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外面的圈是并列的两个元素，技术与专业管理。关于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科学技术做保证，企业的产品拓新、生产拓变、市场拓宽、效益提高等一切都成为空话，关于专业管理中各种具体工作的管理：管人，管财，管物及各种基础工作，做好这些工作，有利企业目标的实现。
再一个元素是信息。这个信息在位置上，不能列为各元素之末，却是在各元素之间，上下、左右、内外、前后流动，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效运转。
五、“阴阳”与“二”
“二”的认识
“二”，“一分为二”的二。
《老子·四十二章》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接着又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话什么意思呢？是说，“道”，混一的事物分裂出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的两个方面又产生出新的第三者来，三生化着、繁衍着千千万万的新事物。千千万万的事物负阴抱阳，演化成新的和谐体。
对此，《淮南子·天文训》解释说：“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用“一分为阴阳”的思想来解释“一分二”的观点。对这一点，朱熹又把它表述为“一分两”，说明任何事物都可分化为阴与阳对立的两个方面。朱熹这么说：“每个便生两个。就一个阳上，又生一个阳，一个阴。就一个阴上，又生一个阴，一个阳”（《朱子语类》卷六十五）。
今哲学有所谓“一分为二”的观点，这个观点是由上述思想派生而来。
上述“一生二”、“负阴抱阳”的话说明很多道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事物是千变万化的；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事物是对立统一着的；事物是阴阳激荡而生化着的等。
关于“阴阳”
何谓“阴阳”？背光为阴，顺光为阳。阴为一端，阳为一端，互相对立，互相统一。如男是一端，女是一端，男女结合成夫妻，产生了人间延续。世界种种事物莫不被种种相互结合的阴阳关系所包容、所描绘。
“一分为二”，就是把事物分割成两个部分，一端与另一端。分析事物就是要分析事物一端与另一端的矛盾关系。世上事物万万千千，世上阴阳万万千千，万万千千事物，需要万万千千的阴阳分析方法予以解决。
关于“中庸”
有“中庸”一说，也是讲事物两端的。“中庸”不能等同于“折中主义”。 “中庸”，讲“中和”，讲 “平衡”，讲 “对称”，讲“和谐”，反对过头与不及等，这些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毛泽东在“致陈伯达”的信中就肯定过“中庸”，说它“是肯定质的安定性……反对过与不及”①，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又称它“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②。“‘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②同上书，147页。 关于“悖论”
有所谓“悖论”一说，或说“两难处境”的，或说“二律背反”的，讲的也是关于阴阳分析方面的问题。“悖论”是说，一件事物可这样处理，也可那样处理，各有处理效果，用甲办法处理了会出现乙问题，用乙办法处理了，却出现了甲问题，两难处境，二律背反，只能据情选取一个利大于弊的去做。
“我的矛无坚不破，我的盾无锐可摧”，世上这样矛盾的事多的是，如天际人际关系问题，仁政法政关系问题，道义利润关系问题，男女婚配问题等等。
就经济管理方面问题说，有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关于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矛盾关系问题，关于企业利益与企业员工利益的矛盾关系问题，有所得所留的矛盾关系问题，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的矛盾关系问题，己有他有的矛盾关系问题等。
从大的经济角度说，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国家需要市场运作，国家也需要计划干预。国家需要市场运作，不如此，国家经济不能搞活，制订计划没有根据，资源也没法有效调节；国家也需要计划干预，需要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做资源与消费的平衡，需要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平衡，需要做国内与国外贸易平衡，需要做资金与实物平衡等，这些全靠市场调节是不行的，就需要国家计划干预。
六、“道可道”与“文化”
有一本书叫《玄境———道学与中国文化》，这个题目引出一个讨论题，何谓“文化”？何谓“道学与中国文化”？按该书作者的理解，列举的中国文化的名目有：哲学、道教、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医学、养生、气功、术数、韬略等。文化所涉，几乎有关社会问题无所不包，此书讨论的就是这些文化与道的关系。
识“道可道，非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问题是个普遍的命题。不仅“文化”有这个“‘道’可道，非常道”问题，任何事物都有这个问题。“天”，可道吗？可道，是湛蓝的，但又是很难说清楚的，天有多大，谁能说清楚？“地”可道吗？可道，地有山有水，但地是如何构成的，谁能说清楚？“人”是可道的吗？可道，有头颅，有五官，有四肢，但人的全部构造及人的秉性等，即便是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也难以完全解释。
大千世界中有许多事物是我们当代科学难以穷其究竟的。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的认识范围会逐步扩大，但要对万象之道穷其究竟却非一朝一夕之力。老子这句“道可道，非常道”，其意义源于此，而且这意义是永恒的。
“文化”的可道与非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文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道，一个非常名的问题。
说“文化”是可道的，是说，关于文化，人们都在道，都在名，都在研究其究竟，企图给出一个确定的定义来；说它是一个不可道，是说它不易说清楚，不能得出一个确切的说法来，成为一个“非常道”，“非常名”。
关于“文化”，其定义据说有二百个以上。择其要者列举几个。《辞海》中说：“文化”有广义、狭义的两种解释。广义地说，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地说，指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与组织机构。也有人把它特指为精神财富。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63～6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有人从它的拉丁词写法作词源分析，认为“文化”的拉丁文是Cultura，应作耕耘、培养、教育、劳作解。有人据此推导，认为“文化”是指物质的“耕耘”，精神财富的“耕耘”。
人类学家艾·克劳伯和莱·克鲁克霍斯认为，“文化”包含外显和内隐两个部分，是人的行为模式，它们构成了人类群体所作的巨大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传统观点，包括历史衍生的和新生的观点，等等。
文化具有力
政治、经济、文化三者被称之为治国的三大问题。建设祖国需要做好政治建设工作，经济建设工作，还要搞好文化建设工作。文化具有力，搞好文化建设工作，把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素养搞上去了，文化知识素养搞上去了，道德法制素养搞上去了，科学技术素养搞上去了，必将带动我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让我们国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文化具有力，有这样的例子。19世纪下半叶，中国、日本出版过两部书名完全相同的书，中国张之洞的《劝学篇》，日本福泽裕吉的《劝学篇》。两个人写书的宗旨相同，都是试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下，找出如何发展本国的经济之路，但观点各异，志趣各异，效果各异，文化力各异。
福的《劝学篇》通篇讲人权，人的发展问题。书的首语说：“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他从西方的“天赋人权”观出发，抨击封建制度和陈腐伦理思想，认为人“有贤愚之别是由于学不学造成的”，号召民众学习。张的《劝学篇》，不提倡人权，相反抨击人权问题，说：“知君臣认同，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又说：“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由上可见，两书的文化观截然不同，效果各异。福认识到人解放的重要，人发展的重要。在中国尽管也有人提出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没有也不敢让“匹夫”有“责”，张的观点也如此，结果，日本经济上去了，晚清时期的中国经济落后了。
文治和教化
文化学家罗威勒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以捉摸。”这个说法有理，谁能说清文化为何物呢？
《辞海》对文化的解释为：“文化”为“文治和教化”。这是一种独特的解释，有合理性，文化确实具有治化万民的功能。
对此，《老子》似乎也讲了这方面的话，五十七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只不过老子在这里强调是“自”字。而不是强调带浓厚的主观成分的对万民的“治”与“化”上。
老子的主张是很有意义的，通过“法自然”、“为无为”，造成宽泛气氛，让民的“自”得到发展，靠“自”的内省之力，去实现“民自化”、“民自正”、“物自化”。
与《老子》思想体系贴近的《周易》，在其《周易·贲·彖传》中，把“文”与“化”串连在一起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以化成天下”，强调的就是“化”字，即靠内省的“自”之力，“化”之力，去“成天下”，而不是主要靠外加之力。
“文化”还有具体的、能见之于形的，那就是文化设施的文化，文化娱乐的文化。其含义相对简单，讨论从略。我们也要努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文化观之我见
我把上述种种说法，经过梳理，对“文化”得出自己的“可道”之“道”来。
“文化”，一般地说，是人类在“耕耘”、“化育”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中创造的，是人际交往过程中“教化”形成的，体现在“人工制品”中，体现在传统意识中，包括衍生的观念。有外显、内隐两个部分，基本核心是价值观。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我们必须提倡体现时代精神，体现创造精神，要有强大的吸引力、召唤力、感染力、凝聚力，能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人、鞭策人，成为一面旗帜，聚集群众，同心同德，和衷共济。
七、“道可道”与“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道可道，非常道”
“企业文化”也属于“道可道，非常道”的问题。
关于“企业文化”，人们原来没有这个概念，是一个不被认知、不可道的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逐渐被人们认知，由“不可道”转化为“可道”的。但是，什么是“企业文化”？因为它与“文化”有关，“文化”的不可道性，导致“企业文化”也具有不可道性，没有被彻底认识，仍然如老子所说的那样，处于“不可道”、“非常道”的状态之中。
“企业文化”存在着“无”与“有”的两种内涵。“无”，属企业文化的内隐部分，具有“不可道”性；“有”，属企业文化的外显部分，具有“可道”性。是这个“有”、 “无”，使“企业文化”为何物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企业文化”属企业管理的一个内容，它具备衍生管理种种事物“之始”、“之母”的功能，所以，研究“企业文化”显得特别重要。
“企业文化”之我见
“企业文化”从词义学角度说，从简单的字面去理解，它是由“企业”与“文化”两个词组成。或说，它是以企业为父本，以文化为母本，两者结合起来的一个管理内容，探索“企业文化”为何物，就要弄清它们各自作何解。
关于“母本”“文化”为何物，如前节述，不再啰嗦。
关于“父本”“企业”，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从事商品生产、商品经营的单位。
把上述的关于对“企业”含义的理解，与关于对“文化”含义的理解融合起来，得出对“企业文化”概念的看法。“企业文化”是指支配企业及其职工，在从事商品生产、商品经营时，向自然求索、同社会交往中所持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准则等，其核心是价值观。
对“企业文化”这个概念，还需要作如下强调与解释：
“文化”的内涵是广泛的。假如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话，“企业文化”则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内涵具广泛性。
“企业文化”的物质求索活动、社会交往活动，其认识，其具体的“道”，要被“文化”这个总体的“道”所制约。
“企业文化”是文化的概念，更是管理的概念，因为它是发生在管理学中的一种管理理论。
“企业文化”主要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从事商品生产、商品经营中所持的观念，是“经济”与“文化”的耦合，它比企业单纯就经济抓经济效果要好。
在广泛的“企业文化”内涵中，主要是价值观。有两个方面的价值观：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中，人们所持的物质求索方面的价值观；社会交往方面的价值观。它们常常是在同一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完成的，所以要重视两者的结合，它比企业单纯为抓精神而抓精神效果要好。
在商品生产、商品经营中碰到的文化现象是多方面的，有硬管理（有形的物质内容的管理）的文化现象，有软管理（无形的观念形态的管理）的文化现象。两者相比较，软性管理较硬性管理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