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华人十大科学家: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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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竺可桢对学生谈起了自己的想法和夙愿。使他深感痛苦的是,他的身体已不允许他继续这项自己所热爱和熟悉的科学研究了。他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他嘱咐学生说:“你把这方面的工作继续下去吧!”

因为,这是他的心愿。

5.科普事业的拓荒者

1973年10月,竺可桢住在北京医院。北京的秋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隔着病房的玻璃窗向外望去,秋日的晴空一碧如洗,辽远的天际,一排排南归的雁行掠过长空,雁叫声声激起了竺可桢无限的遐思。

科学院不时有人来看望病中的竺可桢。地理研究所的代表来医院时,给竺可桢带来了他盼望已久的修订后再版的《物候学》。

《物候学》出版发行于1963年,它是竺可桢与学生宛敏渭合著的科普杰作。

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新书很快销售一空,被出版界称之为“既是一部物候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著作,又是一部富有实践价值的普及读物”。出版社决定再版后,竺可桢结合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又增写了“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以及“物候学与防止环境污染及三废利用”等章节。

捧着新版的《物候学》,竺可桢斜倚在病床上一页页轻轻地翻看,久病而显得苍白憔悴的面容难得地透出了红晕。

竺可桢自己也十分喜欢这本著作。不仅因为这是他和宛敏渭多年合作心血的结晶,不仅因为它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好评和喜爱,还因为这部著作体现了竺可桢多年以来从事科普创作的一贯追求:既向广大读者传播科学知识,又切合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好读实用。

书第一次出版后,竺可桢就收到许多来自山西、四川、广西、河南、江苏、陕西、辽宁等地读者的来信。信中有的要求购书,有的反映问题,有的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些读者来信给了竺可桢极大的鼓舞,正是在此基础上,竺可桢对《物候学》进行了修订。

竺可桢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喜悦心情:“……捧着修订后再版的《物候学》,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仿佛见到了自己久别的孩子……”

《物候学》这部著作在竺可桢去世后又多次再版,而且在港澳和海外发行。1986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科普读物的最高奖。

授予这部著作最高奖,是因为这部作品集中体现了竺可桢科普作品的突出特点:题材来自实际,材料来自科研,内容充实严谨,文字通俗生动,富有文学色彩。

竺可桢是我国科普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从他把从事科学研究当做自己毕生事业的青年时代起,他就开始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科学普及的工作。竺可桢说:“为什么需要更多人知道科学呢?近代科学的进步如此迅速,已经使门外汉高深莫测,望洋兴叹。惟其如此,人民大众尤其不能不具有科学常识。如卫生常识、电气常识等等,对于宇宙的常识,也应该人人具有。”

竺可桢一生写了很多科普文章,内容涉及地理、气象、气候、物候、科学史、农业、海洋、医药卫生、航空、天文及自然的保护和改造。竺可桢锲而不舍,向愚昧无知宣战,孜孜不倦地宣传介绍科学知识,为此而殚精竭虑。

1926年,湖广大旱,农田荒芜,民不聊生。而那些政府官员却忙着在公署衙门里大设祭坛,向龙王祈雨。竺可桢当时在上海,看到这些情形,忧愤交加,撰写了《论祈雨禁屠与旱灾》,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

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本年(1926年)自入春以来,长江、黄河的下游,以及东北沿海一带,雨量极其稀少。于是各省政府当局纷纷把向老天爷求雨、要求百姓禁止屠宰牲畜家禽作为当前抗旱救灾的唯一办法。

这样的愚民政策,若是在欧美各国,必定会被国民所不齿,为舆论所不容。而在我国,却司空见惯。如今是科学昌明的时代,这样愚弄人民,对外令别国耻笑,对内则使广大国民更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所以,确实有必要使广大民众了解旱灾的由来及其对付灾害的方法。对待旱涝灾害,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防患于未然。保护森林,种植草木,兴修水利,广设气象台站。

竺可桢以他渊博的科学知识,论述了雨的形成及变化规律,介绍了温度、气压、洋流以及太阳黑子与日光辐射对气候的影响。说明旱灾的形成是各种气候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了解这些,而只是一味盲目地祈雨,是多么愚昧无知、误国误民啊!

竺可桢这篇写于20年代的文章,不仅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了有关旱涝灾害形成的科学知识,而且对统治阶级的愚昧顽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1933年发表在《国风》半月刊上的《说云》,是竺可桢著名的科普佳作。

《说云》全文不到四千字,从云的形成,云的类型,云与雨的关系以及云之美这四个方面清晰透辟地介绍了气象学中有关云的知识。其中还包括对全球雨量状况,干旱形成的原因,云量与日照的关系的介绍。文章科学信息的容量很大。

这篇文章行文十分优美,富有诗意,堪称科普作品中的“美文”。

在“云的类型”一段中,竺可桢用简约而生动形象的语言介绍了卷云、积云和层云这三种常见的云。他写道:

“卷云极细极薄,若薄幕,若马尾,或若丝之纤维……每现之于风暴之先。“积云……有如重楼叠阁者,有如菌伞凌虚者,又如群峰环列者,谚云:‘夏日多奇峰’即谓此也。“层云作片状,近地者即谓之雾,现于朝暮之际,冬日较多,但鲜有降雨者,登高山见云海,殆皆是类云也。”

在“云之美”一段中,竺可桢用诗人般的语言,赞美了云雾的美丽,赞美了大自然的神奇:“‘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地球上之纯粹美丽也者唯云雾而已。他若禽鸟花卉之美者,人欲得而饲养之、栽培之,甚至欲悬之于衣襟,囚之于樊笼。山水之美者,人欲建屋其中而享受之;山石之美者,人欲价购而以储之;若西施、王嫱之美,人则欲得之以藏娇于金屋……至于云雾之美者,人鲜欲据之为己有……且云霞之美,无论贫、富、智、愚、贤、不肖,均可赏览。地无分南北,时无论冬夏,举目四望,常可见似曾相识之白云,冉冉而来,其形其色,岂特朝暮不同,抑且顷刻千变。其来也,不需一文之值,其去也,虽万金之巨、帝王之威,莫能稍留。”

竺可桢在这里,不仅仅是在写云,不仅仅是在写神奇的自然景观,他分明是在抒写一个科学家自由而广阔的精神世界,分明是在倾诉他对自己所钟爱的气象事业一往情深的痴迷。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身兼科学院各部门20多个领导职务,同时还坚持科学研究,他的繁忙可想而知。即使在这样繁忙的日子里,竺可桢仍把写作科普作品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他在这时期科普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他先后发表和未来得及发表的科普作品有60余篇,其中,写于60年代的《向沙漠进军》,是他这时期优秀科普作品中的代表作。

《向沙漠进军》是竺可桢为新中国青少年撰写的科普作品《变沙漠为绿洲》中的一节。

这篇作品用生动简洁的语言,科学而准确地说明了“沙漠是人类最顽强的自然敌人之一。它埋没我们的园地,掩盖我们的屋宇,摧毁我们的森林。沙漠进攻的战线开展得非常广泛,合起来可达地球上全部大陆面积的十分之一。所以人类对沙漠的战争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

接着,他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实例,说明沙漠的形成是由于滥砍滥伐,放火烧山,人类战争等原因。“风沙吹起,尘埃蔽天,白昼变黑夜,人烟萧条”,触目惊心的描写使人深感征服沙漠的迫切和必要。

接着,竺可桢形象地说明沙漠向人类进攻的武器是风与沙,而人们在对付它的时候,要以水为武器,以种植草地和培护森林为盾牌。

竺可桢还以自己亲身考察沙漠时的经历为例,科学地阐释了鸣沙声音的形成以及海市蜃楼的成因。

作品最后介绍了新中国成立10年来我国西部六省治沙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启发人们利用沙漠的巨大风力和强烈的日光为人类造福。

《向沙漠进军》至今仍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范文,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从这里开始记住了竺可桢这个名字。

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有一座天文馆。这是我国很长时间里唯一的、设备先进的普及天文知识的场所。千千万万中国人在这里接受了关于天文知识的启蒙教育,可有谁知道,为了筹建这个天文馆,竺可桢付出了多少心血!新中国成立伊始的50年代,是竺可桢首先倡议在北京修建天文馆;这个倡议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通过后,他参与了天文馆建设的始终。作为中德友好学会会长,他在访问民主德国期间,亲自为天文馆选购仪器设备,从天文馆的开馆到布展他都一一过问。

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遗址,在竺可桢的极力主张下,被开辟为永久性的人类历史展览馆。

竺可桢还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筹建委员会的委员,为了这个向广大人民群众及青少年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博物馆早一天建成及展出,竺可桢竭尽全力,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

茫茫荒原,荆棘遍地,满目荒凉。是拓荒者烧荒的野火,映亮了寥廓的天宇。

竺可桢毕其一生的心血,在科学的原野上拓荒。他的身后,留下了他用科学知识耕耘过的土地,播下了文明和希望的种子。

6.在最后的日子里

随着“文革”的延续,社会动乱进一步加剧。失去了保健和锻炼条件的竺可桢,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他有时需要到位于三里河的中国科学院机关去处理事务。机关办公室在二楼,每次为了上这一层楼梯,竺可桢需要休息两三次,还会累出一头虚汗。

在家里阅读,一上午只能坚持一个半小时。他的呼吸机能日渐衰竭,呼吸能力只有普通人的七分之五,肺活量只及常人的三分之一,稍一活动,就气喘不已。他自嘲地说自己现在已经是“手无缚纸之力”了。

即使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他仍以极大的毅力,尽可能地参加一些外事活动,以期广泛地联系更多的海外科学家。

当时,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两国关系日益正常化。一批又一批美籍华裔科学家在离开中国几十年后返回故里观光省亲。中美科学家之间又有了学术交流,这是竺可桢盼望已久的事情。

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回来了,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回来了,早年与竺可桢同船赴美的好朋友赵元任回来了。每次,竺可桢都是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的身份参加接待工作。尽管他的身体已十分衰弱,但他还是振作精神,全力以赴。

竺可桢特别关心那些他早年的故旧和学生,希望能更多地向他们介绍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需要,希望他们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毕竟,“文革”是中国历史的非正常时期。在那些浊浪排空、阴云密布的日子里,竺可桢坚贞刚直、明辨是非,显示了一个科学家实事求是的一贯品性和高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