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华人十大科学家: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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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竺可桢原本是个不过问政治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认为科学可以救国,大学教育应超脱于党派斗争之外。可日益严酷的现实使他逐渐清醒,科学家的理性和良知呼唤他站到了民主斗争的前沿。

1.费巩事件

3月的重庆,阴雨连绵。不下雨的日子里,则是雾蒙蒙的一片,空气潮湿得仿佛抓一把就能拧出水来。

竺可桢在重庆与相识一年多的陈汲女士结了婚。

陈汲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在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工作。著名文学家、武汉大学教授陈源是她的哥哥。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环境,使陈汲具有出众的气质和学识。

婚后,竺可桢偕夫人回到遵义。他没想到,一场政治风波正在等着他。

竺可桢从重庆回到遵义的第二天,浙大的训导长姜琦就找上门来。他气急败坏地说:“竺校长,我这个训导长是干不了啦!学生娃子们太猖狂,简直无法无天,你若是不严惩这些学生,我就要上告中央党部!”

竺可桢忙问:

“发生了什么事?坐下来慢慢说。”

姜琦是国民党党员,也是教育学教授。从1939年秋开始,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设立训导长一职,专门负责学生工作,并要求必须是国民党员方能任职,所以姜琦被聘为训导长。

姜琦上任后,因发展三青团团员的事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学生会的壁报对他的做法进行了指责,他就派训导处的人把壁报撕掉。学生会的代表到训导处抗议,由此闹得不可开交。

竺可桢听着姜琦的诉说,心想:作为一个训导长,又身为大学教授,为这样一点事就又吵又闹,未免小题大做,太不善处理事情了。但为了迅速平息事端,他对训导处的人员进行了劝解,也批评了学生会的一些做法。但是,姜琦却坚持要开除学生,竺可桢不得不给两个学生记过处分。他想就此了结冲突,没想到姜琦和学生的对立仍在发展和继续。

没多久,竺可桢接到教育部发来的密件。密件上说浙大有共产党的学生组织,如黑白文艺社、铁犁剧团等,并列举了这些社团组织负责人的姓名,要求校方调查取缔。

接着,竺可桢又收到了贵州省主席转来的内容相同的密件。

竺可桢不相信密件上的指斥,他历来主张思想自由,他认为:即使这些学生是共产党,只要他们不违法、不犯校规校纪,就不应当干涉他们。只有这样,学生的思想才能活跃,学校才有良好的学术气氛和政治气氛。

但是,姜琦却坚持认为学生不能有思想自由,训导处的职责就是监视和管束学生。他看到,不仅学生反对他,而且竺可桢也对他的做法不满,就提出辞职,想以此让竺可桢让步。可他没想到,竺可桢真的同意了他的辞职。

姜琦辞职离任后,竺可桢顶着当局的压力,聘请曾经留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费巩不是国民党员,但他为人正派,爱护学生。竺可桢希望通过他,使校方和学生真正融洽一致起来。

在竺可桢的坦诚聘请下,费巩同意担任半年训导长,条件是他不参加国民党,也不领取训导长的兼薪。他对学生们说:“有人称训导长为学校的警察局长,但我决不做警察局长或侦探长。我认为训导长不过是教授和导师职务的扩充,我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

费巩教授是个古道热肠、疾恶如仇的方正君子。他关心学生,自己拿钱置备了一批凳子,使学生们在饭厅里可以坐着吃饭。他想方设法改善食堂伙食,亲自动手领着学生在烈日下架起大锅烧开水烫臭虫,为教室安亮瓦,糊窗户,做书架,他还亲自设计改制桐油灯,让学生上晚自习用。

费巩教授性格刚直,常常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他支持学生定期开办“生活壁报”,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师生间建立了很深的情谊。

费巩的所作所为被国民党、三青团所忌恨,他的言行都成了一条条罪状,从各种渠道密报重庆当局,记录上了黑名单。

一天清晨,费巩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准备前往北碚的复旦大学讲学时,突然神秘失踪。

消息传到遵义,竺可桢万分焦急,他倾全力四处打听费巩的下落。根据当时国民党压制民主的政治形势,竺可桢分析费巩很有可能是被特务抓捕或暗杀。他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呼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与浙大教授一起联名打报告给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主持正义,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费巩失踪案在整个社会传遍,整个社会舆论哗然。

许多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后从缴获的特务档案中才得知,费巩是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于歌乐山集中营的镪水池中。

在当时,费巩失踪案成了国民党政府宣传民主、宪政的一大讽刺。这一事件也使竺可桢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反人民、反民主的法西斯专政本质。

2.倒孔游行

1941年12月27日,日军攻陷香港。香港沦陷前,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专机到香港把妻子宋霭龄、女儿孔二小姐,以及大批箱笼行李和四条洋狗接到重庆,而许多著名的爱国人士却留在香港不能脱险。

重庆的《大公报》披露了这一消息,顿时“一石激起千重浪”,人民压抑已久的愤怒被点燃了。

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举行了游行,浙大的学生也决定游行示威。就在这时,竺可桢接到了教育部的电报,要求学校阻止学生上街。

第二天清晨,遵义街头布满了军警。竺可桢深知形势的严峻,他不愿意看到流血冲突事件发生。他集各学院的院长来到学生集会地点,力图劝阻群情激愤的学生。

面对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他说:“孔祥熙做的事,是不得人心的。可是,你们出去游行太危险。街上的军警早已荷枪实弹,弄不好,就会流血。”

他停了一下,又恳切地说:“你们在学校里可以集会,可以演说,可以出壁报,也可以发电抗议。为了你们的安全,还是不要上街为好。”

学生代表说:

“竺校长,现在是什么社会?老百姓连起码的权利都没有。四条洋狗可以坐飞机,而知名爱国人士却没有这个资格。竺校长,您也是有声望的爱国人士,对香港的那些同人,您难道不寄予同情吗?”

竺可桢说:

“我同情他们,也支持你们。可是我还是希望你们不要离开校园。”

他觉得有许多话堵在胸口,可又不能像这些学生一样大声呼喊。他看待这些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想告诉他们,只要在学校,他就能保护他们。可一旦走出校门,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把我们关在学校里有什么用?我们要向人民大众宣传,揭露政府当局的消极抗战、贪污腐败!我们要唤起民众!”

“竺校长,让我们出去吧!”

竺可桢的眼睛湿润了,在这种时刻,他只想和学生们在一起。他下了决心,对大家说:“你们既然要游行,那就让我来领队。但必须排好队伍,保持秩序,勿与军警冲突。”游行队伍出发了,以浙大校旗为前导,竺可桢领着教职工走在前面,中间是女生,后面是男生,整齐的队伍呼喊着口号走遍了山城的大街。

途中,他找到警备司令张卓,要求军警不要干涉学生的爱国活动。

军警没有出来阻挠,游行队伍秩序良好。尽管学生们在前面刚刚贴上标语,军警就立即在后面撕掉,但广大市民对学生们却报以热烈的欢迎。

浙大的这次示威游行发生在被国民党称之为“模范省”的贵州,惊动了最高当局。蒋介石亲自给警备司令张卓打电话,要他严密监视浙江大学,一旦发现共党分子,立即查办处置。

接着,教育部和中统都派要员到遵义调查,形势显得十分紧张。

—天深夜,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叶道明,以查户口为名,在浙大助教潘家苏、学生滕维藻的住处搜出了“反动标语”,并当即把他们拘捕。

竺可桢早就知道叶道明是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卑鄙小人。他说:“这里边一定有鬼!”他去县党部要人,可是,潘家苏和滕维藻已被押往重庆。遵义山城,冬天十分寒冷,竺可桢脚上的冻疮破了,他跛着脚四处奔走,脚肿得老高,一挨地就疼痛难忍。经过他和师生们的调查,证明这是一起栽赃陷害事件。整个冬天,竺可桢都在为这两个人的事情上上下下地努力,最后,他终于在中统局的保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把这俩人从看守所保了出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月19日深夜,国民党特务又逮捕了浙大史地系学生王蕙和中文系学生、黑白文艺社社长何友谅。他们先被关押在贵阳,后又被关押到重庆青木关附近的“战时青年训导团”集中营。竺可桢只身一人到集中营去探望他们。

青木关在重庆郊外,竺可桢为了探望这两个学生,早上5点就起来了。他步行到北碚车站,等了一个小时才坐上公共汽车,下车后又走了七八里路。那是一条窄窄的石板路,蜿蜒起伏于丘陵间,四野不见什么行人,显得十分僻静。

在名为“战时青年训导团”,实为进步青年的集中营里,竺可桢见到了王蕙,规定他们见面的时间为半小时。王蕙告诉竺可桢,何友谅因为越狱逃跑被抓回,看管得格外严密,一概不允许探视。她说,他们这次被捕还是因为那次倒孔大游行。被关押期间,审讯内容都是关于那次游行的事情。

探视的半小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竺可桢十分难过地离开了这里。

竺可桢下山时遇到了警报,等了两个来小时警报才解除。他饿着肚子往回赶路,在青木关车站见到一个穿警服的人押着一个戴手铐的学生模样的人。看到这情景,竺可桢不禁流下了眼泪。

不久,王蕙由竺可桢保释,何友谅被国民党杀害。

3.于子三之死

1945年,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了。第二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

八年来,人民日夜盼望着胜利,盼望着和平。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打败了日本鬼子,盼来的却是令人忧伤的时局和朝不保夕的生活。

国民党的官员们大发接收财。政府悍然撕毁和平协议。内战风暴即将来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全国民众一致要求“制止内战”,“实现政协决议”,“保证人民民主自由”。反动当局对人民的正义呼声置之不理,大肆逮捕、监禁、屠杀爱国进步人士。

人民觉醒了,青年们觉醒了,许多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中。

1946年9月11日深夜,竺可桢在睡梦中被人叫醒。

来人交给他一封信,那是女儿竺梅和未婚夫投奔解放区之前写给父亲的。信中,竺梅深为自己临行前不能与父亲兄妹道别而难过。

竺可桢更是惦念文弱多病的女儿。竺梅体质一向很弱,每年冬天都要犯哮喘病,发病时,张大嘴喘气,脸憋得青紫。天气冷了,竺梅去的是北方解放区,她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带,怎样抵御北方寒冷的天气?竺可桢在为女儿的选择惊喜的同时,又禁不住深深地担忧。他怎么也没想到,从此,他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女儿了。竺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病逝于解放区。竺可桢的命运,竺可桢家庭的命运已直接与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紧密相连。

1947年5月,全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蒋介石大为恼怒,大骂学生“形同暴徒”,决心“断然处置”。

这期间,竺可桢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后,正在欧美考察。他接到了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急电:“立即返校,平息学潮。”

竺可桢回到浙大,了解到浙大的学运情况,他并没有按当局的意思对学生采取任何惩罚性措施。

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对竺可桢的态度极为不满,他对竺可桢说:“之江大学学生不及浙大的三分之一,就开除退学了四五十人,浙大实失之过宽。”

竺可桢当即反驳道:

“学校处置学潮不能用武,学校须以德服人方能令人信服。”

竺可桢始终认为学生绝大部分是优良子弟,他不能赞同之江大学让军警入校抓人的做法。

竺可桢千方百计保护学生,而当局却不会善罢甘休。

竺可桢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0月26日,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和另外三个学生在校外被特务跟踪,以共产党嫌疑被捕。

知道消息后,竺可桢立即组织营救。他找到省政府、警察局、省党部,他担心这些学生被秘密杀害,要求当局立即放人。他对保安司令竺鸣涛说:“如果你们认为这四个学生有重大嫌疑,应交送法院。如无证据,应由学校保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