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西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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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狄马(1)

自由作家,1970年出生于陕北子长县。1992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思想文化随笔、文学批评、散文、小说等各类文字近百万字。已出版思想文化随笔集《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另类童话》(与人合著)等。现居西安,供职于某杂志社。

勤劳是一种美德吗?

大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去外婆家,见天亮以后外婆为我们煮饭,觉得很奇怪,就问道:你们怎么在白天吃饭啊?外婆也觉得很奇怪,反问:你们吃饭不在白天,难道在黑夜啊?我说:我们一天两顿都在黑夜。外婆一听这话,就扑簌簌掉下泪来,哀叹说:你看这世道!把娃娃都搞得分不清了晨昏。她说的“分不清晨昏”,指的是我们那时的生活状态。父母天不亮就到生产队的梯田或坝梁上挖土,一直要干到半夜才能回来。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只能跟着大人的作息,凌晨四五点吃一顿饭,半夜里再吃一顿。时间长了就以为凡饭都要在黑夜吃,白天吃反而很奇怪。

当然正如人们常说的,有付出就有回报。母亲在这一年被评为劳动模范,队长捧着奖状来到我家,说了好多表扬的话。大意说,你妈妈是全村最勤劳的妇女,你们长大了应该向她学习。但奇怪的是,母亲一点也不高兴,队长一走,就抱着我痛哭起来。哭完后说了一句:别听他胡说!什么勤劳!他怎么不勤劳?

从此我就知道,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勤劳,一种不勤劳;而有的人的勤劳对自己毫无好处。成年后,我对一切叫人“吃苦耐劳”“忘我工作”的说教充满警觉,正是得益于生活所赐。在我看来,一种劳动如果不能体现劳动者的价值和尊严,那么它就只对领导者有意义。一个人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愿意牺牲自己的享乐,做一件在他看来十分必要、十分有价值的事业,与一个人在棍棒的驱赶下,完成一桩力所能及的工作以维持生命,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的“价值等级”是由他自己制定的,他愿意牺牲在他看来较小的价值以换取更大的价值;而后者的价值标准是由别人强加的。别人说高就是高,别人说低就是低,自己没有办法选择。而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区别之大正好比饿肚子,一个是为了健美,一个是由于没米;同是跑步,一个是为赛场夺冠,一个是被人追杀;同是喝茶,一个是坐家享受,一个是被警察拉走;你说能一样吗?落实到“勤劳”上就是,如果这种“勤劳”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他在他“勤劳”的事上感到满足,那么这“勤劳”就值得赞美,至少无可非议;但如果这“勤劳”是被迫的,“勤劳”的人没有丝毫选择的余地,那么这“勤劳”就和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一样,不值得嘉许。

但好多人不懂,包括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文人墨客,一到乡下,就盛赞起农民的“勤劳”来,写文章更会上升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高度。我自己就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伙诗人到陕北采风,看见一个妇女在地里拔草,就派作协主席上前问候,以示“深入生活”。“老大娘,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劳动?你的勤劳值得我们学习啊!”大娘说:“学啥呀?没事干么!”可等这个主席一离开,他大娘就在地上唾了一口,骂道:“呸!你才勤劳呢!你家祖宗八代都勤劳!”在他看来,勤劳是一种诅咒。她没说出来的愤怒,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读:我也想像你们城里人一样,看看电影,逛逛公园,或者遛遛狗,听听音乐会,可能么?你们不管倒也罢了,吃饱了撑得跑到我们乡下转转也罢了,但还想把老娘当猴耍,就太不要脸了!说明这世界人种五颜六色,族群丰富多样,文明千姿百态,但人性只有一个,那就是求乐避苦,好生恶死。没有一个民族热爱吃苦更甚于热爱享乐,热爱流汗更甚于热爱休闲。勤劳都是逼出来的。如果说有一个民族在世界上是以勤劳和耐苦出名的,那么,透过这华而不实的“名”一定有某种比“勤劳和耐苦”更可怕的东西高悬在它的头顶,比如严酷的制度,粗暴的管理以及落后的技术等,否则它就不会乖乖选择“勤劳”,而且一选择就是两千年。

据一些欧洲考察回来的学者介绍,欧洲特别是北欧的一些国家,劳动力十分短缺,短缺的原因不是这些国家人口稀少——事实上有的国家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但这些国家的人很懒,他们宁愿在海滩上晒太阳,也不愿出来干活,导致劳动力价格十分昂贵;反而是勤劳的国家,比如中国,劳动力一直过剩,过剩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价格奇低,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个间接后果就是这些国家缺乏创新产业,因为对他们的统治者来说,单靠便宜的人力资源这一条就足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比较优势,根本用不着考虑制度创新和产权保护这些麻烦的事。因而从长远来看,勤劳对一个国家的进步也未必是好事。

那么,勤劳对个人来说算不算美德呢?那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说了。对秦始皇来说,当然是,对孟姜女就未必;对富士康的老板来说是,对员工就未必;否则你就无法解释,马向前、祝晨明这些人宁愿跳楼也不肯回机房的原因。

在中国南方,你经常可以看见狭长的小船上,伫立着几只或几十只人工训练的鱼鹰(也叫鸬鹚)。因鱼鹰嘴长且前端有钩,又善于潜水,能在水中看清各种鱼虾,所以自古以来就被渔民驯养帮助捕鱼。渔民怎样才能保证鱼鹰不将捕到的鱼自己吃掉呢?原来鱼鹰喉下有一个皮囊,能暂存捕到的鱼。渔家会在放鹰前,先用皮条草扎住鱼鹰的皮囊,不让鱼进入鹰胃里。等鱼鹰叼着鱼头钻出水面时,牧鹰人会眼疾手快,将鱼从鹰嘴里夺走,然后顺手拿出一条小鱼塞进鹰嘴里,并用手将皮条草的活扣解开,就算是对鱼鹰的犒赏了。

在这种关系下,牧鹰人赞美鱼鹰,比如说它勤劳,当然可以理解;但如果鱼鹰自己也认为勤劳是一种美德,我们就只能归结为是牧鹰人长期驯养的结果,或者是为讨牧鹰人的欢喜,得到那一条小鱼,而决不会是它的本性使然。

时间是怎样被国有化的?

我自认为我是个顽梗的人,外在的生活、习气很难改变我,但今年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自己怀疑起来:春节回老家过年,闲极无聊,整天陪父母兄弟玩纸牌。玩了几天,竟上了瘾,晚上做梦,尽梦见手中拿着好牌,将别人赢得哇哇叫,自己也在欢呼声中醒来。醒来后,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因为我平时是极厌恶打牌的,不仅自己从不打,看见亲戚朋友打也很反感。可是回家短短几天,竟在梦中也疯玩起来,可见人的精神、意识是很容易改变的。只要把一个人的生活封闭起来,然后只允许他按一种程式生活,那么用不了多久,他的思想、意识就会变得单一起来。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世界上有一个大君王或“伟大领袖”起来,自诩为“世界各族人民的导师”,他规定全世界只能有一种娱乐方式、一种生活形态,包括吃饭、睡觉、拉屎、排尿都有统一的时间、统一的姿势,甚至做爱都要求达到“国标”,“国标”以外的都不算,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不仅会控制我们的生活,而且会控制我们的梦想。到那时,我们不仅会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而且会梦着同样的梦。这梦因为人人都在做,因而,你也可以称它为“国有化的梦”或“全民所有制的梦”。

前两年有人讨论胡适和鲁迅谁更伟大,有的说是胡适,有的说是鲁迅。胡适是侧重于制度建设的,鲁迅是侧重于国民性改造的,因而挺胡的人认为,没有一种劣根性单属于中国,国民性中的好多弊病其实是由制度造成的,因而是制度,而不是国民性,首先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好坏。挺鲁的人则认为,制度是由人设计的,人不变,尤其是国民性不变,再好的制度都会变坏。二者似乎陷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谁也说服不了谁。实际上,喜欢给英雄“排座次”本身就是一种国民劣根性。单一的制度,必然产生单一的生活与梦想;单一的生活与梦想,又只能制造出单一的制度。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

有一个笑话是讲蒋委员长的:说在古都西安的城墙根下,有两个老汉在展望未来。一个说,我如果当上蒋委员长的话,每天油把辣子泼得红红的,调在面里,顿顿都吃饱。另一个说,你看你个没出息的!我如果当上蒋委员长的话,全村的粪,我一个人全包了,谁也不让拾!现在我们推想一下:假如前一个老汉上台,问题不大,顶多是个贪图享乐的土皇上;可假如让后一个老汉上台,那还是要搞独裁,比蒋委员长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的生活、他的环境只能产生那样的政治想象力,而那样的政治想象力又是由封闭的环境和单一的生活决定的,因而胡适和鲁迅的工作并行不悖,不存在谁第一,谁第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