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五千年宰相之谜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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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汉(10)

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汉安帝下诏书为王圣(安帝的乳母)兴建“连里竞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土木工程十分浩大。杨震见安帝昏庸任性,便上书进行劝谏,说当今朝廷用人净是“海内贪污之人”,他们大肆受贿,搜刮民脂,全国上下怨声载道。朝廷如不改弦更张,仍然如此劳民伤财的话,势必造成“财尽则怨,力尽则叛”的大乱局面。他的清正廉洁之言自然遭到一些人的嫉恨。宦官佞臣樊丰、周广等乘皇帝外出东巡泰山之际,簟造假诏书,大兴土木,争相扩建自己豪华的房屋,被杨震察觉。他拿到假诏书,准备皇帝回京时告发。樊丰等人得知后,惊慌不安,于是就谋划陷害杨震,诬告他对皇帝不满,有怨恨之心。昏君安帝也不辨别清浊善恶,下诏收回了杨震太尉印绶,罢免了杨震的官职,遣归乡里。消息传出后,京师为之震动。以前的同僚、部下门生及亲朋好友在城西夕阳亭为其送行,群情激愤。杨震慷慨悲愤地对众人说:“人都有一死,我不在乎。但我痛恨的是,对那些狡诈奸猾的贪官污吏却不能加以诛杀清除;我厌恶的是,对祸国乱政的女人却不能加以禁止杜绝。我死后,要用下等杂木做棺材埋葬,只要裁一块能盖住尸体的布单就行了,不要运回祖宗坟墓,不要祭祀。”一代忠臣,愤不能为国诛除奸臣,怀着满腔忧愤饮鸩而死。杨震一生清贫廉洁,其高风亮节,足以光耀千秋。

杨震去世的同年冬天,安帝驾崩,顺帝即位,处死了罪大恶极的樊丰、周广等奸臣贪官,为杨震申冤昭雪,并任命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官,用三公的礼仪把杨震改葬在华阴潼亭,也算是给这位社稷忠臣的在天之灵一丝安慰。

邓禹——东汉开国勋臣和首任宰相

邓禹(公元2-公元58年),字仲华。新野城郊乡板桥铺村人。东汉开国勋臣和首任“宰相”(大司徒)。建武四年(公元28年)春,他奉命率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王匡南攻,收降刘嘉,击败延岑,迫使延岑逃奔汉中,余部皆降。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天下平定,邓禹被定封为高密侯。后被免除将军职,以特进行朝拜之礼。他淡泊名利,待人敦厚,孝敬父母。中元元年(公元56年),邓禹复任宰相。显宗即位,感其功高,拜为太傅。永平元年逝世,谥元侯。永平中,显宗追念邓禹开国功勋,诏画师绘其像于南宫云台,为二十八宿之首。

邓禹少时敏慧,13岁便能诵诗,后游学长安。时刘秀也游学于长安,邓禹虽年幼,但见刘秀后,知其非常人,遂跟随刘秀,数年后方归家。

王莽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立。公元23年,刘玄称帝,年号更始,乡里豪杰多推邓禹起事,邓禹不肯从。更始帝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不久命刘秀往定河北镇抚州郡。邓禹闻讯,即杖策北渡,追至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地,始与刘秀相见。刘秀大喜,遂留邓禹同宿,做彻夜长谈。邓禹进言说:“更始虽都关西(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今山东(秦汉时代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髃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埶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后汉书·邓禹列传》)刘秀大悦,对邓禹深为敬重,令左右呼邓禹为邓将军,每遇大事,必与商讨。

不久,河北割据势力王郎起兵叛汉,邓禹随刘秀被迫离蓟(今北京城西南角)至信都(在今河北省邢台西南),得军数千人,令邓禹率领,攻拔广阿(在今河北省隆尧东)。刘秀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邓禹说:“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邓禹说:“方今海内肴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后汉书·邓禹列传》)刘秀闻后非常高兴。

这期间,刘秀选任将领,多先征询邓禹意见,而邓禹每有所举,均当其才,因而刘秀深敬其知人。后刘秀派盖延攻击清阳不下,为敌所困,邓禹率军破敌解围,生获其大将。继而又随刘秀连克邯郸及诸州郡,河北略定。

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率军越太行山,出箕关(今山西省垣曲和河南省济源间),进取河东(山西省南部地区)。河东都尉闭关拒守,经战十日,大破守军,夺获大批军资粮秣。继而又率军围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但数月未能攻下。更始大将军樊参率数万人,渡大阳欲攻邓禹,邓禹派诸将在解南迎战,大破敌军,斩樊参。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余万,共击邓禹。初战,邓禹失利,樊崇战死。天黑后双方停战,军师韩歆和诸将见气势已挫,都主张乘夜退走,邓禹不从,认为王匡之军虽多,但势不强。第二天利用王匡停止进攻之机,重新组织队伍,调整部署。第三天清晨,王匡尽出其军攻打邓禹,邓禹令军中不得妄动,严阵以待,坚守不出。待王匡营前,猝然击鼓,全师猛扑,大破王匡军。王匡军至等皆弃军而逃,邓禹率轻骑急追,俘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强,将其斩杀,收得节六,印绶五百,兵器不可胜数,遂定河东。

同月,刘秀已在镐邑(今河北省柏乡县北)即帝位,派使者持节拜邓禹为大司徒。并说:“制诏前将军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亲。’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暛尤着。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今遣奉车都尉授印绶,封为酂侯,食邑万户。敬之哉!”(《后汉书·邓禹列传》)邓禹时年24岁。

河东既定,邓禹又率得胜之师于汾阴(今山西省宝鼎)渡河,入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东南)。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引其众十万,与左冯翊兵共同抗拒禹,邓禹败其军。这时赤眉军已进入长安,赤眉军军纪不好,百姓不知所归。闻邓禹军纪律严明,沿途秋毫无犯,故所向披靡,降者日以千计。“禹所止辄停车住节,以劳来之,父老童耭,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后汉书·邓禹列传》)光武帝甚为高兴。

邓禹部众皆劝入关,直接进攻长安。但邓禹却取持重态度,不欲速进,面谕诸将说:“不然。今吾觽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髃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彻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后汉书·邓禹列传》)于是乃引军北向栒邑(今陕西旬邑县),所过郡县,陆续归附。

光武帝因关中未定,而邓禹又久不进兵,遂下诏催促邓禹进兵长安,镇抚西京,诏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后汉书·邓禹列传》)邓禹仍坚持前意,派军攻取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诸县,留将军冯愔、宗歆守枸邑。自统主力平定北地(今甘肃庆阳和宁夏吴忠一带)。但冯愔、宗歆二人争权相攻,冯愔遂杀宗歆,因而反击邓禹。邓禹遣使问计于光武帝,光武帝问使者冯愔最要好的人是谁,使者说是护军黄防。光武帝猜冯愔、黄防不能久和,回报邓禹说:“缚冯愔者,必黄防也。”(《后汉书·邓禹列传》)一个月后,黄防果然抓住冯愔。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光武帝遣使者更封邓禹为梁侯,食四县。时赤眉内乱,西走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邓禹探得长安空虚,遂引军西来,倍道兼行,径入长安,屯兵于昆明池(在今西安市西南),大飨士卒。

邓禹引兵与延岑战于蓝田,不克。汉中王刘嘉向邓禹投降,但刘嘉和李宝倨慢无礼,被邓禹斩杀。李宝弟收集李宝余部攻打邓禹,并杀将军耿欣。自冯愔反叛后,邓禹威信稍损,又乏食,归附的人又相继离散。此时赤眉军复攻长安,邓禹与其相战,败走,退至高陵,军士饥饿,皆食枣菜。光武帝让邓禹还,告诫邓禹说:“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后汉书·邓禹列传》)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奉刘秀之命进击赤眉的邓禹,因“惭于受任无功”(《资治通鉴》卷四十一),率部至湖县(今陕西潼关东),邀冯异共同迎战赤眉军。冯异认为赤眉军尚强,应放其过去,东西夹击才能获胜。邓禹及其部将车骑将军邓弘邀功心切,急于迎战。邓弘率部与赤眉军大战整日,赤眉军佯败弃辎重退走,车上尽装泥土,仅用豆子覆盖在表面,邓弘军士卒争相取食。赤眉军乘机还军猛攻,邓弘军大败。邓禹、冯异合兵救之,赤眉军退。禹复战,大败,死伤3000余人,只带24骑逃归宜阳。冯异亦被击败,弃战马徒步逃出,退至回豁阪(位于湖县西),坚壁自守。

邓禹因此战失利,引咎交上大司徒、梁侯印绶。数月后,拜右将军。延岑自败于东阳后,与秦丰联合。

建武三年(公元28年)春,邓禹与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王匡在邓击败延岑,邓禹追至武当,再破其军,延岑逃往汉中,其众皆降。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天下平定,光武帝加封功臣,封邓禹为高密侯,食邑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光武帝因邓禹功高,又封其弟邓宽为明亲侯。

“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埶。”(《后汉书·邓禹列传》)邓禹有十三子,各让其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光武帝更加重用邓禹。中元元年,再行司徒事。

明帝即位后,以邓禹为先帝元勋,拜为太傅,当年病逝,终年57岁,谥元侯。

董卓——残暴不仁的东汉宰辅

东汉献帝年间(公元189-公元220年),民间广泛流传着一首民谣:

千里草,何青青;十里卜,不得生。

歌词中“千里草”、“十里卜”合起来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深刻地表达了当时广大老百姓对误国权臣董卓的极度痛恨,都希望他早日死去。这首民谣是东汉人民对董卓整个人生的基本评价,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董卓对东汉末年政治和社会的消极影响。

立足陇西,闻达乱世

董卓(?-公元192年)字仲颖,陕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强家庭。当时临洮属于边远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羌人的居住地相邻。董卓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史书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董卓不仅能识文字,而且体魄健壮,力气过人,还通晓武艺,骑上骏马,能带着两副弓箭,左右驰射。他那野蛮凶狠的性格和粗壮强悍的体魄,使得当地人们都畏他三分。不仅乡里人不敢惹他,周边羌人也不敢有丝毫怠慢。羌族首领豪帅为了保全自己,极力迎合趋附董卓,并且与他结为友好,以求暂时相安无事。地方豪强们经常带着大量的牲畜和财物前来拜望,与董卓称兄道弟。董卓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到羌人居住的地方游玩,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富足的资产,广泛结交豪侠义士。他十分熟悉那里的情况,见羌人如此敬畏自己,便寻思如何来利用和控制他们,在羌人中培植和收罗亲信,为自己以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于是,在野心驱使下,董卓丝毫不吝惜花费自己的家产,每当羌人豪帅来家作客,他便杀牛宰羊款待羌人豪帅,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和拥护。羌人一方面畏服董卓的凶悍,一方面感于董卓的“豪爽”,所以都归附他,愿意听候他调遣。一次,一个羌人豪帅见董卓家的牛羊宰得所剩无几,便从老远的地方赶来上千头牛,赠给董卓。由此可见,董卓当时在羌人中的影响之大。

除了结交羌人,董卓还注意保持自己在当地豪强中的地位和影响,凭着他非凡的才能,拉拢、兼并其他势力,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经常扮演游侠豪杰的角色,在当地享有“健侠”的美名。同时,董卓还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无赖之徒,他们为董卓的义气所感动,后来都一直死心塌地地跟随他。

董卓势力的扩张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自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来,地方豪强地主势力就相当强大。东汉末期,由于中央政权衰弱,农民起义不断,地方豪强便趁机兼并土地,扩充势力。朝廷对豪强势力的膨胀虽然深感忧虑,但又无能为力。在众多矛盾冲突并发的灵帝时期,中央政府一方面想极力抑制地方豪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利用地方豪强来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董卓便也毫不例外地成了官府利用和招抚的对象。当时董卓就出任州兵马掾一职,负责带兵巡守边塞,维护地方治安。这样一来,董卓通过控制更多的羌人,为他今后势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时之间,董卓成为闻名陇西的风云人物,不管是在官府,还是在民间,董卓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膨胀和地位的相继上升,董卓似乎已不满足于边远豪强的名分,认为自己需要更加广阔的政治空间。于是,他开始进一步蓄积力量,伺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