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广发展，中国的变化之大、发展之快，举世瞩目。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国力、国势的急剧上升，还表现在改革开放30年翻转了百年来中国的整个局面，改变了长时间来西方居于支配性地位的世界格局。特别是，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上看，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现代性生成完善的显著标志。这一理论体系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中，“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崭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极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认识，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新的理论成果。这三者既面对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侧重于探索和解决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立足现实，又着眼长远，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统一整体，共同构成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逻辑严谨、开放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
1.2.3.2中国现代性的解释框架：全球视野、双重视阈、文化自觉
在当代语境中，中国现代性的“解释框架”无疑是一个多维审视的解释框架。其中，现代化与西化、全球化与民族化、现代性与全球性、普遍价值与特殊形式等复杂关系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在这里，我们侧重从“关联方式”、“观照方式”、“建构方式”三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考察。
1.关联方式——全球视野
就中国现代性的“解释框架”而言，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在全球视野的比较关系中，“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是否可能？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典范”，中国所追求或正在展现的现代性是不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换言之，中国能否建构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是否具有独特性？
金耀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十年的现代化几乎是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一波的全球化同步的”，然而，“在中国崛起的强声中，不能不冷静地自问，中国现代化的最后目标是什么？也即中国现代化所构建的‘现代性’是怎样的？是否有‘中国的现代性’之可能？这些问题在今日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时变得更为迫切了，因为全球化有趋同趋平的力量，民族文化都会受到冲击，都会出现适应与文化转型的压力，说到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性的构建能否在全球化中保有‘中国性’、‘民族性’的问题。”[103]诚然，现代化在西方首先拉开帷幕，现代性首先在西方生成的，但是，如同“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一样，“现代性”也不等于“西方性”。就中国现代性来说，虽然它必然与西方现代性有相同之处，但“共性”并不意味着“同一性”。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任意性或太多选择，但绝不是没有创造的空间。
在实践上，新时期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胡锦涛指出：“30年来，我们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其中，“我们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我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我们党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104]
特别是，在文化建设上，费孝通指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从中华文化焕发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未曾有过的强大生机。这种生机的生成时间恰逢新旧二个世纪的交换，为中华民族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世界新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精神自信。历史的事实证明，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中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105]在这里，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事实”无疑要引发人们对“现代化”、“现代性”等问题的新思考。
在理论的意义上，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把西方现代性从其西方语境中抽离出来，并将其中性化地转变为“一般”的发展理论，力图使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与制度具有普适的意义，以便引领发展中国家沿着西方（美国）的道路前进。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取向及其权力意志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深刻的质疑。[106]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现代化实践雄辩地证明，“发展”可以采取不同于西方和美国的模式。对此，美国社会学者勃格认为，东亚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有不同的性格；东亚在西欧之后，产生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第二个个案”。特别是，在“文化”的视点上，泰勒批评指出，西方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占支配性地位的“现代性的非文化论”是一种“启蒙整套观的错误”。
在这种意义上，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在阐发东亚现代性的“可能性”与“应然性”时，特别标举儒家文化理念、社会伦理作为建构中国及东亚现代性文化素材和文化资源的重要性。[107]甚至，作为反观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中国”及其现代性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法国学者法朗索瓦·于连认为，“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108]他还特意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中解放出来。”[109]
诚如金耀基所说，“中国虽然有意模仿西方的现代化，但在中国现代化的实际经验上，却没有也不可能依样画葫芦地走西方的现代之路。中国是现代化的‘后之来者’（late comer），它的现代化经验，较之原型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无论是现代化起步的基础，现代化发展中‘主角’与发展策略，现代化过程时间压力的强弱，以及在文化的条件上都有巨大的差异性……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现代化不能、实际上也没有追随着西方现代化的轨迹。”因此，“今天的大课题，不止是对‘现代性’的反省，更且需要探索现代的多元性。”[110]事实上，面对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理论”需要而且已经开始了其有效性范围的自我修正；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话语有必要摆脱中西对比的论式，“要在多元发展的文明史中理解现代性的多元形态，在现代化的普遍规范中把握不同文明的共同趋势，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普遍价值与特殊形式之间的平衡。”[111]这意味着，中国现代性的解释框架连接的就是“多元现代性”的事实和“回到中国自身”的方法。
2.观照方式——双重视阈
中国现代化和中国现代性“后发外生”的特点必然使其处于西方视阈与中国视阈的交织观照之中。这种中—西“双重视阈”的辩证考量既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性合理因素的充分肯定，又意味着要切实立足中国语境的坚实地面。
就“西方视阈”而言，像启蒙主义理想、个体主体性的充分发展、技术的全面现代化等，都是值得肯定的共性价值。其次，“西方”本身还是一个意义丰富的复合体。比如，同为“西方”，但英、法、德、美等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尽相同。这表明，相同的现代性与不同的现代化途径和方式可以呈现出“理-路”分殊的情形。再比如，在思想文化的层面，“‘西方’是一个有张力的对象。我们至少面对着‘两个西方’：一个是体制内的政治经济运作与支撑这一运作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一个是对体制内的反思、反抗与反叛。”[112]就后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典型现代性态度，就是要超越以“自由”为主导价值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建立起一种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性。此外，一大批西方思想家不仅对工具理性进行着广泛、有效的批判和反思，还努力寻找着不同于资本主义选择的可能性。比如，杰姆逊指出，对资本主义非神秘化的批判性工作，“必须把它同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广阔视野结合起来”，“必须把非神秘化同某种乌托邦的因素或乌托邦冲动联系在一起”。[113]在吉登斯那里，“乌托邦”也是其潜意识里的目标所在。他说：“回应当前要求的批判理论，应当是解释内在变迁的中心，应当是规范地建构‘美好社会’模型要求的中心。”[114]
就“中国视阈”来说，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发展，都有其民族自我的历史具体性。择要说来，第一，在发生、启动上，如果说，“现代性”在西方首先呈现为一个“时间”的问题，那么，在中国则首先呈现为一个“空间”的问题。因为，在西方，由“传统”而“现代”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人们所敏感的是时间的压力。但在中国，由于传统的“天圆地方”知识受到无情的冲击，“华夏中心论”也在这种“冲击”下日益土崩瓦解，因此，空间感的断裂带来了中国传统文明秩序及中国人心灵中无法弥合的断裂。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那里，“这不是一个他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个不能不如此的问题；不是一个比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先进’了或‘落后’了的问题，而是一个他们眼前呈现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正是这种空间观念的变化，带来了他们时间观念的变化。”[115]
第二，作为一个重要的现代性事件，中国的“五四”启蒙与西方的启蒙运动在批判的对象、提供的思想观念及所产生的结果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比如，它们一个是针对世俗的儒家文化，并为了救亡图存而“开民智”、“新民”；一个是针对宗教迷信所造成的蒙昧，并使民众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达到思想自由的目的。再比如，西方的启蒙不仅是现实的、政治的，而且也是学术的、学理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持续的学术文化建设过程。而“五四”启蒙的“科学”、“民主”主要是经世致用的，从根本上说不是学术的、学理的，因而，在人的现代化的意义上，“五四”启蒙在现代文化底蕴上显露出明显的欠缺。此外，尽管“五四”启蒙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但也造成了“理性”观念的严重缺失，并带来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