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词汇方面的差异
词汇方面的差主要是两点：一是构词理念不同，而产生词音、词形、词义不一致，表现为词形相同词义不同，或词形不同而词义相同。如“朽”，在普通话中是“腐烂，衰老”的意思，如“腐朽”、“朽木”；但在长沙方言中“朽”却表示“自高自大，训斥”的意累，如“他那个人有点子朽气”、“朽他一顿”。词形不同而词义相同，这在方言和普通话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这是由于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角度不同，生活习惯或民俗风情的不同而产生对同类事物或现象有不同的称谓。“老虎”在许多方言中称为“大虫”、“老虫”，这是因为避讳老虎的凶狠、威严而把它称为“虫”。“玉米”在方言中有好几种说法，如“包谷”、“棒子”、“珍珠米”、“玉蜀黍”等，这是因为各地在给这种农作物命名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的结果。二是构词的手段不一致。如普通话中的“儿尾”是名词的标志，“儿尾”不仅可以使其他类的词转换为名词、表示小称，而且还表示亲昵、喜爱等感情色彩。但许多南方的方言中没有“儿尾”，名词的标志表现为“子尾”相当丰富，有时甚至还表示厌恶、贬斥的感情色彩。如“勺儿”——“勺子”，“凳儿”——“凳子”，“本儿”——“本子”，“蚂蚁”——“蚂蚁子”，“老鼠”——“老鼠子”，这些例词前者均为普通话的说法，后者为方言说法。普通话中有一类偏正式的形容词如“碧绿”、“雪白”、“笔直”等，这种构词方式在许多方言中能构成大量的形容词，远比普通话要多得多。如：“很硬”——“帮硬”，“很软”——“稀软”、“拉软”，“很多”——“蛮多”、“猛多”等，这些意义大致相同的说法，在方言中可以用词表达，但在普通话中只能用短语表达，他们之间无对应的词。
再如，合肥方言不仅“鸡”、“资”不分，连“地”和“自”，“题”和“瓷”，“洗”和“死”也读音相似。由于语音不清，往往会发生误会。以前有一则笑话，说的是两位合肥人出差外地，住进一家旅社的同一房间。晚间在洗脸互相谦让：老兄先洗，阁下先洗，你先洗，你洗了我才洗，几句话中“洗”字都说成“死”字。恰被茶房在屋外听见，以为他俩在寻短见，慌得破门而入，方才发现是听错了话音。因此，过去每逢春节，合肥人为了忌讳，便改称“洗脸”为“净面”，或叫“抹脸”。否则，大年期间，全家老少“你死”、“我死”地叫个不休，实在太不吉利。
（二）语法方面的差异
方言与普通话在语法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语序有差异
语序的不同主要是双宾语句中远宾和近宾位置不同，许多方言与普通话是相反的，如“给我一本书”、“把本书我”。“那个人我不认识”，在有些方言中说成“那个人我识不得”，这类句子普通话中是用状中结构来表示，在这些方言中是用中补结构来表示的。
2.词语搭配的对象有许多差异
许多方言中量词“个”、“只”用得相当普遍，如“桌子”、“床”、“鱼”、“碗”、“电视机”等，都可用量词“个”配搭。“喝”这个动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天天要使用它，在普通话中它的搭配对象只是液体、流质一类的食物，如“喝茶”、“喝酒”、“喝饮料”、“喝粥”、“喝药”，但在许多方言中说成“吃茶”、“吃酒”、“吃饮料”、“吃粥”等，这些方言中“吃”的使用范围比普通话要大。
3.句子形式也有差异
普通话中的“把”字句、“被”字句一般通过介词“把”、“被”来表示，湘语中很多地方没有“把字句”、“被字句”，在介词的选用上很有地方色彩，表示处置或被动等意义时就用其他介词或其他句子形式，如“领导把我批评了一顿”和“我被领导批评了一顿”，说成“领导拿着我批评了一顿”或“给领导批评了一顿”。“把”字很多时候还用作动词，如“把我一本书”、“那些东西把他了”等。
二、方言趣味
近年来，随着地方文化的发展，方言评书、方言小品、方言电视剧充斥荧屏，方言节目迅速崛起，其中涌现了大批代表性人物：东北的赵本山、四川的李伯清、湖南的大兵……大量本土明星的出现让区域文化显得异彩纷呈。影视作品中的人物以地道的方言赢得本土观众的青睐与关注，同时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化代言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并存是正常现象。方言影视作品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资源，它既折射出地域文化不满现状、提升自我文化地位的诉求，也体现出地域文化的“中心化”意识，方言节目作为地方文化身份的标志之一，只要把握得当，必将在未来拥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多姿多彩的方言节目似乎代表着地域文化的高调出击。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捧回大奖的云南方言电影《好大一对羊》制片罗拉告诉记者，如果电影不启用本土演员，不让他们操持纯正的云南昭通方言，这部片子的艺术冲击力绝对会大打折扣——从艺术的角度看，方言代表了民间最纯正鲜活的生活形态，它不会扭曲，更不容易遗漏本真的生活信息，反而由于语言的力量让电影本身充满可信度。网络时代让语言的权利分散了，方言的崛起其实是多元文化表达自己的重要特征，它让诞生方言影视剧的区域充满自豪，语言因此变成区域文化奋力突围的一把利剑，它在强调并扞卫自身的尊严。
1.地方特色浓厚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方言笑匠。说东北话的赵本山，以其地道的东北方言和独有的风趣幽默给全国电视观众带来了笑声。中国每个方言区域都有自己的赵本山，说武汉话的“武汉三鼎”田克兢，说成都话的巴蜀笑星李伯清，说重庆话的“制笑先生”吴文，说长沙话的“逗把高手”奇志大兵，说上海话的“亚洲笑星”王汝刚，说南昌话的“相声佬”小筱贵林，他们把市井文化的智慧和方言的幽默搬上了文艺大雅之堂，给武汉、成都、重庆、长沙、上海、南昌等地的城市文化带来了活力。
2.幽默、风趣、搞笑
发挥方言的趣味作用，充分显示地方特色，已成为目前媒体的一种趋向。各地方台、娱乐节目，纷纷用方言对中下层平民日常生活的全景予以展示，赋予这些以往毫不起眼的市井小民以仪式性的观看地位，着眼于身边普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鸡毛蒜皮，让当地人倍感亲切。如果抛开普通话在文化传播上无可置疑的规范功用，普通话肯定无法表达重庆人对“棒棒军”的悲悯和幽默，也无法传达“忽悠”的东北神韵，普通话的触角末梢总有无法触及的地方。但在此，区域文化的“现实世界”却怡然自得。
以赵本山为代表的辽北小品是根植于东北特有文化的一种艺术样式，带有显着的东北地方特色。辽北语言充满了生动、鲜活的因子，生命力非常旺盛，特别是地方戏“二人转”，男演员叫“丑”，女演员叫“旦”，三分“旦”七分“丑”，丑角在二人转里调解气氛，制造笑料，一串串即兴的说口，非常生活化，加之东北人性格开朗、率直，说话一步到位，形成东北文化土层里特有的幽默感。
“就兴你们年轻人连蹦带跳，又搂又抱，我们老年人就只能干靠。”《相亲》里徐老蔫一句话说到观众心坎里。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心里还有种酸溜溜的感觉。赵本山塑造的“蔫哏”系列，是他艺术作品里最突出的部分。他疲疲软软，拖拖沓沓，话头里带滑稽，善良里有狡诘，不时甩个疙瘩口，甩个小包袱，冷不丁冒出一句让人忍俊不禁的话。
3.给老乡一种亲切感
大量本土明星的出现让区域文化显得异彩纷呈。影视作品中的人物以倔犟的方言赢得本土观众的青睐与关注，同时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化代言人。这恰恰是最有城市亲和力的城市通俗文化，上至鸿儒下至妇孺皆能知而乐之。举凡时局世事、城市得失、街坊是非、社会万象莫不在这种方言喜剧艺术的嬉笑怒骂中融为一炉，荡气回肠，能娱一城之民，能贴一种方言体系所容纳的百千万人口之心，亲切的乡音，给老乡带来各种便利和乐趣。
案例1：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被这几屡血痕抹杀了。”
案例2：有个人病了，来到医院，医生问他哪儿不舒服，他捂着肚子说：“痛，肚子痛，拉稀，开始还吐，恶心。这会儿轻点了。下午我喝了一肚子凉水，平时喝惯了。上午没事儿，午饭吃了三两饭，一份肉，没睡午觉去上班，现在又疼得厉害了……”显然，这段话有些语无伦次，要听明白还得理清脉络。
案例3：燕子是一种勤劳的鸟。筑巢“娶妻生子”，抚养孩子，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燕子又是捕虫能手。一对燕子夫妻，每年捕8000多只虫，除供自己所需外，大部分都用来喂养它们那些似乎永远填不饱的孩子们。燕子吃掉大量害虫，对农业林业有很大的好处。燕子是人类的朋友。
案例4：他说得对”这句话，就可以根据音调的升降变化，表达出不同的含义。“他说得对。”↘（渐降）“他说得对？”↗（渐升）案例5：赵本山小品中的精典台词选。
1.火车跑的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2.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涅了，能把奸人忽悠迷了，人家小两口过的挺好我能给人家忽悠分别了。
3.拐了啊！拐了，拐了啊，拐了！拐了！拐了！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你知道我要上哪啊你就让我拐了。
4.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
5.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兄弟架拐，大哥，缘分啊！
6.这个人讨嫌嘛，我看病是你看病啊，我有一句他有一百句，这个人身体不怎么样，你口才到是蛮好的嘛，原来是搞传销的吧。
7.再大的大款也大不过公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