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年读的是预科，所学的都是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这些知识在商业学堂已经学过，而且他的考试成绩都很好，自以为已完全理解。现在又来重学，开始他想不通，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但路矿学堂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讲授方法和商业学堂大不一样。他不久便悟出一个道理：原来各门功课，表面上好像各自独立，实际上是彼此联系的，可以相互启发，有一把共同的钥匙需要掌握，这便是其中的逻辑性。
有了这一悟，再回过头来看中学时所学知识，他原以为已经懂了的，其实懂得并不透彻。有了这一悟，他在以后的学习中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原来他有时还觉得学习枯燥乏味，但在此后的学习中，总有很大的乐趣伴随着他。
路矿学堂有许多课程是没有教科书的，全凭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下面记。茅以升认为，这样教学有两个好处：一是老师不受教科书限制，总是把最新的知识讲给学生；二是老师可以旁征博引，教给学生更多的知识。以升记课堂笔记非常认真，课后还要参考不少书，将笔记加以补充整理，因此他每门课的笔记都很完整。
在唐山五年中，他共做了200本笔记。
路矿学堂的考试制度也别有特色。除了固定时间的大考外，平时的小考很频繁，而且从不预告，学生到课堂后才知道，有时一个上午要考三四门功课。为了对付这种情况，以升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表。每天晚上把当天的功课温习好，做到每天有准备，从来不怕考，由于学习时间表的有效运用，考试常得满分。每次大考发榜，他都是全班第—名。
他每天早晨6时起床，晚上11时睡觉，中午不休息，节假日也照常。所以，他的好成绩也是他坚持勤奋学习的结果。
但以升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世事、一心只知读书的书呆子。他非常关心发生在学校内外的大事，尤其是国家大事，坚持每天看报，了解时事。1915年，嫌当大总统不过瘾而想当皇帝的袁世凯，积极筹划复辟帝制，操纵各报纸都为他歌功颂德，制造复辟舆论，引起以升的极大反感。他决定什么报纸也不看，一门心思读书；直到第二年袁世凯病死，他才又恢复看报。
以升的性格很活泼随和，与同学们建立并保持着愉快的关系。他也非常喜爱体育活动，入校不久，就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是一名较出色的队员。
1916年夏，茅以升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唐山路矿学堂，他的毕业考试答卷完美无缺，老师破格给了120分，学校还特意珍藏了这份答卷。这一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评选优秀工科大学，唐山路矿学堂被评为第一名，而茅以升是第一名学校中成绩第一名的毕业生。
4．罗忠忱教授
茅以升在唐山读书期间，对他最有影响的老师是罗忠忱教授。
罗忠忱，字建侯，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土木工程师资格。回国后，一直在“唐院”（唐山路矿学堂曾数次改名和搬迁，但该校毕业生一直简称该校为“唐院”）任教达50多年。
他教茅以升材料力学、应用力学等基础课，用的是美国工程大学的教材。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口齿清楚，快慢适度，用语简练，没有一句废话，学生都能听得懂，而且都喜欢听他讲课。但他讲课逻辑性很强，听课时注意力稍有分散，就跟不上。
罗教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经常进行当堂小考，时间约二三十分钟，到规定时间不交卷，就算零分。对计算题的答案，规定取三位有效小数；用计算尺计算，只准第三位数有误差，否则也算零分。他说，这样严格要求的目的，是要学生在学校就养成认真、精确的习惯，避免以后搞工程设计时，因计算有误而出现安全问题。
罗教授一丝不苟的学风，茅以升非常敬佩，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熏陶。
罗教授不仅在学问、教学上令学生敬仰，在做人上也堪为师表。他坚持原则和信念，正直无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自己要求很严，生活简朴，有规律，爱整洁。平时表情严肃，说话不多，但他理解人，尊重人，乐于帮助人。他疾恶如仇，最恨说谎、弄虚作假、溜须拍马、卖友求荣、不负责任、不遵守时间的人。
有一件事给茅以升留下了深刻印象。罗教授的一个侄子也在路矿学堂学习，一次期末考试只得了59分，他毫不留情地将侄子留了一级。
罗教授一生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建设人才，他们中有不少成为了工程专家，有的还享有很高的荣誉和地位，而他却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上默默地奉献了一生，从不在意自己的名誉地位。
有一年，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评选院士，罗教授被提名为候选人，却因为他没有什么著作而落选。当不当院士，在罗教授看来都一样，他自然也不会在意落选不落选。
“爸！”有一次他的孩子不解地问，“你为什么不著书立说？”“我把所有的知识都教给了学生，”他回答，“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罗教授在政治上也富有正义感。抗日战争中，正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国民党三青团在校内活动猖獗。罗教授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斥责三青团的活动，提出“教授治校”、“党团活动退出学校”的正义主张。
无论在治学和做人上，茅以升都受到了罗教授的深刻影响，而罗教授也对这位年龄最小的弟子非常欣赏。当茅以升在美国留学将毕业时，罗教授就寄去了聘请书，希望他回国后到唐院任教。后来茅以升到唐院任教授、校长多年，与罗教授又成了同事和密友。但茅以升一生都尊罗教授为恩师。他离开唐院后，每次到唐山，总要带些表示情谊和尊敬的小礼物去看望罗教授。
在“十年动乱”中，罗教授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于1972年在唐山铁道学院逝世：八年后，合并唐院而成立的西南交大在峨眉山为罗教授补开了追悼会。茅以升因年事已高，未能亲赴参加，特意送去了一副挽联表示深切的悼念：建侯师座千古：
从学为严师，相知如契友，犹记隔海传书，为促归舟虚左待；
无意求闻达，有功在树人，此日高山仰止，长怀遗范悼思深。
受业茅以升敬挽
5．李乐知同学
茅以升非常喜爱数学。到路矿学堂不久，他发现一位同班同学对数学比自己更加入迷。这位同学名叫李俨，号乐知，比以升大三岁。共同的爱好很快就将他们二人联结成亲密朋友。
李俨家境贫寒，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尤其是对数学的领悟能力，超出一般同学。对所能得到的数学书，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钻研。以升经常和他讨论数学问题，得到了不少启发，并在心里把李俨当做榜样。
李俨得知以升祖父的藏书中有不少数学书，假期随以升到南京，专门来阅读这些书。
令以升深感惋惜的是，李俨只在路矿学堂读了一年，就因交不起学费，辍学谋生去了。对李俨的离去，以升感到很大的失落。有一段时间，他不断买书寄给李俨，并终生与李俨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李俨离校后，在工作之余刻苦自学，后来成为工程专家和科学家。他的大半生是在修筑陇海铁路中度过的，在实践过程中，他从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升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筑路虽然是工程技术工作，但在勘测、设计、施工中经常会用到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等学科的知识，促使他刻苦自学了多门学科的知识，成为一位综合型的科学家。
因为钟爱数学，几十年来，他利用省吃俭用的钱，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数学资料，并潜心研究，成果累累，成为研究中国数学史的先驱和权威。他共写出了100多篇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的论文，并完成了《中国古算史》、《中国数学大纲》等数学史专著，有的还被译成俄、英等文字，在欧美出版。
1955年，李俨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室主任（后改称研究所，他任所长），当时茅以升是铁道科学院院长，两位老朋友终于可以经常见面。他们还在一起讨论科学问题，相互支持，相互关心。
1963年，李俨在北京逝世，茅以升非常痛惜，在追悼会上沉痛地致悼词。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直缅怀这位从一进大学就开始认识的好友。
茅以升对李俨自学成才的事迹和一生好学不倦的精神非常钦佩，认为他是值得热爱科学的青年人学习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