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我一直呼救、呼救、呼救。我的声音很大，住在我楼下的我的一个朋友听见了，打开了窗户。我没有听见她打开窗户或其他的声音，甚至叫我名字的声音，可能是我呼救的声音太大了。他听见了我朋友的声音，害怕了，最后放我走了。
F：她叫了你的名字？
M：不是，她只是大叫‘Marlene，怎么回事？’她想我可能和我的丈夫在打架或其他的什么事。所以，她只是叫‘Marlene，Marlene，怎么回事？’这样的”。
访谈即对受到犯罪行为伤害的经验的描述，为研究者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但是由于参与者的文化教育水平不一，在有的描述中可能包含了与研究不相关的材料，包含了偏离描述任务的因素，有的描述可能出现重复或遗漏，因此对事件进程的描述并不一定与事件发生的过程相一致。所以虽然对事件的描述为研究者对现象的理解提供了一种途径，但研究者不能对原始的描述充分、完全地信任，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提炼。
3.4.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是现象学心理学研究最核心的阶段，其目的是从原始的描述中形成一个对经验本质特征的描述。现象学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资料分析。
3.4.1.对相关描述的组织，获得个别的现象描述
这一阶段的目的和最终结果是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对每一个访谈经验的、组织良好的、以参与者的语言表述的描述——个别的现象描述（individual phenomenal descriptions）。在这一描述中，要排除掉访谈中与所研究的经验无关的资料，包含所有与经验相关的陈述。根据吉尔吉、费舍尔、沃兹等人的研究，在这一阶段，遵循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则有利于研究者达成自己的研究目标。
第一，研究者不带任何预设的态度，以开放的心态来阅读访谈资料，以获得对经验的整体把握。即研究者要持一个还原的态度，悬置过去个人所有的知识和理论，以便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所描述的经验中。此时，研究者要把自己置于参与者的地位，从内心来感受所经历的事件，这样研究者不仅仅作为一个观察者，通过阅读与参与者交织在一起，研究者使自己进入所描述的情境以便“重新体验”（re-experience）当前研究的经验。而且要体验参与者在描述中所要表达的意义，真正理解参与者所描述的经验。在这种移情性的阅读中，研究者调动自己所有的理解能力以对参与者经验产生同感——这是现象学方法得以进行的操作之一。通过这种共鸣，一个人就能站在另一个人立场，获得所描述情境的丰富的意义，就能开始熟悉经验的本质意义和组织。所以，这种阅读不是研究性的阅读，而是一种沉浸的、移情的阅读，把自己当成参与者来阅读。在阅读中，研究者运用了个人过去经验、知识的悬置、直觉、移情等知识与方法，尽可能地通过参与者的描述进入参与者的体验中。至于阅读的次数和阅读进度，研究者则按照自己的进程来决定。现象学研究方案的这种移情态度在随后的多种研究方案中都有体现。这与科学主义心理学强调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分离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划分材料的意义单元（meaning unit）。意义单元的划分是后续分析的基础和准备。通常，现象学研究通过访谈所获得的描述都很长，对一个描述的分析先是把这些描述划分为各个部分，而这些部分是以意义为单位的，因此称为意义单元。意义单元的大小依研究者的认识而有所差异。我们反复重申现象学研究是对现象的一种整体的研究，这种意义单元的划分似乎是对资料的还原做法。其实不然，在现象学研究者看来，意义单元并非是现象本身所包含和固有的因素。对资料按照意义单元进行划分，其目的是为了形成资料的共同主题，是为了确保所有的资料都得到了仔细的对待和说明（因而避免可能出现的遗漏或者选择性偏见）。对于怎样划分意义单元，不同的研究者划分的方式存在着差异，在长度上也各不相同。吉尔吉认为，每一个单元或部分大约按照参与者的1~3句话来划分。在操作这一过程时，研究者要仔细阅读材料，在感受到意义变化时在相应之处做出标记，直到整个描述结束。一般来说，单元的主题可以用一个句子来命名和区分。为了更直观地感受意义单元的划分，我们以上述描述为例，看现象学研究者是如何进行单元划分的。
在上述的访谈中，访谈是以“他没有成功，别再提它了。但他想把我拉进车里，过来，Allison”而开始。前三个句子是来自同一个单元，研究者称之为“他想把我拉进车里但没有成功。”“过来，Allison”与前面三个句子存在着不同的意义，因而是第二个意义单元。参与者说：“我一定是被跟踪了，晚上很晚了我开车回家，他一定是看到我是独自一人，他一直跟我到了停车场，他的车看起来很像我邻居的车，所以我根本就没在意。”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单元，因为它所描绘的是同一个情境，但在这里研究者看出其中所蕴涵的双重意义。一组是由第二、四和五句所组成的，即“晚上我开车回家，被一辆汽车尾随至停车场，这辆车很像我邻居的车，因此我对此没有在意。”第一句和第三句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是在开车回家以后才产生的，也就是通过对到底确实发生了什么的回顾才产生的：“他一定是看到我独自一人，尾随了我。”因此，这两个句子与其他句子存在着不同的时间系数，因而对相同情境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因此应对它们加以区分。“他抓住我的肩……他离我那么远……但我害怕得瘫倒了……我双脚无力……前面有一个栏杆，我紧紧抓住它”，这一整段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意义单元，可以称为“与袭击者抗争”。也可以对此作更细的划分，如，区分“袭击”“受害人的瘫倒”“受害人试图抓主栏杆”等。可见，意义单元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与研究者的视野、观点、学科取向等有着很大的相关。不同的研究者所划分出的意义单元是不同的，所以，现象学研究者也把意义单元称为“研究者的意义单元”（meaning- unities-for-the- researcher）。但是吉尔吉也强调，在意义单元的划分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个标准，即不能遗漏掉描述中的任何细节，并且所划分出的单元都有明显的可区分性。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提供费舍尔和沃兹对上述描述所划分出的前20个意义单元：
1）他没有成功，别再提它了。但他试图把我拉进他的汽车里。
2）过来，Allison。
3）我一定是被跟踪了。
4）晚上，我开着车回家。
5）他一定是看到我是独自一人。
6）他一直尾随我到停车场，由于汽车看起来与我邻居的一样，因此我并没有在意。
7）我刚刚下车，对吧？
8）这样做非常愚蠢，但我还是做了。
9）我走上台阶，转过身来，因为我没有听见关车门的声音，我总是有一种直觉的恐惧。
10）我转过身察看，他已经到了我面前。
11）我下车走向我公寓楼，那时是零晨的三点半。
12）他一直沿路跟踪我。
13）娃娃在睡觉，宝贝，我们一会儿再看。
14）所以他一直跟在我后面，我没多想，因为有很多车来来往往。他跟着我进了停车场，我把车停在公寓楼前面。我想那是我邻居的车，因为车型是一样的。我下了车。
15）他一定是飞过来的，因为我已经上了台阶，而他把车停在了停车场的最后面。
16）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脚踝，一只手抓住我的肩膀，你知道，是他们中的一个。你感受到过被抓住脚踝扛在肩上的感觉吗？
17）我害怕得瘫倒了。我双脚无力，我想我一定死沉或其他什么原因，他抓我的手松开了。
18）前面有一个栏杆，我紧紧抓住它，大声呼救，双腿用力并拢，而他——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只是拼命想把我拉开。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拉开我的双腿或其他什么事吧。……是想把我从栏杆拉开吧。
19）他知道我坐在那里——就像他的汽车门。你可以看到他的车是开着门停在那里的，他根本就没有关门。在车里还有另一个家伙。这些我都可以看到。
20）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从没想到过它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第三，确定与研究现象相关的部分。这一过程是形成个别现象描述阶段最困难和至关重要的操作。在所有的研究中，研究者都要区分出哪些资料对所进行的研究有启发意义，哪些没有。同样以上述的描述为例。在以上的意义单元中，第2和第13个单元并没有表现任何与犯罪行为以及受到伤害相关的意义，而是显示了一个母亲与一个希望引起她注意的孩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在这一阶段，确定了这两个单元与所要研究的经验是无关的。
在确定哪些资料与所要研究的现象相关的问题上，研究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一个被某研究者否定的意义单元，可能会被另一个研究者接受。如第5和第14单元，在这两个单元里，参与者既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受到伤害的体验，也许其他研究者会删除它们，但是费舍尔和沃兹等人则把它们看成是相关的，因为他们认为首先它与犯罪行为发生“之前”相关，即它表达了犯罪行为产生的时间背景，准确地说它是与“非犯罪行为”相关，即与犯罪行为形成一个对照，来体现非犯罪行为特征的缺失。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意义单元的划分还是相关单元的确定都依赖研究者的理解，都建立在研究者特殊的视角基础上，也充分体现出现象学研究的主观范式特征。
第四，重组相关部分，并按时间顺序准确表达事件类型。这一操作对经常出现重复、顺序交错的访谈材料来说尤为必要。如第4、6和14单元，虽然在访谈中是相对独立的，但都表达了“开车回家，把一辆汽车看成是邻居的，不在意它”，所以要把它们归在一起。除了要把内容相关的单元归在一起以外，在意义单元中没有考虑的时间也要重新安排。如，出现在访谈中的第1单元，要放在第4、6和14单元之后，甚至是放在第16、17和18单元之后。
第五，研究者要删除多余的陈述，用参与者自己的语言，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重新描述事件，形成这一阶段的最后结果——“个别的现象描述”（见附录1）。
3.4.2.对个别现象描述的心理学分析，形成个别的心理描述
以上所获得的个别的现象描述还没有表达出经验（受到犯罪行为伤害）的心理学意义。因此，这一阶段就要实现一个转换：从现象描述到心理学意义的获得，其目的是对描述作心理学理解，形成个别的心理描述（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s）。在个别的心理描述中要完成两个任务：第一是阐明每一个案例的内在意义；第二是阐明每一个案例的结构统一性（即这些内在意义的相互关系）。吉尔吉等人也把这一阶段称为转换阶段，即把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事件的描述赋予心理学意义。吉尔吉、沃兹等人强调，在进行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必须持一个科学的态度，即心理学态度。现象学研究者认为，如果所持的态度和视角不同，对于相同的对象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如，对于“心脏”，心理学家可能会把它视为获得某种感觉的器官，而生理学家可能只把它看做一个起搏器。所以心理学家要保持学科的敏感性，才能发现资料处理的视角——心理学视角，获得现象的心理学意义。
吉尔吉等人认为，这一阶段是整个现象学研究最艰难的过程，主要因为：首先，当研究者在获得研究结果时，总是处于非常激动的状态，其新奇感容易掩盖模糊不清的方面，研究者容易为自己的成就激动，从而破坏与它密切的联系，忽视获得这一结果的过程；第二，心理学意义是通过直觉自然涌现的，而不是遵循明确的规则获得的，因此它是怎样获得的仍然还是一个谜；第三，这一阶段本身既模糊又复杂，研究者既要关注发现同时还要理解意义，既要忠实于日常描述又要高于日常描述，因而在客观上为分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第四，相关词汇的缺乏。吉尔吉等人认为，目前现象学研究所用的词汇仍然是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但是意义却存在着差异，人们在理解上会有偏差。所以，他们对这一阶段予以格外的重视，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指导，包括：5个基本立场和态度，11个活动性操作。
3.4.2.1.研究者应有的立场和态度
第一，移情地沉浸所描述的世界中。研究者要把描述作为进入参与者生活经验的一个窗口，使参与者的经验成为自己的经验。如果要全面理解参与者，研究者不能作为一个观众，而是要把自己置于参与者的经验中，充分体验参与者在这一事件中的苦与乐。如，在Marlene的例子中，研究者要把自己置于停车场，下班回家的途中。要和Marlene一样确信她面对的是一个强奸犯并感受到她的无助。同她一样想到最坏的结果——再也看不到孩子和丈夫，被粗暴地虐待而不想活下去，决定为自己的生命而抗争等。而这一切必须通过研究者的移情、站在参与者立场才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