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弟弟把他们提到的“相交”(几何名词)当成“香蕉”了，惹得父亲和振宁都大笑起来。这块小黑板，还是父亲对孩子们进行家庭教学的工具。他在黑板上教孩子们语文、英语、几何、代数等，还教他们念《古文观止》，讲历史名人如岳飞、文天祥等，使孩子们在没有学上的情况下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弟弟们最盼望的是周末。每逢周末，振宁从学校回来了，联大的一群孩子们就来到振宁家，听他讲上周末没有讲完的故事。振宁在学校读了英文书籍如《悲惨世界》、《罗娜东》、《最后的摩西根人》等，就翻译出来讲给这帮孩子听，他们一个个听得入了迷。可是，振宁讲故事有个特点，是自己看书看到哪儿就讲到哪儿，不管小听众们听得是否完整，往往是一本书没有讲完，又开始讲下一本了，把原来的后半段故事悬在那儿，这对于喜欢刨根问底的孩子们来说怎么能受得了！为此，孩子们经常向他提出抗议。对于联大的一群孩子们来说，周末还有一件最开心的事儿，那就是到振宁家看“电影”。熊秉明是振宁小时候的好朋友，很有艺术才华，他们两个人合作自制了一种土电影。秉明画了许多很有意思的连环画，振宁在饼干筒的圆口上装一个放大镜，筒里装一只灯泡，当连环画在放大镜前慢慢通过时，墙上就有了会移动的人物。对于这些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来说，看这样的土电影就是最大的享受。他们最感兴趣的一个片子是“身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内容是日本飞机在狂轰滥炸，被炸的人家破人亡。振宁的兴趣很广泛。他喜欢下军棋、国际象棋、跳棋和日本“将棋”，喜欢玩桥牌。
此外，他还很喜欢唱歌，不论是在校园里走路，还是在家里做功课，总会大声地唱歌。弟弟妹妹们听他唱得多了，也全学会了，比如：“燕，燕，燕，别来又一年，飞来飞去……”
还有一首名为《中国男儿》的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连父亲都受了他的影响，也经常哼这两首歌。可惜他唱歌的才能并不被同学们所承认，有一次，振宁的朋友问另一位同学：“你认不认识杨振宁？”
那个同学愣了一下：“杨振宁？杨振宁？哦，是不是歌唱得很难听的那个人？”
4．学士论文
杨振宁对每一位教过他的老师，都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他曾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
杨振宁的学士论文是在吴大猷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吴大猷教授，祖籍广东，长得浓眉大眼，和蔼慈祥。他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后到美国留学，取得物理博士学位后回国，当时只有30多岁。
1941年，吴教授担任西南联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两门课，他非常喜欢杨振宁这个班的学生，后来他曾回忆说，这些学生在一起真是一个“群英会”，给他们上课是做教师的最快乐的事。他还说：“除了我比他们多知先知一点以外，他们的能力是比我高的。”
1941年的秋天，吴教授讲的课即将结束，而这个班的学生也面临毕业，按照惯例，每个学生都要写一篇毕业论文。
有一天，吴教授临下课前在黑板上写下了十几个题目：“这些题目可供你们作参考，每个学生任选一题，作一篇论文，有什么问题可来找我。”
几天之后，吴教授正在看书，传来了砰砰的敲门声，原来是杨振宁到吴教授宿舍来登门求教了。
“吴教授，我对‘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想请你做我的论文导师，并请你给介绍一些参考资料。”
杨振宁选这个题目来作学士论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群论很感兴趣。
“群”是近代代数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所有不等于零的实数由普通乘法构成的关系就是一个群。群论是系统地研究群的性质和应用的一门学科。从19世纪初期开始，群论获得了巨大发展，并逐步成为研究数学许多分科和近代物理学的重要工具。
杨振宁的父亲就是专门研究群论的数学家，在清华大学时，他就为研究生开过群论课。振宁在中学时期已从父亲那里接触到了初级群论，父亲书架上那一本有关群论的书，不知被振宁翻看过多少遍了，他常被书中那些美丽的插图所迷住。所以，当他看到吴教授开列的题目时，就下决心要选这个题目。吴教授非常愉快地答应了振宁的请求，这除了吴教授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个学生外，还因为这个题目正是他自己很擅长的领域。他长期从事原子、分子理论及实验(光谱)工作，还写有这方面的专著。吴教授随手从书架上取出了一本杂志，指着其中的一篇说：“你先看看这个吧，有什么想法再来找我。”
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
杨振宁兴致勃勃地把吴教授推荐的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父亲看到儿子现在已开始研究群论，感到非常高兴，马上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书递给振宁，说：“这本书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狄克逊写的，它对你研究群论会有帮助的。”
这本书名叫《近代代数理论》，振宁接过书回到房间就认真地读起来。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它很精练，用短短的20页就把群论的“表示理论”非常透彻地讲清楚了。振宁更感到了群论的美妙无比。对于群论的深入研究，对杨振宁以后的工作及成就，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就这样，慧眼识英才的物理学专家吴大猷，把杨振宁带到了物理学的一个新领域。
杨振宁后来经常说：“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所以，1957年当他得知自己和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奖时，第一个想到的是吴教授，他立即提笔，给吴教授写了一封信，感谢吴先生引导自己进入了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域，并深情地写道，对老师的感谢“今天显然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刻”。
5．对统计物理发生兴趣
1942年夏天，杨振宁从西南联大毕业了，取得了理学学士学位，接着，又进入西南联大研究生院继续学习。
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杨振宁在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下，对统计物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8年秋天，杨振宁刚刚跨入联大校门不久，便发现学校新来了一位最年轻的教授，后来他才知道，这位年轻教授名叫王竹溪。王竹溪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的。当时，祖国的大好河山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有不少老师、朋友劝他留在欧洲，那里的条件比国内要优越得多，但他却谢绝了人们的挽留，毅然回到了炮火纷飞的祖国，来到了条件极差的西南联大，和大家一块儿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杨振宁进入研究生院后，有幸成了王教授的研究生。王竹溪教授教过许许多多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凡是他教过的学生，都有这样一条共同的经验：谁要想学习理论物理，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借阅王先生的笔记。王教授在西南联大教过好几门课程，他每涉猎一个新的领域，就要整理成一本很厚并且很工整的笔记，他的几本著作，都是根据笔记加工完成的。王教授的笔记，成了他的学生的“必读之物”。
杨振宁像其他同学一样，经常找王教授请教问题，并借他的笔记来阅读。
就这样，振宁像块吸水的海绵，从王教授的笔记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走进了一个新的领域。开始准备硕士论文了，杨振宁向王竹溪教授谈了自己的想法。
在王教授的热情鼓励和耐心指导下，他很顺利地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是关于统计力学的。
杨振宁以后几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称性”和“统计力学”这两个方面，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引导他入门的，正是吴大猷和王竹溪两位教授。对于王竹溪教授对自己的教导，杨振宁是时刻铭记在心的。新中国成立后，王竹溪教授担任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后又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1983年初，71岁的王竹溪教授因病逝世，杨振宁当时正在香港讲学，得到老师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立即给王教授家人发了唁电：“竹溪师生平勤实诚正，是朋友和学生都十分敬佩的。他造就了许多科技人才。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
接着，他又专程从香港飞到北京，探望、安慰师母，表达了他对老师的尊敬和感激之情。
6．离开祖国
在岁月流逝中，振宁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目光闪亮，双唇棱角分明，显得刚强而自信。和刚来昆明时相比，振宁确实是长大了。
1943年，一个好消息令振宁兴奋不已，清华大学成立了第六届考选留美公费生考试委员会，准备招考留美学生。可是名额很少，物理方面只有一个。
杨振宁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相信自己的实力。
1944年夏天，考选留美公费生名单揭晓，杨振宁榜上有名。当通知书送到家里的时候，全家人都为振宁感到高兴。弟弟妹妹围在哥哥的身旁，高兴得手舞足蹈：“哥哥要出国了！哥哥要去留洋了！”
父亲慈祥地看着儿子，语重心长地说：“振宁，好好学吧！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振宁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振宁又收到了考试委员会下发的规定：“凡录取各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
这样，振宁于1944年秋天到联大附中当了一名临时教师。
在联大附中，振宁教高一和高二两个班的课，教的是《范氏大代数》。
高二班有一位文静秀气的女生，名叫杜致礼，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女儿。聪颖漂亮、勤奋好学的杜致礼给杨振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谁也没想到后来两人会在异国他乡结成夫妻。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考取的留美学生开始办理出国手续。
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振宁领到了一张办理护照的表，上面要求填自己的出生年月，并且要求填公历。振宁只知道自己是1922年农历八月十一日生，至于公历是哪一天，他根本不知道。他想了想，就在这一栏内填上了“9月22日”，从此以后，他一直把9月22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后来他查阅了万历全书，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应该是1922年10月1日，这样，杨振宁就有了三个生日：农历八月十一日，公历9月22日、10月1日。直到现在，他的孩子们也搞不清父亲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出国的日子一天天迫近了，振宁心中既激动又不安，激动的是，他将沿着父亲曾经走过的求学之路，去圆自己物理学家的梦；不安的是，自己将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将要离开祖国，离开亲人。离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1945年夏天，振宁告别父母、弟妹，告别敬爱的老师，告别正战火纷飞的祖国，踏上了征途。一架从昆明起飞的普通民航班机，在飞越了世界屋脊之后，徐徐降落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机场。
杨振宁一行二十几名中国学生走下飞机，在市区挑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了下来。因为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没有商船和航线，所以他们需要在这里候船。他们在焦躁不安中度过了两个多月，终于等到了美国U.S.S.General Stewart上的空位。这种船叫“自由船”，是用来运送从中、印、缅地区回国的美国兵的。船上还留有一二百个床位，其他乘客可以乘坐，杨振宁这些留美学生，终于坐上了这艘船。船上的条件很差。他们住在船的最底层，睡的床共有4层，每层只有2尺高，在床上就不能坐起来。周围都是美国人，这些美国人看见进来了一些年轻的中国学生，嘴里叽里咕噜地说了许多话，杨振宁他们虽然学过英语，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明白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不过，那些话杨振宁牢牢地记在了心里。直到60年代美国发生了“讲脏话”运动，他才懂得了当年那些美国兵讲的是些什么！轮船鸣着汽笛，喷着黑色的烟柱，启航了。
杨振宁来到了船舱外，迎着海风，凭栏远眺，看着无边无际、波涛翻滚的大海，他的思绪也如大海的波浪在奔腾。他想到了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祖国，不由在心中默默地说：到美国后我一定要好好地学习，将来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力！夜已很深了，船舱内一片鼾声。振宁躺在床板上怎么也睡不着，一种对亲人的留恋和思念之情袭上心头。是啊，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开家庭，离开亲人，此刻他多么想和他们在一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