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受到袭击的受害者：我的丈夫给了我很多帮助。如果要我独自承担，我可能不会这么顺利，因为丈夫的帮助使得我可以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那样哭泣，我需要安慰、需要拥抱、需要情感支持。我丈夫过去是冷漠的，但是他真的变得温柔，比如他会经常说‘别担心，我在这儿呢’。你需要一个人帮助你度过艰难时期，需要倾诉的对象。）
在这一方面的恢复过程中，受害人自己的偏爱、自主能力和生活都要得到尊重，和谐性得到确认，即使只是得到他人的鼓励也是有利的，这是与犯罪行为完全相反的。其他人可能会牺牲自己的某些东西来帮助受害人，来换取受害人的利益，而在犯罪行为发生时，是牺牲受害人的利益，来换取他人的利益。
恢复的这些方面是相互包含，相互促进的。如，世界对安全的确认能促进自主能力。实际上，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恢复的所有方面都是相互交织的。我们以交谈为例。在移情式的对话过程中，参与者是积极涉入的，形成一种熟悉的和可预知的氛围，另一个人允许对话中的交互作用，并以一种促进信任的方式尊重对方的存在。交谈消除了犯罪行为发生后的恐惧与疏离，重建了遭到破坏的社会。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受害人能积极地参与我们的访谈。在他们渴望恢复的过程中，有的人甚至希望有人来和他们交谈。一个参与者说‘你是第一个来和我讨论这一事件的人，谢谢你。’
消除犯罪行为的影响是对犯罪行为意义的颠覆。如果世界没有发生改变，继续遭到破坏，或者受害人对自己的不幸不做任何努力，如果他人继续保持冷漠和不帮助，犯罪行为还会进一步加剧。世界和他人的存在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不仅仅对受害人的恢复起到帮助，同时也是构成新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犯罪行为各个方面影响的消除，对和谐社会取向的重新建构，使得受害人能在未来进入到自己所喜欢的世界。超越的过程实际上涉及犯罪行为的具体方面。如，遭到强奸未遂伤害的受害人会避开陌生男人，穿更长的衣裙，丈夫更多的照顾和保护。入室抢劫的受害人会把门锁好，要邻居帮助看护以及其他措施。随着受害人对过去犯罪行为以及各种犯罪可能性影响的消除，陌生人或者破坏性他人退出了自己可及的范围之外，他感到紧张的减轻，并以新的和谐社会取向生活，这让他再次安静地生活。
一个新秩序
如果犯罪行为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那么超越了犯罪行为之后的情境则是对秩序的重塑。犯罪行为之后所出现的是心理的转变，这种转变有时涉及个人的整体存在。这一转变体现在包含先前所体验的犯罪行为的意义，但是又是以已经被超越的状态存在着。换句话说，新秩序既保留了犯罪行为又超越了犯罪行为，体现出几个不同的方式。
初始的犯罪行为只有当受害人谈起它或者有什么与之相同的意义提醒时才会呈现（如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犯罪的报道）。
（受到袭击的受害者：我差不多都忘了它，直到昨天警察打来电话，开始谈论它。）
通过这种方式，事件保留在记忆中。同时它又被超越了，如，它不存在在当下，它是作为过去被记忆着的，即不是以当下的面对面的现实来体验犯罪行为的。它会被回忆起来，而此时痛苦已经得到大大的减轻，能认识到它已经结束了。但是，与涉及犯罪行为在世界和受害人行为中隐含存在相比，这只是表面的。
在世界中，一个从未预想过的新的王国现在成为个人世界的一部分。对犯罪行为变得熟悉，对它的感受和意义积淀下来。
（一个遭到入室抢劫的受害人：我读报纸，每一个星期报纸出来我都读相关的内容，并考察事件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只是希望我不是下一个受害者，没别的。）
（一个受到袭击的受害者：整个事件是如此的愚蠢。每一件事都愚蠢。我只是认为整个世界都愚蠢。我只是希望每一个人只要做到冷漠就行了。）
从个人行为上来看，在与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行为各侧面建立新关系的过程中，受害人的行为方式恢复和保留了安全，构成了一个新的和持久的生活方式，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隐含了对犯罪行为的超越。
（一个遭到入室抢劫的受害人：如果他们道歉的话，事情就不同了。过去我很随和，但是现在我感到我不想小孩作邻居。我不想受到打扰。当他们在我身边转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出去’。我只是希望他们离我的房子和我的东西远点儿。我仍然不会让他们接近。）
（一个受到袭击的受害者：我决定以后再也不接近别人的东西了。自从我遭到殴打以后，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自找麻烦了。我试着与所有的人交朋友。我希望人们都站在我一边，不反对我。）
（一个受到袭击的受害者：从那以后，我决定唯一尊重别人的方式是在别人能尊重我的情况下。）
他们更加小心地预防犯罪行为——这也蕴涵了犯罪行为的存在。参与者形成了新习惯，来强化自己所拥有的，自己所喜欢的秩序。
（一个遭到入室抢劫的受害人：我现在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
（一个遭到入室抢劫的受害人：现在我每次停车时除了锁车以外，还把车里的音响设备上了锁。）
（一个被偷窥的受害人：我仔细查看窗外——看邻居那边在发生什么。）
其他的新秩序的证据是他们养成习惯地对某类人加以回避和对某种新生活经验的限制。
（一个受到袭击的受害者：现在我再也不在夜晚独自在街上行走。）
（一个遭到入室抢劫的受害人：你问我这件事是否从我的生活中消除。我坐在这里对这个问题想得越多，我的回答就越明确，‘没有’。因为我还没有替换我的立体声系统，我也不打算买东方小地毯了，因为我担心有人又会偷走它们。）
受害者也形成了一些预防性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对喜欢的秩序的一种维系。
（一个遭到故意破坏行为的受害者：现在我买了一只狗，只要有人靠近房子它就会大叫。他吠了，我就起床，打开我安装在一楼的灯。）
在新秩序中转变的另一个证明是，在与犯罪行为搏斗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与犯罪行为的新的社会关系整合进了受害人的生活中。
（一个受到袭击的受害者：我对警察的感受将会一直存在。他们总是主观决断。他们看起来总是跟在酗酒者和吸烟者后面，而不是去追查抢劫犯和强奸犯。）
（一个受到抢劫的受害者：我们从那些坏邻居那里搬走了，现在我们周围的人都很关心我们。一位女士牵着狗巡视，确保一切正常。我们现在与邻居的关系密切，我现在可以肯定没有人能从这里拿走任何东西。）
（一个受到袭击的受害者：我感到安全多了。我以前从未想过我丈夫会接我上下班或者在停车场等我，但是现在他确实这么做了。我们关系更亲密了。）
在新的秩序中，一些受害者更独立、更坚强、更富有责任心。而有的人更依赖他人。所有的这些新关系都体现了个人超越或没有超越犯罪行为的特殊方式。无论如何，新行为积淀下来成为‘现实的我’（如，现在我很害羞，我穿着长裙子不与陌生男人交谈），新的世界成为唯一的生活现实（警察对此不起任何作用，法院起作用）。这一新出现的秩序比先前的受害世界要好，但是没有犯罪行为发生之前的秩序那么好。
（一个受到袭击的受害者：我丈夫更关心我了。我猜之前他多多少少忽视了我。现在他更看重我，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我并不想为了得到丈夫的关心而遭受这件事。）
（一个遭到入室抢劫的受害人：我们更换了孩子的所有的玩具，但是还是有些不同。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好主意，因为直到现在他们还会看着玩具熊说，‘这是我们才得到的，因为以前的被抢劫了’。我们试着不去强调它。但是这些事情继续发生着，这是我们所吸取的惨痛教训。）
因此，新行为（像搬家、锁门等）是新世界所呈现的现实（如暂时的社区是危险的，人们会把你的车子打得粉碎）必须的。在考察这些必要性和现实是如何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过程是各种各样的，它们是受害人个人选择和个体所生活的社会情境之间关系的辨证结果。
在新秩序中，犯罪行为被大大隐藏了起来，虽然还在心理上存在着。即超越了犯罪行为的人不再意识到它。把它从现实排挤到了实质性的存在。在犯罪行为存在与不存在上很模糊。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很遥远了，并成为过去，不再预想着它的出现。但是，实现这一过程的行为证明了、体现了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如，锁车、不让孩子离开家在街上玩、穿长裙等）。这些行为具有保护他们所希望的非犯罪行为发生的存在的意义。从这一点来看，尽管他们的行为还隐含着犯罪行为在世界上的普遍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受害人回归到一种存在，即犯罪行为不会再发生在自己身上。
（一个遭到入室抢劫的受害人：你会认为这件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即使已经发生在了我们身上，但是我们知道概率，它不会再发生了。我有时会想‘喔，不，不会再发生在我们身上了。’）
每一个人超越的方式都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样他不再生活在不喜欢的犯罪行为的意义中，而是勇敢地建立自己的生活。犯罪行为不再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存在取向。相信犯罪行为不再发生，体现了重建安全、和谐社会取向。即使是那些宣称‘现在我倒还希望受到犯罪行为伤害’的人，都证明了犯罪行为在新世界存在与否的模糊性。如果受害人以一种大无畏的方式继续自己的生活，那么这种犯罪行为的消退就会出现。像隐含的、消除、消退、遥远、隐藏等词语都是指在新秩序中犯罪行为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