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五千年宰相之谜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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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唐(14)

第二,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军士拥立其子张愔,求为节度使,唐廷不许,于是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愔。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攻徐州。但孟准的军队渡过淮河以后就吃了败仗,杜佑因此不敢进兵。这时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也大败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勤于着述。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着作——《通典》,派人献给了朝廷。

《通典》的编纂

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摄冢宰,寻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当时王叔文以副使进户部侍郎,锐意革新政治,不久失败。佑奏李巽为副使,颇有建树。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这时河西党项潜引吐蕃入侵,边将贪功,请兵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历述前代开边黩武,兵连祸结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来则惩御,去则谨备”就可以了。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请求致仕,宪宗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杜佑因病,累表求退,宪宗不得已许之。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78岁,赠太傅,谥曰安简。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侧室李氏扶正,贞元十五年,封密国夫人。史称杜佑“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为夫人,时论非之”。其实杜佑言礼,贵在“随时”与“通变”,以妾为夫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行所当然罢了。

杜佑本为长安巨族,作镇扬州,家财巨万。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别墅,亭馆林池,最称佳胜,常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时贵盛无比。

中唐前后,是一个对历史进行大规模总结的时期,史书的编纂进入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杜佑所着《通典》的问世,改变了古代历史的编撰格局,是史学发展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起,杜佑开始撰写代表其学术水平的史学名着《通典》,历经36年,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这部鸿篇巨制。《通典》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每门下面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还有细目,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中心,兼记有关言论,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个别地方延续到德宗贞元年间。其文献主要依据是《五经》各种史籍,历朝文人的文集、撰述、论议。全书开创了综合性典制体通史形式,是独立制度史编撰的开端和奠基之作。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分门立目,以类相从,叙其始终的典制体,从此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并行的重要史书体裁,开拓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重大领域。从《通典》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对社会结构有了崭新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建构在现实历史发展和时代精神的基础上的。《通典》自序中,他清楚地勾勒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食货”是基础,“教化”是手段,“致治”是目的。各种制度如选举、职官、礼乐、兵刑等都应建立在“食货”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反映在《通典》的内容编排上。以“食货为首”,《食货典》12卷,论述经济问题,包括土地制度,乡村基层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和价格关系。在这些前提下,展开其余几个门类,其中职官又最为重要,礼、乐、兵、刑次之,州郡、边防更次之,这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先进的,在其以前史家中很少见。同时也是对近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系统总结。

《通典》撰述的目的,按杜佑自序中所说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里,他非常明确地表述了经世致用的创作目的,表现了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的成熟。首先,他以勇敢的历史和现实批判精神,指出儒家经典中的空泛言论无济于治世,批评历代众贤很少有匡救之方,因而他“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其次,他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对现实的思考和初衷。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他入朝为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通典》中的要点辑录成《理道要诀》33篇,上奏德宗,以便斟酌实行,针对社会的症结和时代的要求来“师古”,以达到经邦、致用的最高目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这种史学思想显然具有里程碑意义。最后,他反对“非今是古”的历史观和主张适时变通以顺应历史进步趋势的思想,以及对门阀制度的批判态度都表现了其卓绝的历史识见。

《通典》表现的一切,证明了作为政治家兼史学家的杜佑,无疑是时代的优秀人物,是站在历史潮头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想家。

裴度——中兴贤相

裴度(公元765-公元839年),字中立。唐河东闻喜人,唐代后期着名的政治家。他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祖父有邻曾做过濮阳县令。父亲裴溆任过渑池县丞。裴度自幼饱读经史,博览群书,能诗善文,才华横溢。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擢进士第,以宏辞补校书郎。后监察御史,耿直方进谏,语切忤旨,被出为河南府功曹参军。直至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由于宰相裴土自的推荐,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寻转本司郎中。

忧心国事,保护清吏

裴度其貌不扬,但风度俊爽,才能很高。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他参加进士考试及第,被任为校书郎。不久,他又参加制举(由皇帝特诏举行的一种特殊考选),因对策成绩优良,被调为河阴(今河南郑州北)尉,后来又晋升为监察御史。

裴度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时期。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唐朝在平定了安史之乱后,因无力铲除安、史余部,因而造成了成德、卢龙、魏博“河朔三镇”节度使的割据。这些节度使父死子袭,官爵自为,甲兵自擅,刑赏自专,户籍和赋税都不入中央。此外,还有淄青、淮西、沧景等藩镇,也专横跋扈,不听朝廷命令。各割据藩镇在境内对人民进行残暴的统治和苛重的剥削,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藩镇之间有时相互混战,有时又联合反抗朝廷,这不仅致使大量人口死亡,同时又严重地动摇了唐朝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这种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直到唐朝灭亡,始终存在。裴度在进入官场之后,深感要使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必须消除藩镇割据混战的局面。因此,他在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曾经作了一篇《铸剑戟为农器赋》,希望天下太平,农民归田,并从此停止战争,将兵器改铸为农具,使土地开垦,农业丰收。同时,裴度又认为,要使政治清明,皇帝必须斥退奸臣。所以,他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曾上书弹劾专擅朝政的佞臣,语言耿直,切中时弊。谁知这反而引起了皇帝的不高兴,把他调到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去当一个功曹参军的小官。宪宗元和初,宰相武元衡出任西川节度使,因欣赏裴度的才能,将他调为掌节度府书记。不久,朝廷召裴度为起居舍人(掌侍从皇帝,记录皇帝言行),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又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掌起草诏令)。

宪宗初年,由于实行两税法,国家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同时边防形势也逐渐缓和,于是唐王朝开展了裁抑藩镇的斗争,并首先压平了剑南西川和镇海浙西节度使的叛乱。这种形势对其他割据的藩镇不能不产生影响。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魏博节度留后田兴(次年改名田弘正),要求归服朝廷,遵守国法,向朝廷输送常年赋税。十一月,宪宗派裴度前去抚慰,赏军士钱一百五十万缗,免魏博镇六州百姓赋税一年。裴度还为田兴所居厅堂写了壁记,表扬了田兴服从朝廷、谦恭奉法的态度。田兴又请裴度到魏博镇所属各州宣述诏旨。裴度用具有说服力的和充满感情的演说,向魏博各地军民说明了国家统一的好处,受到魏博军民的热烈欢迎。魏博六州叛离朝廷近50年,一时归服朝廷,使淄青、承德等镇节度使十分惧怕。由于裴度去魏博镇,为树立朝廷威信和巩固中央集权作出了一定贡献,所以他回朝后,被拜为中书舍人(掌管诏令、侍从、宣旨、慰劳等事)。

唐代后期,地方上有藩镇割据,朝廷则有宦官专权。自从玄宗之后,宦官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他们任意杀、立皇帝,进退官吏,十分恣横。特别是宦官霸占民田、掠夺民财,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如德宗时,宣徽院(掌宫廷之事,宣徽使由宦官担任)五坊小使等宦官,每秋带鹰犬去京畿出猎,到处敲诈勒索,百姓畏之如盗寇。他们甚至将网罗张在人家门口和井上,不许人进出和汲水。他们又到饭店吃饭不给钱,还留蛇一箧,说这蛇是用来为皇帝捉鸟雀的,要店主人好好饲养。直到店主人赔钱赔礼,他们才将蛇箧带走。宦官的专横,不仅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也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十月,裴度由中书舍人改任御史中丞(御史台副长官,掌监察、执法等事)。当时,有五坊小使去下圭县(今陕西渭河北岸的下鄞),县令裴寰因厌恶宦官凶暴,没有竭力奉承他们,小使就诬陷裴寰谩骂皇帝。宪宗大怒,将裴寰逮捕入狱,欲以“大不敬”论罪。虽然宰相武元衡等以理开导,宪宗怒气未消。这时,裴度走入延英殿,竭力为裴寰辩护,宪宗愈加恼怒。最后,裴度因感到县令是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在地方上的支柱,就对宪宗说:“裴寰为一县之长,能如此爱惜陛下的百姓,岂可加罪?”这时,宪宗考虑到唐王朝的根本利益,才消除了怒气,并于次日下令释放裴寰。

力排妥协,平定淮西

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领军务。后又拒绝接待唐朝吊祭使者,发兵四出焚掠,并勾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对抗朝廷。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宪宗下令发十六道兵讨伐吴元济。但各路唐军讨伐淮西,日久无功。五月,宪宗派裴度去前线慰问,并观察用兵形势。裴度回京向宪宗报告。他认为:淮西之叛必定可平;诸将之中,尤以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不久,李光颜果然大败淮西军。宪宗赞扬裴度能识人才,从此对他更加信任。

由于宰相武元衡力主对淮西用兵,裴度也为消除藩镇割据而奔走,因此,王承宗、李师道对他们十分嫉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初,王承宗、李师道各派刺客前往长安(今陕西西安),行刺武元衡和裴度。一天凌晨,武元衡离家去上朝,李师道所派刺客乘天色未明,杀了武元衡,并割去了头颅。同时,刺客也行刺裴度。裴度刚离家走出通化坊,刺客向裴度连击三剑:一剑砍断了皮带,二剑穿破了背上单衣,三剑刺伤了头部。幸亏裴度头戴毡帽,伤势不重,他堕马逃走,刺客挥刀急迫。裴度的仆从王义抱住刺客,大声呼救。刺客砍断了王义的手,裴度滚入沟中,刺客以为裴度已死,遂匆匆离去。

李师道等派遣刺客杀死武元衡和刺伤裴度的恐怖行动,使京城的气氛十分紧张,吓倒了朝中不少大臣。当时,竟有人向宪宗献计,请求罢免裴度官职,以安王承宗、李师道之心。宪宗大怒道:“若罢裴度官职,正中贼人奸计,朝廷纲纪如何振举?我用裴度一人,足破三贼!”于是,宪宗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裴度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他在家养伤二十天后,即面见宪宗,表示将以必死的决心,来维护朝廷的权纪。他还对宪宗说:“淮西之叛乃朝廷心腹之患,不能不除。况且朝廷已出兵讨伐,两河跋扈藩镇将视此为逆顺,故决不可中止讨伐。”宪宗同意裴度的分析,就将用兵事权全部托付给他,平叛斗争的军事部署因而日益加紧。人们见裴度当了宰相,对他抱着很大希望,情绪也就安定下来。

德宗在位时,因怕朝臣结党,不许他们相互往来。裴度当宰相后,为了广泛接触天下贤才,集思广益,更好地制订平叛策略,他请求宪宗准许宰相在家接待宾客。宪宗同意了裴度的请求。于是许多愿为平叛效力的有志之士,纷纷前来向宰相献策。

另外,裴度为了孤立吴元济,主张稳住其他藩镇。如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十二月,河东节度使王锷死,次年,他的两个家奴来京告状,说他的儿子王稷改换父亲遗表,贪污了进奉给朝廷的财物。宪宗听后立即派人去洛阳抄查王稷的家财。裴度知道后就上奏阻止,他认为这样做,只能使天下将帅,为保家计,与朝廷离心。宪宗觉得有理,就中止了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