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的这种处世态度，其作用和影响具有双重性。从积极的方面看，有一定的合理性。
它告诉人们做事做人不要走极端；但同时也有消极作用，这就是使人不敢出人头地，销蚀人的锐气和进取精神。
老子根据“少私寡欲”提出四条处世之道。
第一，功遂身退。中国历来不少名士都把功遂身退作为保全自己的有效法宝。西汉李固说：天地之心，福谦忌盛，是以贤达功遂身退，全名养寿，无有怵迫之忧。
宋代欧阳修《渔家傲》云：定册功成身退勇，辞荣宠，归来白首笙歌拥。
范蠡、文种是越王勾践的两位大臣，越王勾践在他们的辅佐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十年终于灭吴称霸。范蠡称上将军后，他深知“功遂身退”的道理，自以为大名之下，难于久居，主动辞去官职，乘舟浮海而行，安度晚年，老死于陶。当范蠡辞官时给文种一信，劝诫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于何不去？
文种由于贪恋富贵不肯离去，终遭杀身之祸。
第二，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第三，治人事人莫吝啬。
第四，君子之交淡如水。
老子崇俭思想的影响，早已凝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谆谆告诫儿子：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唐代李商隐在总结历代成败教训时，指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宋代司马光针对当时奢侈的流俗，告诫儿子司马康说：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正如老子所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正是道家“少私寡欲”的写照。
五、“绝圣弃智”、“涤除玄鉴”的认识方法
由于老子讲的“道”是形而上、不可言说的，它超感觉、超时空、没有具体规定性，但又不得不说。人离不开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念世界，老子由此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碰到的语言问题在《易经》的卦象、卦意，卦辞关系中也存在。对于这种语言困境，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言不尽意”，“得意忘象”的理论。
所以，在对超越的“道”和具体事物的认识上，方法截然不同。道是“玄而又玄”、超感觉、超理性的，不是通过“为学”这种途径认识的。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对损，以至于无为，无为则无不为。
对于具体事物的知识学习越多，对“道”的认识就越少。所以，只能通过“绝圣弃智”、“无知”、“无欲”，“致虚极，守静笃”，涤除内心杂念，使内心清明幽静，犹如明镜，明照一切，以这种“涤除玄鉴”的认识方法，才能把握“道”。即在内心澄明的情况下，认识时通过直觉与体验，和光同尘，与道合为一体，达到所谓“玄同”的精神境界，即精神与宇宙合一，天人合一。这种直觉的认识方法，在后来的禅宗思想中，得以发扬光大。
第三节庄子的哲学思想
庄子的哲学思想上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在哲学倾向上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他将老子的“天道观”加以继承，但亦有发挥；将老子的“无为而治”发展为“无为不治”；在人生哲学上，主张逍遥无为，追求内在精神的自由。最具思想特色的是相对主义认识论和逍遥人生哲学。
一、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与孟子同时代。
战国时宋国蒙地（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做过“漆园吏”，家境贫穷，曾“往贷粟于监河侯”，靠打草鞋等维持生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楚威王慕其才，以千金聘请庄子做宰相，他坚辞不去，终身不出，过着隐居的生活。庄子与惠施是好友。
庄子学问渊博，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唯心主义哲学。“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他将深刻的哲理寓于丰富的想像、多彩的文字之中。除哲学外，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对后世哲学、文学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可称之为散文哲学家，类似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尼采。
《庄子》一书保存了庄子的思想。该书分为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三部分，寓深刻哲理于生动具体的文学形象之中，以形象思维表达理论思维，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哲学价值。内篇为庄子本人作品，外篇为庄子学生或其后学作品。《庄子》上承《老子》，下启《淮南子》。魏晋时期，玄学家把向秀、郭象注的《庄子》、《老子》与《周易》合称“三玄”，即三本最重要的玄学着作。
在唐代，《庄子》作为道家重要典籍，被称为《南华真经》，庄子被称为南华真人，对禅宗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明清之际，金圣叹称《庄子》为“天下第一奇书”，与《离骚》、《史记》、《杜诗》、《西厢》、《水浒》合称“六才子书”。庄子的写作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阮籍、嵇康、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等都十分喜爱《庄子》，并从中汲取营养。诗人李白称赞《庄子》“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
《庄子》一书体裁大致有三：寓言、重言、卮言。寓言是寄托寓意的言论；重言是借重先哲的观点言论；卮言是无心之言。“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明代陆西星说：一部《南华经》，止有三等说话，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者，意在于此，寄言于彼也。重言者，假借古人，以自重其言也。寓言如大鹏、社树之类。卮言者，旧说有味之言，可以饮人，看来只是酒间曼衍之说。寓言意在言外，卮言味在言内，重言征在言先。
庄子哲学思想在唐宋以后，对中国文人的人生哲学、文学均有很深刻的影响。后代文学大师，如李白、苏轼、曹雪芹、鲁迅对其评价极高。
二、对老子道德论的发展
（一）自本自根，先天地生
宇宙万物从何而来？这是具有“究天人之际”传统的道家学派向来关心的问题。老子认为是“道”，庄子也认为如此，但他对老子的“天道观”又加以发挥、创新。庄子的创新之处在于对“道”，以及“道”和“物”关系做了详细论证。
《庄子·知北游》记载：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比天地更早产生的物体吗？产生“物”的东西不是“物”，“物”的产生不能在“物”之前，而这个产生“物”的“非物”中又包含着“物”。在庄子时代，这是一个思辨水平很高的逻辑推论。庄子认为，包括天地在内的东西都是“物”，“物”之前必有一个产生“物”的东西，但它不能是“物”；否则的话，“物”还是“物”，就无所谓产生“物”。它若不能是“物”，那就是“非物”，这个“非物”，也就是“道”。
（二）无成无毁，无所不在
在“道”和“物”的派生关系上，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在“道”派生“万物”这点上，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因为道是“物物者”，是生成“物”的“非物”。但庄子对“道”与“物”的关系又做了一些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庄子认为，“道”既是逻辑上万物的终极原因，不同于具体的事物，但又无所不在地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
《庄子·知北游》中有一段对话：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壁”。曰：“何其愈甚邪？”庄子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
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说“无所不在”。东郭子让他指出一个地方来，庄子说在蝼蚁、稊稗、瓦甓、屎尿里面。东郭子说怎么越来越低下呢？庄子指出他所问的，本来就不在实质上。监督市场的人问屠夫关于检查大猪肥瘦的方法，屠夫认为是越往下腿踩越明白。除非你不肯定指明，“道”是不离物的。最高的“道”是这样，表现“道”的言论也是这样。周、遍、咸三者，异名而同质，所指的意思是一样的，文殊而旨一。庄子在道物关系中所讲的这些思想，和宋代理学家所讲的理气关系、道器关系，已处于同一水平上。
“道”在万物之中，但“道”高于“物”，万物有成有毁，“道”却无成无毁。从“道”分出来的每一具体事物都是不全的，庄子称之为“偏”；而“道”则不然，是绝对的“全”，是大全。庄子举例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琴声只是表现了声音的一部分，但遗漏的声音却更多，可说是挂一漏万。如果弹琴者不去弹琴，不发出任何声音，却也不会失去任何声音。“道”就似这无声之琴，无“成”无“亏”，无所偏失，而具体事物好比某一支曲子，某一些声音，必然有“亏”有“毁”，必然有偏失，这也是道物关系的一个方面。
三、相对主义的认识论
相对主义是庄周思想的核心。它的形成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阶级矛盾尖锐激烈，是非、生死、祸福、善恶等矛盾对立和转化，使不少人感到事物瞬息万变，而庄周则从消极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矛盾和人们的苦闷。他认为，一切都无稳定性，都无相对确定的标准。他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消极方面加以发展：老子讲对立面之间的转化，但没讲转化的条件，庄子抓住这一点，将之发展为相对主义。
《齐物论》主张齐物我、齐生死、齐是非、齐大小、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走向相对主义和宿命论。
（一）万事万物无差别
“物无非是，物无非彼”，“天地一指，万物一马”，“彼出于是，是亦因彼”。万物无不是“这个”，无不是“那个”，“那个”是因为“这个”，“这个”也就是因为“那个”。
因其所大而大之，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万物莫不小。
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桅憰怪，道通为一。
（二）万物变化莫测，无稳定性
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三）是非莫辨
既然万事万物没有差别，没有任何稳定性，因此庄子主张在主观上，人也就不必有主观的判别和断定。他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周通过寓言故事来加以说明。
喂猴人给猴子香蕉，当早上给三个，晚上给四个时，“众狙皆怒”，当置换一下时，猴子高兴同意了。庄子说：“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混沌被凿七窍而死。倏与忽想使混沌有认识，反害了它。毛嫱、丽姬之美色，人皆所然，但鱼、鸟、麋鹿不识。那么，人、鸟、鱼、麋鹿“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所以庄周主张泯灭是非、取消认识。
《老子》第五十六章指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庄子·知北游》中一段话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发展，它说：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
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所以人应顺应效仿自然，即无知识又无欲望，任凭无意识、无目的而又合乎规律的客观过程自然运行，这才合乎“道”。在庄子认识论中，“物”与“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大小、高下、生命之长短、事物之功用、美丑、善恶、贵贱等都同样。
从“物”的观点来看，大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遥羊角而上九万里”，而斥鴳笑之曰：“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而“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持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从物观之，万事万物莫不存在差异。
从“道”的观点来看，则不然。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之；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
万事万物都是具体的，都有具体的规定性，都属于“偏”，因而是有差别的。但事物都有其自然本性，都体现了无所不在的“道”。就其而言，“万物皆一”。庄子举例：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橘怪，道通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