说来，人物所负载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操、生活态度、意志信仰等都通过一种情感濡染的艺术修辞而放大开来，并使观众在情感的共鸣中认同、接受这些理性内容。在这些人身上，“感动”源自主人公的克己奉公；“共鸣”来自心底焕发的热诚。比如，在《好爹好娘》中，像孙浩、田茂林等一批党的干部，在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抗较量，以及各种感情的激烈碰撞中，他们亲民、爱民、为民，因此，他们也得到了民众的真诚拥护和爱戴。与之相反，县长苗刚、地委书记佟怀志等人，尽管他们位高权重，但他们打着改革的幌子，借为民谋福利之名，大搞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之实的行径，则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唾弃。在这种人物对比和人格参照中，“情感”的人心向背和理性的孰是孰非有着鲜明、深刻的分野。在作品的艺术表现中，孙浩、田茂林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形象之所以血肉丰满、鲜活生动，其思想行为和道德操守之所以感人肺腑、令人尊敬，主要原因就在于创作者在鲜明的人物对比，以及在骨肉情、夫妻情、同志情、鱼水情等的细致描绘中，将理性的闪光点呈现在人民公仆与老百姓鱼水相依的关系上，落实在共产党员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具体行动之中。
在《郭秀明》中，作品着力开掘和展示的，是郭秀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非凡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质。在作品的一开始，创作者就把主人公置于“自我”与“集体”矛盾对立的交接点上：作为一个个体“自我”，郭秀明是一个收入稳定、相对富裕的乡村医生，他衣食无忧，还受人尊敬，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面对惠家沟村原支部班子的涣散无能，以及一大堆积重难返的老大难问题，郭秀明毛遂自荐当上了村支书，他要带领村民们走上富裕的道路。然而，作品主题开掘上的深长意味在于，郭秀明的愿望和行动却受到一些农民身上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的阻滞，甚至是部分党员干部的不理解、不配合。面对人们观念的落后、目光的短浅，郭秀明也曾沮丧、激愤、痛苦，但他没有指责、埋怨，更没有半途而废，而是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让村民们感受到一个共产党员身先士卒、鞠躬尽瘁、舍生忘死、公而忘私、一往无前的精神。
特别是，作品没有将一个共产党员的伟岸形象简单化、概念化，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心胸、科学发展的精神指向，以及令人倾心服膺的人格力量和思想品质，都深深地熔铸在情感化的场景、对比与细节描绘之中，都熔铸在郭秀明的生命感化和信念追求里。因此，在作品的影像表意系统中，面对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共产党员，在经过许多事之后，村民们打心底里说，“郭秀明不是一般人，是弄大事业的，不能用一般人的尺子来量。”甚至，曾站在郭秀明对立面的颜治民、梁炳魁等人也发自内心地说，“在惠家沟，没有人是郭秀明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