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五千年宰相之谜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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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汉(9)

张禹少年时从卜者游,没有家学。但成年后他到长安投入梁丘贺门下学《易》。之后他师从夏侯建学习《鲁论》,后师从王阳、庸生学习《论语》。他对经学研究颇深,便自立门户,收徒传经。西汉宣帝时被经学家推荐入朝面试,应试为博士。他虽然没有捞得一官半职,但赢得奉诏主考的太子首席老师萧望之的好评,说他是“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师”,由此名声大振。大约在公元前45年前后,经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博士郑宽中推荐,张禹成为太子的经师。由于《论语》在秦始皇统治时期一度遭到查禁,到了汉代,传下来的《论语》有三种版本。一是由鲁国的经师保存下来的《鲁论》,二是由齐国的经师保存下来的《齐论》,三是从孔子的旧宅墙壁中得到的用篆书书写的《论语》,因是古文本,称为《古语》。三种版本的《论语》在西汉时都有流传。张禹在研习、讲授《论语》时,通过对《鲁论》、《齐论》的反复比较斟酌,将两种版本整理为一个本子《论语章句》。关于张禹整理《论语》的经过,宋人邢昺在《论语注疏》中有如下叙述:“安昌侯受《鲁论》于夏候建,又从王吉、庸生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受成帝,后汉包咸,周氏并为之章句,列于学官。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三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焉。”但张禹整理的《论语》并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他更没有因此而受到汉元帝的特别赏识,在做了几年太子的老师后,便被放至东平国任内史。

公元前33年,他教过的太子、汉成帝刘骜即位后张禹时来运转,他被年轻的皇帝召回长安,身份也立即变成了“太子师”。加之另一位太子师、讲授《尚书》的郑宽中不久病逝,张禹作为皇帝唯一健在的老师,受到了相当的敬重,不断加官晋爵。几年内,他先任尚书,后为丞相,又被封为安昌侯。由于张禹地位显赫,特别是经他整理的《论语章句》被汉成帝在诏书中一再引用,所以书为人贵,广为流传,为当时儒生所尊奉,读书人多从张禹。他整理《论语章句》被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又依据《张侯论》,并参考《古论》,为《论语》作注,至此,汉代流传的《论语》三种版本合而为一,并一直沿传到唐、宋、元、明、清。无论是三国时何晏的《论语集解》、唐代韩愈的《论语笔解》,还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和近现代各种《论语》的注解本,其依据的都是《张侯论》。

但历史上的张禹“为人谨厚,性奢侈。时外戚专权,禹以帝师之尊,唯诺逢迎,但求富贵”。尽管如此,张禹整理订正的《张侯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论语》结集史上的重要路标。它合并了《鲁论》、《齐论》两种传本,求同存异,从篇到句重新订正,特别是在以经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汉代,它对确立统治思想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他喜欢大文学家贾谊的作品,曾一度投师于贾谊亲授弟子赵人贯公及其子长卿门下,听其讲授贾谊为《左传》所作的解释。

张禹经过数年苦读,以儒学、经史、文学闻名乡里,慕名求教者不计其数,已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因而被举荐为官。

他与萧望之同为御史时,二人成为至交好友。他经常向望之讲解《左传》。因当时《左传》未被国家及世人认可,只有孔子用编年体,依据鲁国史官所撰写的史料修订而成的《春秋》,以文字简短、寓有褒贬之意而被奉为儒家经典。张禹所讲的《左传》,也就是利用左丘明所写的历史事实,对孔子所着的《春秋》作解释。张禹在学《左传》之前,就读过许多古代史料,他在解释时又为《左传》补充了许多历史材料,因而,使《左传》所记述的史实有所延伸。因张禹对《左传》的讲解,本出自大文学家贾谊的训故,贾谊已为其增添了不少文学色彩。张禹亦爱文学,他在此基础上再予以润色,使其文学趣味更浓。

他向萧望之讲起来,有根有据,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使望之佩服得五体投地。萧望之为此多次向皇帝上书,称赞张禹所讲的《左传》。

萧望之成为太子太傅后,又向汉宣帝刘询推荐张禹讲《左传》。宣帝听信望之之言,征张禹待诏于金乌门(此为当时对士人特别优异的待遇),准备听他详细地讲解《左传》,以便将其列为经典,为之设立学官。可惜,张禹还未等到皇帝向他问话,就因病辞世。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的西汉时期,民间藏书极少。贾谊、张禹所讲的《左传》,都是口传笔录。张禹死后,其《左传》由他的亲授弟子尹更始传授给其子尹咸及翟方进、清河胡常等人。又由张禹的这些徒子徒孙把《左传》传授给王莽、贾护、刘歆。

刘歆于西汉末年向皇帝上书,提出为《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设立学官,因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对而未成。

王莽执政之后,设立了包括《左传》在内的古文经博士,由刘歆任“国师”。《左传》经刘歆改编,才刊行于世,成为儒家经典之一。

其《左传》多用事实解释《春秋》,与《公羊传》、《谷梁传》完全用义理解释有异。它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叙事更至于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文字优美,记事详明,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名着。该书虽为左丘明所撰,刘歆改编,但书中这些优点却都与文学家贾谊、清河张禹的传播有关。张禹和贾谊都为《左氏春秋》这部古典名着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张禹碑》待解之谜

1993年春,偃师商城博物馆在偃师市西南20公里的高龙镇发掘了一座西晋墓,此墓以汉安乡侯、太傅张禹墓碑封门。是碑出土后,由偃师商城博物馆收藏。是碑出土时已残,碑额缺失。现存部分高120厘米、宽72厘米、厚6厘米,表面粗糙。正面阴刻隶书16行,满行25字,碑侧和碑阴无字。全碑除右上角残损6字、右下角残损1字、左上角及左侧末行残损51字外,现存331字基本清晰可辩。

《张禹碑》许多方面不合常规,为后人留下众多不解之谜,有待专家进一步考释和解读。

一,为何碑小而材劣,碑面粗糙,凿剁痕迹纵横分明。张禹是东汉初期的重臣,几代皇帝都提拔和重用张禹,并荣任太傅,世袭封侯,陪葬帝陵,这在那个时期应该是作为臣子最高的荣誉了。但为何张禹墓碑却并不高大,材质也一般,尽管碑面上有直线界格,但碑面并没有打磨光滑平整,凿剁痕迹明显,起码中间长长一竖溜还缺少一道工序,和其他地方凿剁方向不同,不知何故。但发现于同一地点和张禹碑刻立时间、官职也差不多的袁安、袁敞父子的墓碑就相对认真多了,首先碑厚(张禹碑为6厘米,袁安碑为21厘米),其次打磨光滑,再是袁安碑尽管很少溢美之词但篆书精美,刻工细腻传神。也许东汉初期,社会上还是贯彻刘秀父子提出的节俭风气,厚葬之风尚未形成,加之张禹本人“性笃厚节俭”,因此张禹的墓碑就显得刻制粗糙,碑小而材薄。

二,许多字迹没有认真刻凿。洛阳市文物研究专家认为《张禹碑》“不少字之捺画,浅刻双钩,不凿燕尾。何以如此,不易考究,或与张禹生前节俭有关”。无独有偶,1975年发现于山东济宁微山县两城山西麓的东汉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画像石墓中的“桓食堂题记”,该题记刻于画像石的两侧,共有隶书88字。该题记在书法上还有一特点,就是“永”字“亡”字“文”字“之”字末笔和“终”字中的“冬”字第三笔,均用双沟,以至捺一笔,特显肥大,而中间则不剔净,像河流中间的小洲,给人以一种动的感觉。从题记内容知,从墓主“桓”永和四年四月终亡到永和六年正月建成此食堂,共耗时一年零九个月。由此推测,上述字画的双钩减省,不会是因为时间紧张刻工慌忙中遗漏所致,应该是有意识的人为行为。这种雷同是一种巧合还是当时的一种审美风气,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此外,尚有河南登封的《太室阕铭》和山东的《栾镇村画像题字》为燕尾双钩,如果再加上山东的《东安汉里刻石》之“山”字,不同时期不同地方,这5个地方的雷同,充分证明,在汉代,这种双钩法刻石,作为一种审美风气,在全国广为流行。至此,该疑惑总算解决了。

三,张禹墓碑为何被移动,原址究竟在什么地方。虽然大家都推测,张禹墓地距离这个晋墓不远,但到底在什么地方,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至于汉朝墓石被后人移动或另作他用,这在近现代的考古发掘中经常发现,习以为常。如洛阳出土的现存河南省博物院的《汉甘陵相碑》、现存故宫博物院的《皇女残碑》,魏晋之间被用作墓门,还有山东济宁汉碑室存的《郭有道碑》,根据宫衍兴的推测,该碑碑阴为汉画像石,其风格为西汉末期,而郭有道卒时为东汉末期,相隔近200年,说明东汉末期就已开始用前人旧石作碑,因此,后人移动前人墓碑另作他用似无可斥责。

四,为何该碑首句开篇不先介绍碑主姓名,而且通篇也没有提到这个碑的主人是张禹。这给后来研究者造成不少麻烦,导致是碑出土10余年后碑的主人才被研究破译,这与后来碑碣大兴时期的各个碑志有显着不同。不知该碑不提碑主姓名,其中是否另有隐情,此不得而知。

杨震——大器晚成的一代儒相

杨震(公元59年-公元124年),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八世祖杨喜、高祖杨敞都曾封侯、拜相,其父杨宝通晓《欧阳尚书》,造诣颇深,为一代宗师。后家道衰微,他勤奋好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是当时的大儒学家。他长期客居河南湖城县,任教二十多年,人们都尊称他为“关西夫子杨伯起”。州郡里多次请他去做官,他都拒绝了,只在家里教书。有一天,有只冠雀(鹳雀)含了三条鱼,飞到他的讲坛上。他的学生把鱼拿起来说:“老师,这是蛇一样的鱼,听说它的颜色是象征官服颜色的,三条的数目,是表示三公的职位,老师以后一定会高升发达!”杨震听了,更加发奋用功。杨震50岁才接受大将军邓驾的推荐进入官场,历任荆州刺史,东莱(今山东掖县境)太守,后又任涿郡(今河北涿郡县境)太守。元初四年(公元110年)到朝中任太仆、太常。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做司徒。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春,樊丰等假诏大修私宅事被杨震属员高舒发现,上奏安帝,樊丰等非常害怕,就联合诬告杨震对帝拒谏怀恨在心,安帝连夜收取杨震印绶。震闭门谢绝宾客,樊丰等又诬告震不服罪,安帝下昭把杨遣回原籍,杨震在回家途中于城西夕阳亭饮酌而死。

杨震暮夜却金

杨震公正廉洁,不谋私利。他任荆州刺史时发现王密才华出众,便向朝廷举荐王密为昌邑县令。后来他调任东莱大守,途经王密任县令的昌邑(今山东金乡县境)时,王密亲赴郊外迎接恩师。晚上,王密前去拜会杨震,俩人聊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已是深夜。王密准备起身告辞,突然他从怀中捧出黄金,放在桌上,说道:“恩师难得光临,我准备了一点小礼,以报栽培之恩。”杨震说:“以前正因为我了解你的真才实学,所以才举你为孝廉,希望你做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可你这样做,岂不是违背我的初衷和对你的厚望。你对我最好的回报是为国效力,而不是送给我个人什么东西。”可是王密还坚持说:“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的,请收下吧!”杨震立刻变得非常严肃,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你怎么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呢?没有别人在,难道你我的良心就不在了吗?”王密顿时满脸通红,赶紧像贼一样溜走了,消失在沉沉的夜幕中。杨震的子孙为缅怀其清正德操,取堂名为“四知堂”。

廉洁之身与治理国家

杨震任太尉时,宦官李常侍想为其兄谋一个官职,但面对廉洁正直、令人望而生畏的杨震,不敢亲自开口,就托时任大鸿胪的皇舅耿宝向杨震推荐,但杨仍不买账。耿宝威胁说,李常侍是重臣,朝野畏服,推荐其兄是皇上的旨意。但杨震仍不理睬:“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意思就是“没有朝廷的任命状,我无能为力”。耿宝只好恨恨而去。类似的“钉子”,兄长阎显也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