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医学语言是医学思维存在的本质要件
（一）医学语言体现了医学思维的社会性
1.医学语言包容着医学思维的价值判断
恩格尔哈特认为，人们运用语言表达的概念进行思维、认知实在，并将思维认知的结果再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所有的知识系统包括医学概念和知识，都具有历史、文化的条件，对健康、疾病思考、判断的核心，是涉及人的形态、仪表、状态、功能、疼痛等等的价值判断，是人们在所期望的自由度、体型、仪表和生命长度等人生欲望、生活目标需求的基础上，结合环境状况而形成的。
患病后不适的反常经验，使个体尝试按照社会化习得的有关疾病的评价、解释观点去理解、构造其意义并考虑所患疾病对生活的影响。此时，病患的体验由活生生的肉体感觉，变为被意识所注视的心理客体，变为包含负价值判断的、文化意义阐释的疾病。之所以视某种形态为异常，某种状态为不健康，某种功能为不当，把疼痛看作坏事，乃是因为它们同人类所珍视的生活价值（优美、身体自由、舒适、长寿等等）相抵触，总是同对人具有的痛苦、无能联系在一起。当然，强调临床思维及其语言的社会性并非否认内含其中的生物学因素，而是反对将生物学因素视为其中的唯一内容，社会文化因素、社会的价值判断应是医学思维及其医学语言的核心。
2.医学语言反映了医学思维的道德选择
医学语言以本质限定的形式，首先赋予病人特殊的社会角色并把同疾病相关的生理事件置于特殊的社会反应和事变之中，引发人们与此相关的道德判断。恩格尔哈特指出，成为病人角色的人，可以被免除或部分免除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引起其亲属、朋友、雇主、单位、保险公司、福利机构的干预、回避和道德评价等一系列社会反应；对患者疾病状况给予病名的诊断语言，好似法官宣判一样可能给患者个体生活世界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医学诊断，还是疾病分类方面的临床思维及其医学语言，因常常涉及医生和病人的利益，决定了医生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和病人对此相应的社会行为反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恩格尔哈特称“诊断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标记手段，……这种标记形成了争取实现治疗目标的社会现实”。
3.文化背景的不同决定医患双方思维方式及其医学语言变体、语义的差异医学面对的是现实社会生活状况中的人，由于医患双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对健康和疾病的理解认知及其使用的语言变体与语义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病人对疾患性质、过程的体验多用生动、具体、富有情感和文化意义的日常生活语言来思考和描述，而医者的医学文化教育背景，使他采用科学意义上的理性、抽象、精确的医学专业术语进行思考和描述，两者的区别常常引发临床上的伦理冲突。而且不同民族、个体的文化价值判断标准不同，对病患意义的看法及相应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千差万别。中西方医学自产生起就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来命名、分类、描述，说明和解释所观察的世界，其思维方式、学术范式及其语言系统截然不同，中医学形象思维的特点与汉语的表象主义和文言的诗意性是一致的，从而形成与西医学迥然不同的主体精神世界。
4.医学语言折射出医学思维的哲学品质
在当代临床医学中，虽然人们一刻也未停止使用语言，但却在不知不觉地用科学语言取代人文语言的过程中，倒向了只见科学抽象的病，不见具体生活存在的人的科学至上主义，在符号抽象的层次上将人类医学降为兽医学。因此，医学要真正把握健康和疾病，有效地防病、治病，最大限度地消除或减轻患者的身心痛苦，就必须关注、考虑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采用人文语言及其解释方法，去揭示其健康、疾病现象背后的社会价值、目的和意义。
（二）医学语言蕴含着医学思维的辩证性
1.医学语言的共性与个性
（1）世界上绝对相同与绝对不同的事物都不存在，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医学语言的运用也如此。在医患交往中，由于患者年龄、性别、疾病类型、病程、敏感性、耐受程度、语境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职业、地位、经历、经济状况、民族、信仰、人生价值观等社会性特点的不同，其身心的临床表现常常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由此决定了医学语言运用的共性与个性。
（2）医学语言在不同患者、疾病中运用的共性与个性。人无论患何种疾病，都会因躯体的病痛产生程度不同的紧张、焦虑、悲观、孤独等消极情绪，自我调节控制能力也相对减弱，为此临床语言对所有病人都应注意亲切、温和、诚挚、耐心、鼓励、简明、通俗、和缓，切忌使用伤害性语言，这是个性中的共性。同时，针对患者个体及疾病性质程度的差异，临床语言又应有所不同。例如，对听力缺陷者，应注重使用体语，通过轻轻抚摸让其得知你的到来，借助面部表情、口形、手势加强表达；对视力不佳者，应尽量避免非语言性信息，接触病人先通报姓名，并对发出的声响做出解释，以补偿病人因看不见而遗漏的内容；对生性多疑者，解释不宜过多，否则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疑虑。在年龄上，老年人喜欢唠叨，爱听吉利话，若直言不讳可能会使其反感；青年人则喜欢活泼。在性格上，性格急躁者喜欢直截了当；性格沉静者则喜欢慢条斯理。在疾病状况上，对痛苦难耐的病人，语言要少而深沉，带有很大的同情感；对长期卧床悲观消沉的病人，语言要充满信心、带有鼓励性，以增强其战胜疾病的毅力和勇气，如此等等。总之，要因患施语，这是医学语言共性中的个性。
（3）医学语言在不同语境中运用的共性与个性。所谓语境，指交谈双方身处的语言环境，包括双方躯体、心境、情绪及周围环境状况等。医患之间的语言交流在语境的选择上，也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共性上，医学语言沟通的语境应选择整洁、安静的环境，交流者（尤其是患者）自我感觉良好、情绪稳定的状态；在个性上，针对不同的医疗场合和患者性格、情绪等语境的差异，选择不同的交流时间、内容和声调、语速。例如，患者午休期间不宜进行语言交流，情绪低落时不宜进行批评性谈话。在语速上，快节奏适用于抢救、手术等危急场合，慢节奏适用于悲痛场合，而门诊接诊与病房交谈则应采用中等语速进行。
2.医学语言的精确与模糊
任何事物都包含一定的量，是质和量的统一，这使其具有了精确性的特征；而事物特定质所包含的量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有一个数量的范围、幅度并总是相比较而存在，这又造成了事物的模糊性特征。例如高与矮、胖与瘦，美与丑等，都没有统一的定量标准，评论者无需测量，仅凭以往的价值观和眼前比较，用模糊语言就可描述出来，并能得到公认和理解。因此，精确与模糊，是现实事物内在本质的两个既相反又相成的方面，医学语言亦然。
医学语言精确性在于，医学是科学，是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对人体生命运动、疾病机制和演变过程以及防治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总结，其生理、生化指标具有量化的精确性，从而使得表达生命本质和防治规律的医学语言，有着很强的科学性、权威性，语言表达的内容必须符合实际、客观准确，用词必须严谨、明确，经得起推敲。
对于能确诊的病情，语言表达力求准确无误；对于不能明确诊断的病情，也要准确地加以说明，并提出随诊或请其他专家会诊的建议，决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
而医学语言的模糊性则在于：语意概念在内涵上虽有一定的指向性，但在外延上没有明确的界限，语意较为宽泛含蓄。由于疾病本身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人们对疾病认识的局限性，以及词语意义对现实事物、现象反映的抽象性、概括性，这就决定了医学语言的指向常常不具体、不明确，词义带有一定的歧义性和模糊性。例如，受病因、发病机理、治疗手段等方面复杂性和认识上的限制，目前对肿瘤的诊断，常以“良性”、“恶性”表示其性质，以“早期”、“晚期”表示其病变程度。这里所使用的“良性”、“恶性”、“早期”、“晚期”等词汇，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医学实验报告的数据，不少为模糊语言表达的模糊变量。如化验报告中常见的“未见Ca”的检验结论即是如此。它回避了“有”与“没有”的准确提法，仅表明在所提取的标本中，在现有条件下，没有发现而已。
因此，医学语言的模糊性也是其客观性、科学性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医务人员根据现场语境和表达策略的实际需要，在思路清晰、目的明确的情况下，主动应用模糊语言，使自己留有一定回旋余地而产生的特殊交际效果和对疾病本质认识的客观性、科学性表述。医学语言的模糊性与精确性是辩证的统一，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精确性是模糊性的前提和目的，模糊性是达到精确性的手段。这就是说，模糊性的语言并非糊涂不清，而是从精确客观地反映疾病本质的要求出发，对某些疾病的客观模糊状态和对疾病本身认识上的不确定性的实际，通过相应的模糊性语言的描述，达到对其疾病认识状态客观准确的揭示。
在医学哲学的视野中，医学语言的属性，是科学属性和人文属性的有机结合。
语形特征是现代化人工语言和人文化自然语言的珠联璧合；语义特征是一般语义和特殊语义的相互补充；语用特征是专业表达方式和专业语用功能的互为表里。
医学语言不仅负载着专业信息还饱含着人文意蕴；不仅具有语言学意义上的医学表达功能还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医学建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