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五千年宰相之谜全集
48597300000049

第49章 唐(13)

但是,到了确实需要任职的时候,李泌是当仁不让的。德宗皇帝时,朝廷中人心涣散,天下形势也不稳定,德宗皇帝执意拜他作相,想依重他已经侍奉过三朝皇帝的资历威望朝野,李泌自己也觉得一来被加害的危险不大了,二来如果不担任这个实职不利于做大事,于是,这才正儿八经地做了宰相。

四绝,借助神异,保护自己。

李泌和唐代许多文人官宦一样,年轻时就喜欢神仙道士一类的东西,隐居嵩山时,常常到处去访问隐士和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希冀能从中得到帮助。他还一直练习轻功、辟谷之术,可以很长时间不吃食物。这些法术对于他的身体有多大好处无法判断,从他的享年看也不算很长寿。但李泌的这些嗜好帮助他播扬了名声,使他在朝廷之中被人高看,认为是有道之士,却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那些想加害于他的人对此也不得不心存忌惮。从现在民间的传说和野史的记载中,我们仍能够找到相关的史料。

李泌身后,以机敏善辩和才博智广而名垂青史。旧唐书本传对他的评价是:自从他在朝廷中出入以后,屡屡被权奸妒忌和嫉恨,但总是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而最终免于灾祸。他还因为谈论古今至理,终于感悟圣主,最终跻身宰相的位置。

陆贽——忠君爱民的清廉志士

陆贽(公元754-公元805年),字敬舆。虽出生于江南望族,但其出生时家门已衰落,父陆偘虽官溧阳令,但英年病逝。贽受母亲教育成长。唐代宗大历六年,贽年方18岁就高中进士,又应博学鸿词得高第,初授华州郑县(今河南淅川县东南)县尉,迁渭南县(今陕西渭南县北)令。唐德宗即位,贽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当时藩镇跋扈,朝政紊乱,叛军陷长安,军阀朱沘僭称皇帝。贽随唐德宗避难于奉天(今陕西乾县),转为考功郎中。李怀光叛乱,又扈从德宗避往梁州(今陕西南郑县),转谏议大夫。收复长安后,转任中书舍人。贽任翰林学士后,即参赞机要,起草诏书,甚得朝廷倚重,号称“内相”。贞元七年(公元791年),拜兵部侍郎,知贡举,余职皆解。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德宗拜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当时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奸宄用事,朝臣不服,但德宗却倚为心腹。贽上疏陈言裴延龄罪过,德宗不以理睬,并逐渐疏远陆贽。裴延龄反而谗言陆贽,德宗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罢陆贽知政事,降为太子宾客。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春,又被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唐顺宗即位后,下诏征还,诏未至而陆贽已卒,时年52岁。谥曰宣,后世尊称陆宣公。

治国思想

陆贽是唐代贤相之一。他的学识才干和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和后世称誉。唐代权德舆认为足可比之为汉代的贾谊。宋代苏轼认为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文辩智术同于汉代的张良,“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惜其“仕不遇时”。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均遣人祭奠其墓并赋诗凭吊。近现代则评其为“唐代大政治家”,列入古代“十大名相”之中。

其治国思想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君立国,以民为本。

陆贽忠于唐王朝,基于当时的形势,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思想,强调“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他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认为人君要“得人心”,“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者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急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当然在封建社会,代表地主阶级的皇帝与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二者不可能达到统一和调和。只能是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协调和农民阶级的关系,“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这样,统治者就能争取更多的“人心”。所以,在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四十余州发生大水灾时,他劝德宗“速降德音,深示忧悯,分道命使,明敕吊灾,宽息征徭,省察冤滥”;以争取“人心”。

第二,主张“均节赋税”、“养人资国”以发展社会经济。

陆贽为了发展社会经济,曾六次上疏《均节赋税恤百姓》,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夫国家之制赋税也,必先导以厚生之业,而后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出则不征,非土之所有则不贡。”他反对朝廷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认为“当今之要,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以成永厚也”。为此,他提出一系列的改良措施:限止土地兼并,实行轻徭薄赋,节约国家开支。这些措施总的原则是“安富恤贫”,是在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中寻找平衡。一方面体现了陆贽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同情。这些措施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对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解决经济危机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主张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局面。到德宗时地方割据有增无减,“假王者四,僭帝号者二,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有的已经世袭;“官爵、甲兵、租赋、刑守,皆自专之”;“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唐王朝要维持其统治,去掉藩镇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陆贽郑重提出“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着身使臂、臂使指,大小适称而不悖”。他建议德宗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居重以驭轻,才能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并提出“修偏废之权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权”的方针,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逐步削弱藩镇割据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终德宗一朝,解决了“四镇之乱”和“淮西叛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

第四,整顿吏治,反贪倡廉。

唐代中朝以后,“权臣用臣,其余除授,类多徇情”,有的“一月数迁”,有的“积年不转”,吏治十分混乱。陆贽任宰相后,为了整肃吏治,将吏部内外官员分为三部分,每年置选,计阙集人。这样一来,选司之弊端改掉不少,天下称之。当时他与贾耽、户迈、赵憬共同辅政,凡是上报的文件皆互相推诿,谁都不置可否。于是采用以前的办法,辅臣轮流执政,秉笔快策,每十天轮换一次,有事由秉笔者处理,解决了辅臣间人浮于事、相互推诿的问题,辅臣的责权更加分明。陆贽认为任用官吏,必须坚持“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原则。“求才贵广”,就是要广泛地选拔人才,使人“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考课贵精”就是要“按名责实”,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为了奖惩分明,升降得当,在“考课”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术”:“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这样使有才干的人得到重用,使庸碌无能与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保证吏治清明。

陆贽提倡反贪倡廉,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月某日,德宗与陆贽交谈时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馈赠,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也无妨。”陆贽地对德宗“鞭靴之类”的观点,认为“监临受贿,盈尺有利”。一语道破了“监临”者在公务中接受馈赠,哪怕只是一尺布,也是受贿的实质。得出“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的论断。陆贽的结论是接受“鞭靴”之类的贿道“涓流不绝”,必然酿成贿祸泛滥的“溪壑成灾”。他强调在上者要带头自律,不能只禁“士吏之微”,而自己反可通行“受亦无妨”。

韩愈的自信和陆贽的豁达

相传唐代散文家韩愈年轻时曾试博学鸿词科,作《不迁怒不贰过论》。主司陆贽披阅后,感到无可取之处,不录。第二年,依然是陆贽主司,还是出了这个题目。韩愈将去年旧作一字不易地抄了一遍。陆贽见之,悉心研读,大加叹赏,擢韩愈为第一。

这则传说之所以流传,是基于对韩、陆两人个人品行的赞赏:一个正在急切求取功名的青年人作出这样的举动,须知是将自己的前途命运孤注一掷的大事,难道真是韩愈疯了不成?其实不然。韩愈对自己的文章“自信其真”,立意不轻动,文字不改易,表现了一个作者为人、为文的认真、执着、慎重的态度。

陆贽也是难得之士。一翻旧案,擢置韩愈为第一,确乎也要有一番知过从善、不计前嫌的雅量和气度。陆贽何以有此雅量?这与他重视人才不无关系。他不仅提出“求才贵广,考课贵精”,要做到“人无滞用,朝不乏才”,而且他认为人才“如玉之在璞,抵掷则瓦石,追琢则圭璋”,因而必须加以爱护。如果采取压制和排斥的粗暴态度,就会导致人才的衰绝。

杜佑——因《通典》而彪炳史册

杜佑(公元735-公元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是唐代着名的政治家、史学家。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生于累世仕宦之家。杜佑18岁就进入官场,历经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仕宦60年,先后在刑、工、户、度支各部任官。这些任职履历使他对唐朝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尤其是晚年官至宰相,身负朝政重任,得揽全局,更是周知国家盛衰的关键问题。不过,作为一生从政阅历丰富的政治家的杜佑,其本身也是一个好学深思、治学严谨的学者。《旧唐书·杜佑传》载:“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总之,政治家的见识加上学者的才华,《通典》由杜佑来撰写编纂,正可谓得其宜者。

唐宪宗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屡次请求致仕,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六月,始获准以守太保致仕。当年十一月病卒。

一生为官,政绩斐然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年十八,以父荫为济南郡参军、郯县丞。天宝末年,其父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对答如流,很得要领,元甫非常满意,便派他做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公元766年),韦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历任金部郎中、权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那时正用兵河北诸镇,军需紧急,“馈运之务,悉委于佑”。杜佑不久便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钱,于是官吏大索商贾财货,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颇困,加赋攸难”,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指出“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的闲散的官员,糜费国家大量的开支,应该加以裁并。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卢杞为了排除异己,出杜佑为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愿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为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杜佑被召为尚书左丞,复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又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赴任扬州,在淮南经历了13年,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当时联营30区,士马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江苏扬州市北),还开凿了新渠,以资灌溉。又开滨海弃地为稻田,稻子产量很高,积米至50万斛。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