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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星空闪烁——意识与无意识(1)

人类意识研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有2500年之久,是宗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医学、哲学和医学哲学始终关注的问题。2000多年来,以希波克拉底、弗洛伊德、冯特、克里克、埃尔德曼等为代表的科学家追寻“脑-意识”的研究路线,推动意识研究从准科学走向现代科学,但由于意识研究的超复杂性而步履维艰;以柏拉图、笛卡儿、艾克尔斯、魏格纳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坚持“灵魂-意识”的主张,并借用新的科学理论不断充实更新“灵魂-意识”的内容与“脑-意识”理论博弈抗衡。这些行走在追求真理之路上的人们为探讨意识的真谛而上下求索,寻找着人类文明中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一、三峰竞秀的古代意识研究

(一)喜马拉雅山的海拔:释迦牟尼的“信仰-意识”

2500多年前,人类意识研究的第一座高峰崛起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迦毗罗卫国。王子出身的释迦牟尼创建了萦绕着东方哲学意蕴的佛学意识理论。佛学意识大厦由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阿摩罗识九种形式构成,其中的“意识”包括四种状态:明了意识、散乱意识、睡眠意识和禅定意识。其中“明了意识”从佛学视角用佛家语言讨论思维过程中的感觉、知觉、回忆、联想、情感、意志、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判断等等多方面的内容。

风自东方来,佛学意识不仅是佛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是整个佛学体系的基础,更是人类意识研究的思想宝库。经历数千年的传承,佛学意识理论文献浩繁,“意识”概念内涵抽象、覆盖宽广;佛学意识理论与西方的灵魂-意识说不相容,具有独特的学术位格。其“意识”概念本质上属于信仰范畴而非学术或科学范畴,必须放在佛学语境中进行宗教哲学层次的解读。佛学意识理论的哲理性、思辨性深邃,但无法用科学性、逻辑性予以评判。

(二)爱琴海的深度:希波克拉底的“大脑-意识”

2400多年前,古希腊爱琴海的科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已经明确了大脑主宰意识活动的基本事实。希波克拉底正确地指出心脏和大脑对于意识活动具有的不同价值,他说:“有些人说,心脏是我们用以思考的器官,它能感觉疼痛和焦虑。事实并非如此。然而,那个器官也不能分担神志,这只有靠脑。”

希波克拉底对脑的功能有相当的了解:“人们应该知道,通过大脑,也只有通过大脑我们才产生愉快、欢笑和诙谐,与此同时,还有伤心、痛苦、悲哀和哭泣。特别是,通过它,我们才能想,能看,能听,能分辨美丑、善恶与哀乐。脑使我们疯狂或谵妄,用恐吓使我们振作,不管白天还是夜晚能使我们入睡,发生错过机会的错误,无目的的焦虑、健忘以及与习惯相抵触的行为等等。这一切原来都是受一个东西的主宰。我们感受的这一切都出于脑。”

希波克拉底的意识研究途径是通过临床观察和哲学推论,他对意识和大脑的研究远远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科学实证支撑下的意识脑定位水平,他的研究不够系统,不甚深入,甚至没有使用“意识”这个概念,也没有为“意识”做一个正式的定义。但是,希波克拉底的意识观对千年意识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希波克拉底是科学意识研究的先驱,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分析了生命体与意识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表征,第一个揭示了大脑和意识的关系,阐述大脑的意识功能,他以医学家的身份开辟了一条与宗教、与柏拉图哲学完全不同的通往科学研究意识的道路。他对意识与脑的关系的认识是超时代的:希波克拉底之后半个世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还停留在意识源于心脏的水平上。

(三)雅典的睿智:柏拉图的“灵魂-意识”

比希波克拉底略晚的哲学家柏拉图告诉世界:人类能够思考是因为有非物质的灵魂。柏拉图指出灵魂有四种状态:理性、理智、信念和想象,在柏拉图看来,灵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思维。柏拉图告诉人们,视觉和触觉将收集到的信号传递给灵魂,灵魂召集计算能力和理性处理信号。柏拉图是第一个研究无意识的哲学家。他指出:“在人们睡眠时,灵魂的其余部分,理性的受过教化的起控制作用的部分失去作用,而兽性的和野性的部分吃饱喝足之后却活跃起来,并且力图克服睡意冲出来以求满足自己的本性要求。

……可怕的强烈的非法欲望事实上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甚至在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心里都有。它往往是在睡梦中显现出来的。”

柏拉图将原始信仰灵魂说理论化、系统化和哲学化,这一“灵魂-意识”观念虽然一直饱受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但至今依然十分活跃,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其悠远而深刻的影响远远超出哲学研究的范畴而覆盖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在一些自然科学家的意识理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柏拉图的影子。西方心灵主义理论主张意识是独立于大脑并派生出其他事物的,脑不是产生意识的物质器官而是体现精神的载体。这种受到批评的理论一直以各种形态争取着存在的空间,并且得到了一些着名科学家的支持。以研究神经系统的功能和传导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两位神经生理学家谢灵顿和艾克尔斯都持有这种观点。

二、风起云涌的当代意识研究

(一)在上帝和科学之间斡旋的笛卡儿

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二元论哲学认为人具有双重本质,即有物质构成的身体和有精神世界灵魂构成的意识。在笛卡儿看来有意识的灵魂和无意识的物质是并行不悖同时存在的。灵魂和意识的问题由上帝和教会掌管,物理世界的问题交由科学家研究。

笛卡儿用自己的二元论哲学为科学家从教会那里争得了科学研究的权利,摆脱了宗教束缚的科学家终于可以按照科学的规律而不是上帝的意志进行科学研究了。但是同时,笛卡儿把打开意识迷宫的钥匙交还给了上帝。

二元论哲学的宿命使得意识研究的科学之门在其他学科蓬勃发展的17、18世纪幽闭了200多年,并对后世的意识研究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到笛卡儿为止,意识研究的四种基本模式全部出现:释迦牟尼成就了特色鲜明、蕴含广博、宗教色彩浓厚的“信仰-意识”理论模式;希波克拉底开创了“大脑-意识”研究模式的先河;柏拉图成为“灵魂-意识”理论模式的鼻祖;笛卡儿推出了充满特色情调的“二元论-意识”理论模式。四位先哲的意识研究模式形成了群峰竞秀、各领风骚,相互辉映,影响世界文明的格局。在希波克拉底之后,古希腊的医生希罗菲勒斯和埃拉希斯特塔拉、古罗马的名医盖仑和文艺复兴的巨匠达·芬奇在神经、大脑的解剖方面进行了勇敢探索。但由于意识和脑的超复杂性,虽然希波克拉底的继承者一直不懈努力,“大脑-意识”的研究并没有像其他科学研究那样取得全面性、突破性的进展,“信仰-意识”、“灵魂-意识”和“二元论意识”的声音依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诉说着自己的主张,演绎着意识研究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的历史。

(二)水下冰山:弗洛伊德的无意识

150多年前弗洛伊德构建的精神大厦由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个层次构成。无意识学说是人类思想史上颇具特色的一页。无意识的内容,往往是生命自然的倾向,是与文化抵触的原始冲动、本能欲望,是未加修饰和矫正的本性流露。无意识这种欲望和冲动与个体所处的社会风俗习惯、道德、法律是相互冲突的。无意识试图逃避意识管理和社会规范的修正,因此,被压抑到心理的最底层——无意识领域。

无意识理论是弗洛伊德对意识研究的主要贡献。无意识以各种方式影响意识,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生命的重要表征。西方学者这样评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打破了人居住的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妄想;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人看到了人类和动物的血缘关系;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本我揭示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再次给自恋的人类以沉重的打击。这是个意味深长的评价。高度的哲学思辨而缺乏脑科学和可靠的临床证据是无意识学说的方法论特征。哲学给无意识研究带来了深邃,但缺乏实证,没有实验的证明经常成为被指责的缘由。

(三)在冯特的实验室里

130多年前,德国心理学家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明确提出心理学主要是研究意识的科学,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心理和意识问题。冯特的创举适时地响应了当时的一个急迫问题:其他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达尔文、孟德尔的手上,通过使用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心理学的发展因为仅仅依赖基于个人感觉的内省方法,缺乏科学方法的支撑,失去了动力而发展严重滞后。应该指出的是,冯特没有完全否认内省方法,他希望通过采用实验方法来改进内省方法的不足。

怎样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心理学从而改变心理学的发展停滞不前的状况是时代的难题。冯特实验方法的钥匙没有洞开意识科学研究之门,随后,华生的行为主义在心理学领域饰演主角,大量“行为科学”研究项目与冯特的初衷南辕北辙。行为主义者仅仅关注刺激和反射之间的关系,在感觉输入和行为输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则完全忽略。意识问题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禁忌领域。

(四)克里克惊人的假设

1962年,英国科学家克里克因发现人类基因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1976年,花甲之年的克里克开始了科学生涯的第二次领域大转换,从事对脑和意识的研究。克里克认为意识是一种生物现象,意识活动的过程,也是生物活动的过程。克里克说:“你的本体感觉和自由意志,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克里克在《惊人的假说》中说:“你,你的快乐与忧愁,你的记忆与理想,你的个人身份和自由意志,事实上都不过是大量的神经元细胞及其相关分子集合的行为。”

克里克的这种思想用另外一位学者的语言表述就是:“哲学和意识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表明,意识连同消化、光合作用以及其他所有事物,是怎样成为这个世界的生物性组成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