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华人十大科学家: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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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一次,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召开“两条路线斗争座谈会”,要求竺可桢参加。会上,一个发言人生拉硬扯,编造了许多理由,批判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是修正主义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听到这些不顾事实的谎言,竺可桢的倔劲儿又上来了,他这时根本不顾忌个人的利害得失,义正词严地对那个人的发言进行了反驳。他一一列举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院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认为,建国后科学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始终是红线占主要地位。”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竺可桢在自己随时都有挨整被批的处境中,还竭尽所能去保护那些在运动中无辜受冲击的干部、知识分子免遭迫害。

当时,竺可桢每天都要接待和应付大量的来访来函外调。所谓“外调”,就是外出调查那些在运动中被揭发和清理出来的人的所谓“历史问题”。竺可桢当年曾大略地估计了一下,几年下来他一共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达500多批。平均每年回复来函来人200多件次。他曾这样难过地叹息道:“‘文革’中,我做不了其他的事,这类事倒成了重要任务。”

话虽这样说,竺可桢也深知,他提供的材料,决定着被调查人的命运。所以,他从不理会那些外调人员给被调查人定下的调子和框框。每次面对一个外调人员或一封外调信函,他总是认真查阅自己过去日记中的记录,如实说明情况,再加以客观地分析。有一次,为了弄清楚一位故人的一件往事,光翻阅过去的日记他就用了两天的时间。

1973年,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外调人员找到竺可桢家,声称要调查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参加过“青年远征军”的浙大学生的历史问题。

尽管已经是30多年以前的事情,但竺可桢对当时的情形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在浙江大学西迁遵义以后,日本军队从广西攻打贵州。贵州告急。贵阳一旦失守,遵义、重庆也危在旦夕。

大学生们的血液在沸腾,国将不国,怎能安心读书?

浙大的92位青年大学生为了抗日救国,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奔赴抗日前线。当时担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深为他们的热情和勇敢所感动,亲自为他们送行,并在当天的日记里一一记下了这92个学生的名字。

竺可桢找出了当年的日记,他激动地对外调人员说:

“这些学生当时都是些二十来岁的热血青年,谁都知道离开大学校园奔赴前线这一去就可能永远不能生还,但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宁愿献身。请你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们当初参加国民党的军队,究竟何罪之有?”

面对竺可桢入情入理的摆事实、讲道理,外调人员不得不悻悻而去。

在那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竺可桢还牵挂着作家、翻译家叶君健,惦记着澄清叶君健挨整的所谓“历史问题”。

那是1947年的事情。

当时,竺可桢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代表,前往英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那时,叶君健是留学英国的研究生,他被中国代表团聘请,担任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的英文翻译。而这段历史,就成了叶君健参加国民党组织活动的罪状。

新中国成立后,叶君健在外文出版局工作,每次一有运动,他的这段历史就要被抖搂一遍。“文革”中,他不但在政治上“靠边站”,而且还一次又一次地被批斗,要求他“交代历史问题”,“说清楚”。

面对外文出版局“造反派”喋喋不休的逼问,竺可桢严肃地驳斥他们道:“叶君健是一个翻译,在当时的国际活动中做了积极有益的工作。我在当时是代表团正式成员,况且不予追究,你们如此对待一个做普通工作的翻译,岂不缺乏政策依据?”

竺可桢的仗义执言,使那些“造反派”哑口无言。

诸如此类的事耗去了竺可桢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后来,他为了更快更方便地检索查阅,便把自己日记中所涉及的较重要的人和事加以分类,编成了供他自己检索的索引。

在那颠倒历史、是非莫辨的“文革”舞台上,不同的人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闹剧、丑剧。竺可桢虽然不可能洞察和了解这一切后面的内幕和实质,但他却以一个科学家崇尚真理的一贯品格,在“文革”中为自己正直的一生写下了无悔无愧的一笔。

1973年春夏之交,杨花飞絮,槐花飘香。竺可桢的肺心病又犯了,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从未有过的衰竭感攫住了他,他感到生命的终点正在来临。

竺可桢在病床上思索着自己的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的一生都不过是一瞬。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人所为之献身的事业则可以永恒。想到这些,竺可桢十分欣慰。他在给自己的老朋友、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先生的信中写道:“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有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运!”

生命最后的时日,竺可桢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他放心不下的,仍是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

一个从事气象科研的学生来看他,谈起了他的论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吃力地摇着头说:“这只是初步研究,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

他期待自己的学生能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他的日记伴随了他的一生,也伴随着他最后的日子。

这些日子的日记记载着:

1973年6月11日

往年5月底就可以在北京城里听到布谷鸟叫,而今年却直到今天还未曾听到。可能是空气、土壤污染,造成大批候鸟死亡的缘故。

1973年6月23日吴世昌来信提到关于渤海完全结冰的一次记录,是我所不知道的。

这个记录在《资治通鉴》卷九五,晋成帝威康二年(公元336年)。以后修改论文一定用上此材料。

1973年7月13日审阅《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译英文稿。

1973年12月31日苏联气象学界又在宣传全球气候变冷的消息,说列宁格勒近些年来比1940年前后低了1摄氏度。我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已指出,这类1摄氏度上下的变化,过去五千年中极为普遍,算不得地球变冷的证据。

……

1974年1月23日,是一年一度中国人民最重视的传统节日———春节。

竺可桢这一段时间病情比较稳定,精神也很好。从住进医院以后,他已经有半年没有回家了。医院根据竺可桢这一段的病情,同意了让竺可桢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

医生再三嘱咐他和夫人陈汲,必须十分注意保暖,千万不能感冒。

1月20日,竺可桢回到了家里。

1月22日,除夕夜。

回家团聚的孩子们吃过了年夜饭,因为怕竺可桢休息不好,早早便回到各自的住处。竺可桢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看陈汲悄无声息地忙里忙外,收拾家务。

“允敏。”竺可桢轻轻地叫了一声。允敏是陈汲的字,平日里只有竺可桢这样称呼她。“嗯。”陈汲端来一杯水,送到了竺可桢的床头。“允敏,我身后有一件事要办。”

“什么事儿呀?大过年的,以后再说不行吗?”陈汲连忙打岔。

竺可桢一脸严肃地说: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想好了,竺薪的那笔存款,在我走后,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给党组织。”

原来,自从1966年8月以来,竺可桢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工资削减三分之一,这要求上级党组织并没有同意。可从那以后,竺可桢就逐月把工资的三分之一拿出来,以竺薪的名义存入银行。7年过去,这笔存款的数额已达一万一千余元。而在此期间,他们全家一直过着节俭的日子。

在竺可桢1972年6月2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个月他家的收支情况:竺可桢每月的工资是352元,这笔钱每月开支的时候拿出136元以竺薪的名义存入银行。用于家庭开支的钱实为216元。这个月家庭的伙食开支115元,各项零用及额外支出294元,共计支出409元,亏空达193元。

即使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存在竺薪名下的钱,也从没动用过一分。

竺可桢对陈汲说,对子女不可溺爱,要教育他们自强自立,绝不能让他们有依赖父母的心理。给子女留下多余的钱,等于给他们留下祸害。

在这个静悄悄的除夕夜,竺可桢郑重其事地对陈汲谈及这些。陈汲意识到他是在交代后事,强忍着眼泪答应了他。

1974年1月23日,大年初一。

小院里仍很安静,远远地有鞭炮声和孩子们的玩笑声。

陈汲谢绝了一切来访求见的客人,只让竺可桢的外孙女婿、高能物理学家汪容进到竺可桢的房间。

竺可桢的呼吸很吃力,说话的声音很低。他向汪容了解高能物理研究领域中有关粒子和层子模型的一些问题,他还问及国际理论物理研究的前沿课题。

汪容一一回答了竺可桢的问题。

每当谈及这些话题,竺可桢的神情就特别专注。陈汲注意到,这时候,竺可桢的眼神里有一种她所熟悉的神采,那是智慧的神采,是科学之光照耀下的幸福神采。

1月24日,大年初二。

竺可桢低烧并发肺炎,重新住进了北京医院。

1974年2月6日,竺可桢病危。

病危中的竺可桢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页日记:1974年2月6日,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

吃力地写下了这些以后,他又提起笔来,在旁边注上了“局报”两个字。

竺可桢完成了一个气象学家的最后一件事,仿佛完成了一件心事,深深地呼出一口长气。

在这一生中,每天日记上记录的气温,都是竺可桢亲自到室外用温度表测定,这是竺可桢从青年时期就养成的习惯。而这生命中的最后一次,他却只能按照广播里气象局的天气预报记录了。所以,他要特意注明“局报”。

在竺可桢生命的最后一页,他以一个科学家、气象学家一以贯之的严谨认真的态度,留下了传神的一笔。

1974年2月7日凌晨4时35分,竺可桢停止了呼吸。

中国当代一颗明亮的科学之星陨落了。

1984年,是竺可桢逝世10周年的日子。

华夏大地,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腾飞和科学的昌明。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的时代,人们格外怀念生于动乱年代、死于忧患年代的竺可桢。

为纪念这位中国现当代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地理学和气象学的一代宗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举行了竺可桢逝世10周年纪念会,并设立了“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竺可桢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南京市成立了竺可桢研究会,研究会发表了许多论文。

1987年4月1日,是浙江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日,海内外数以千计事业有成的校友相聚在浙大。

这一天,一座高达2.9米的竺可桢全身铜像在浙大校园揭幕。

阳光下,草坪上,竺可桢谦和地微笑着面对从海内外赶来参加揭幕仪式的浙大校友。这其中,有许多曾经是他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无论身在何处,他们都不会忘记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竺可桢对他们的教诲。浙大的“求是”精神已经化作了巨大而无形的精神财富,引导着他们的漫漫人生。

竺可桢微笑着面对浙大校园里年轻的莘莘学子,那些青春的面容,飘动的黑发,年轻的身影,是振兴中华民族科技文化的希望所在,是他永远也看不够的最美丽的风景。

竺可桢谦和地笑着,那笑容中有一种圣洁的光辉,令千千万万后人在这里驻足,令千千万万后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