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特曾经这样解说医学和宗教的关联：“自阿斯克勒庇俄斯时代以来，科学医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它依然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依然有很多疾病现象科学并不能解释，有很多疾病科学既不能预防也不能治疗。大多数人依然死于疾病，而不是寿终正寝。只要医学尚没有达到它彻底消灭疾病的目标，就始终会有患者希望出现奇迹，向宗教、甚或向巫术寻求帮助。任何时候，医生只要是低估了病源中的以及治疗方法中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他就会在重视这些因素的牧师那里发现一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实，医学与宗教在本质上并不是在医疗技术方面的竞争对手，而是传递大爱的同盟。
人的健康存在，不仅是躯体的状态，也是精神的状态；不仅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的入世生活不可分离，还与意识世界、宗教信仰、人的出世精神息息相关。人的生命是医学和宗教关注和关爱的交集。医学和宗教对人的关爱同道相益，托起是人世间气势恢弘的爱的高峰——拯救肉体和拯救灵魂。
一、生命文化的汇通
（一）关爱生命的共同本质
1.爱的黄金律
在这个无物为真、万物皆变的世界上，惟有爱可以永恒地穿透一切。医学的行为和宗教的行为迥然有别，惟有爱可以将其永恒地联结在一起：医学对生命的关爱是通过对疾病侵害之下的人的肉体病痛的诊治来体现的；宗教对生命的关爱是通过对生活重压之下的人的灵魂堕落的拯救而彰显的。
医学对生命的关爱注重人躯体和精神此生有限的健康，宗教对生命的关爱注重人的灵魂无限的永恒。个体的生命存在只有一个一元化的肉身——人的生理意义上的机体，但却有一个二元化的生活——入世的生活和出世的生活。肉身的病痛和灵魂的痛苦、入世的诱惑和出世的艰难，需要医学和宗教联袂，共同完成拯救人的使命。而医学发展的历史也正是医学和宗教携手救人的记录。
孙慕义教授说：“宗教……与科学共同管理这个世界。科学给出这个世界以表象，哲学给出这个世界以语言，宗教给出这个世界以灵性和精神。”
宗教早与医学、与生命问题联在一起，不可分割，爱的黄金律将医学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生命使我们的思考有了痛苦：生命来自于物理定律的偶然现象还是来自于一种有神秘原因的东西。用《约翰福音》解读人的生命的存在，成为生命神学的基本思想。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生命的死亡等生命文化重大问题，是宗教和医学共同的话语。关爱人的生命是宗教和医学共同的特质特征。爱是基督教和所有宗教的最高境界和追求；关爱、宽容是一种文化和艺术。由于人的罪性和神的救恩以及十字架救赎的神性，耶稣成了救苦救难者的迷失方向的信仰中心；爱的黄金律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最根本的法则，爱又是医学的本质与大道；医学、生命科学、伦理学与基督宗教神学由爱来沟通和化合。博爱与神爱，是超出母爱、性爱、自爱的大爱。
西蒙娜·薇伊认为，爱是一种放弃；这就给医生以极大的道德空间，如何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造性为病人治疗，同时放弃个人的利益；耶稣的爱与医生的爱、医学的爱与基督教的爱是同一种爱。
2.基督教伦理学的洗礼
医学和宗教的精神交融自医学诞生之日起。宗教对于人生意义、生命的终极问题、人的信仰以及利他主义的神学论断，几乎作用和育成了人、医学和秩序。我们的世界和人类本身，无论精神和肉体，苦难与欢乐，价值与行为无一不打上宗教的烙印。基督教的《约翰启示》作为接受上帝审判，进入神的永生王国的最高理想，是近代西方医学的最重要的精神基础。西医文化的舍己、对病人的尊重，生命神圣、平等、公正、公益、有利与不伤害主要来自于基督教伦理学。在西方，在医学人文领域，认真开拓的第一批人士几乎都是基督教学者，如费雷彻、史怀泽、拉姆塞、恩格尔哈特等。另一方面，世界许多着名的基督教改革家也越来越关注医学伦理学和后医学文化语境中生命技术所引发的道德、法律问题和其他文化问题，如汉斯昆、德日进等人。基督教文化的生命技术伦理学内涵深湛博大，西方神学家学术触角遍及生命问题的各个领域：人类的生物学命运和生态保护问题、基因工程、生殖技术、同性恋、生殖控制、安乐死等等，掀起了世界范围的生命文化运动。
（二）医学与宗教的关联
马克思说：“宗教是世界的总的理论。”医学作为发展最早、体系和内容最庞杂的文化现象，与各宗教无不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以基督教、佛教和中国的道教为例。
1.基督教与医学
医院的产生和西医文化的位格定型和基督教有育成关系。公元4世纪在欧洲罗马建立的第一所医院就是修道院格局的教会医院；中国的所谓西方医学就是基督教会医学，中国的第一所西医院也是美国传教医生伯驾（parker）于1835年在广州设立的博济教会医院。但医学与基督教联系绝非仅仅如此，这与宗教和医学的目的一致有关。作为一名犹太教徒，神子耶稣有两大使命：传教和治病。他认为：疾病乃人的罪性或精神因素所致，这要看对上帝的信仰，信仰可以产生力量和奇迹，可以医治百病与起死回生，他坚信，“在信之人凡事皆能”。他告诫人们：“信”不仅是解除疾病的手段，也是实现天国的手段。耶稣在迦百农等地“治疗”了许多精神病、麻风、瘫痪、盲人、血漏等病人，用圣者的威严和医生的爱，善待每一个生命，这种形象早已成为圣经文化与西医文化的位格。其神圣的启悟和道德的自觉曾为中国医生树立了“体现天道”的格、致、诚、通、修、齐、治、平的榜样，构成了中国近代特殊的基督教化医生的伦理人格，即中国近代医学的基督精神。
晚清以后来自英美诸差会的部分传教士，肩负“救身”、“救人”双重使命来华行医，办医院、办教育；“传教医师”成了近代中国医学界特殊文化现象。
在西医移入中国早期，借医传道曾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据1887年统计，总共有150名传教医师来华，其中许多兼有神学和医学学位。1838年2月21日，传教士在广州宣布成立“中国医务传道会”，西方史学家认为这是第一个将医学与传道结合为一体的社团。从此，他们把传教和医疗合二为一，教会医院和教会医学院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医学巨子，他们所接受的基督教文化影响传习给中国近代医务界，其对于汉语文化圈的西方医学体系的构筑价值不可低估。中国近代科学与宗教的结合，是从医学开始。利玛窦创立的传教与行医并重的医学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基督教医学色彩。孙中山先生曾以基督徒身份由美国纲纪慎会喜嘉理牧师荐举学医，后师从传教医生康得黎，中山先生1882年由喜嘉理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起，就走上了医人救国之路，认为“医亦救人之术也”，并在1897年满怀救世之情，在伦敦蒙难后，翻译了美国医生柯士宾所着《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还在《序》中强调义务道德的重要性。从情感世界到心路历程，中山先生秉持厚重丰富的平等、博爱、济世的十字架精神，这一精神就融会了基督教和医学人本主义的双重信仰。
2.佛教与医学
佛教经典中有关医疗方面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如：《佛医经》、《医喻经》、《疗病痔经》、《治禅病秘要经》、《齿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咒时气病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只律》等，都有谈及医药的问题。《佛医经》中说，成为医王应该具备的条件有四：“一、先识病；二、次知病因；三、应病与药；四、令病痊愈，永不复发”。作为一位良医，不仅需要精良纯熟的医术，更应具有悲天悯人的医德。佛教医学认为，致病的原因不外乎下列二种：四大不调（指的是地、水、火、风）是外在因素，贪、瞋、痴三毒更是引发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
佛教宗派纷呈，它们在修持上各有特点，但其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一致的。佛教认为，人生“无常”，“苦海无边”，而“苦”的根本原因不在生存环境，而在于人们不了解原来物质世界的形形色色并不恒久可靠，因而过于贪恋现世的生活。要想真正摆脱“无常”之苦，惟有彻底认识到“四大（地、水、火、风）皆空”，即现世界的万事万物皆为因缘所生，空无实性，从对一切世俗欲念的执着中解脱出来；还必须“自净其意”，进行修炼。修炼的主要方法是禅定，指心绪宁静专注、排除各类物欲和杂念，依照佛理进行思虑观想，直至心空念寂、彻悟空性。由于佛教修习与气功养炼在做法上有相重合之处，因此，虽然其目的在于脱离尘世的“无常”之苦，但是客观上他们的心与身却发生了修炼气功的养生功效，心理和生理的健康水平都随之有所提高。
3.道教与医学
道教医学的中心部分，如本草、针灸、汤液等与现代中医学大致相同。
而其导引、调息、内丹、辟谷、内视、房中术等是道教医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而道教医学中的符、占卜、咒语、法水、斋醮、祭祀、祈祷等与道教文化分不开，具有心理疗法的功能。由于道教以长生和治病为教旨，历代兼通医术的道教名士层出不穷，同时在道教史和中国医学史这两个领域中都享有盛誉的道教医家也不乏其人。其中董奉、葛洪、陶弘景、杨上善、王冰、孙思邈、王怀隐、马志、崔嘉彦、刘完素、赵宜真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