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杜再良，男，1963年生于内蒙古，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毕业。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宁夏杂文学会副秘书长，现就职于银川市委。
以革命的名义
一
“文革”爆发距今已经快三十年了，那是一段沉重得难以掀开的历史。逝者如斯，谁也不会在意几个小小的旋涡，然而身经旋涡的人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为什么在一个善讲中庸爱好和平的国度会爆发一场史无前例、影响深远的灾难性运动？直到今天，我们似乎还没有太多的理性和勇气来直面这个巨大的问号。我不同意把它仅仅视为社会主义道路中偶然出现的一点曲折，也不同意那是一次民族文化的病变，更不同意只归因于一个伟人的错误或是几个丑角扮演的历史丑剧。对照几个相同制度的国家，就会发现令人悚然的相似。然而面对历史，人们总是以各种心态去反刍、肢解、扭曲、掩盖、利用和证明自己。
二
马克思主义取得举世皆惊的实践成功以后，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人类历经漫漫长夜后的曙光。“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和“人间天国”的理想不仅使“革命”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而且使我们羞于承认个体生命的权利。为了革命，可以放弃情感放弃生命。大到阴谋家，小到趋利者，正是利用了人们这种纯洁的革命情感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理想主义者的激情，平民的粗鲁野蛮，小人的嫉妒仇视，奸巧者的获利动机，无知者的狂热愚昧，如同可怕的链式聚变后的燎原荒火，燃烧了整整十年。现在，当我们把记忆的触角伸进这堆历史的灰烬里时，仍然可以感到灼人的余热。
三
混乱的年代，留给我幼年的记忆却是那么清晰。父亲被揪斗十多天后回到家里，我对父亲那卑微怯懦的神态和抚摩我头顶的手充满了厌恶，充满了拒斥。那年我七岁，七岁的心灵就已承载了那么沉重的“革命”情感。这种感觉使我羞愧至今。我还不知道父亲遭受过多么残酷的肉体折磨，还不懂父亲那结满老趼的手承托着一家的生活重负。我长大后，父亲曾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那时他想到了死，甚至写好了遗书，就塞在我家那只破旧的风箱里。这不过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遭遇。比起惨死狱中的许多优秀人物，比起成千上万的破碎家庭，也许不值一提，但我感到同样的一种沉重和悲哀。
四
浩瀚的红色海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绝于耳的革命口号，万众一心、轰轰烈烈、宏大壮观的革命景象陶醉了多少人。这很符合职业革命家的审美趣味，也把他们带到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境之中，而平凡普通的痛苦现实，被沉浸在壮丽事业之中的人当做不屑一顾的东西推到一边。群众运动荡涤一切的破坏力，震撼人心的激情，把本来要依靠“繁琐”的政治手段、法律手段解决的事，处理得简单“有效”，而且彻底。甚至经济建设也要采用这种火热的群众运动，需要一种刻意营造的革命气氛和火暴张扬的场面，最后成为一种让激情浸透了的表演。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十年“文革”，就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追求这种效果的实践。我曾看到过六千万人上山土法炼钢的一角历史镜头。那密密排列的土炉，不乏忘我奋战热火朝天的场景，但还是让我联想到一大片墓地，因为那里埋葬的是科学和理性，埋葬的是中国发展的绝好机遇。
五
革命需要统一，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动；需要理论教条的ABC和整齐有力的口号；需要队伍的高度纯洁。因此不能容许不同声音和反对意见。反对派就是反动派，就是反革命，这是十分顺畅而有力的逻辑。这种思维自然延伸到建设时期，革命成了目的，成了至高无上的终极理想而不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手段。这种本末次序长期被倒置。我们可以从黑格尔及“文革”中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中找到“文革”式思维的理论依据。共性、概念高于优于个性和具象。个性和具象是形而下的经验的渺小的卑微的；而共性和概念则是理想的终极的完善的神圣的，它为集权和专制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由头。对于集权专制而言，概念、共性显得弥足珍贵。于是，个性被粗暴无理地剥夺了，把钦定的共性强加到每个人头上。“文革”中这种结果表现在各个方面。如说话思维的方式，衣着举止以及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塑造。这种对规律的滥用，对规律进而对集权的神话，使革命、理想变为专制主义教条主义的隐身之处。而个体人格、个体利益、个体情感比起高尚的革命事业，是何等卑下肮脏。
为真理、政治和革命赋予终极价值，即为暴政和暴力留下了巨大作恶空间。
六
我们衷心赞美过的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它摧枯拉朽般建立了一个新世界后，在革命的名义下，有人把“革命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有人图谋自己的政治企图，有的人达到自己卑鄙的小人目的。在革命的光环笼罩下，任何残酷无道丧失人性的手段都是那么崇高合理，冠冕堂皇：挂牌、游斗、侮辱、攻击以及各种各样野蛮残忍的施刑。人格、尊严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既然是“阶级敌人”“反革命”“黑五类”，那就是坏人，那么就不能当做“人”来对待，采取什么做法都不过分，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亿万只脚，痛打落水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否则就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这种违背甚至践踏现代文明的疯狂行为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如果“把损害别人以至杀人的行为描绘成‘正义的事业’……只要证明所有损害的对象是‘坏人’就有可能消除羞耻感和犯罪感”（何况无须以法律的方式来证明）。“文化大革命”虽然早已过去了，但却留下了“只要是坏人就可以任意侮辱以至残害的观念”（盛洪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日耳曼民族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使不少原本善良的群众也参与了法西斯行动。与战争一样，这场被标榜为革命的运动使人“可以摆脱或不复受制于平日维持人性、人道、社会理想的戒律，人所以为人的基本戒律……减弱或失去了约束力，于是，人与兽的界线不再分明……可怕地调动起在和平时期受到压抑的人性中的恶，让人发挥破坏性潜力，并从中得到快乐”（丁泽语）。我一直认为，东方民族在施刑手法方面的残忍和聪明才智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相比的，在摧毁一个生命的过程中满足泄仇心理和品味“生”的快乐。如果说我们曾消灭了经济上的差别的话，那么我们又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了政治上的等级。这是随心所欲的可以致人于死地的等级划分——阶级成分和政治立场的划分。“黑五类”丧失了做人的权利，处决、坐牢、毒打，或者成为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的玩物和必不可少的陪衬。
七
“他们坚定有力地保证，不假思索地服从，毫不质疑地蛮干——而事实上，他们陷入粗浅狭隘的幻觉里了……一种狂野而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的智力低下的激情……”雅斯贝尔斯揭示的在纳粹蛊惑下的日耳曼式的“激情”，在“文革”中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在畸形的政治体制下，专制自会利用这种“智力低下”的激情，使它变成一种灾难性的破坏。
八
同样恐怖的事还曾发生在苏联。不同的是，他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国家机器。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饿死了上百万人，而三十年后惊人相似的事情同样发生在中国。在第二次大战前的大清洗运动中，以及战后持续多年的思想文化整肃运动中，有多少人成为暴君的刀下冤魂？大清洗中幸存的高级将领在二战中已成凤毛麟角，只能由尉级军官充任。即使在战争爆发后还在继续大批地、惨绝人寰地集体屠杀军事将领。这把屠刀时时悬在几乎每个人的头顶。在这里，摘录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是以怎样荒唐残酷的方式进行那次“革命”的：一次宴会上，“布柳姆进（契卡成员）掏出一摞签过字的空白逮捕证放在桌上。只要填入某人姓名，那人便遭逮捕。旁边有人对他说：‘伙计，你干什么呢？来，为革命干杯！’布回答道：‘等一下，我先填完逮捕证再说……西多罗夫，西多罗夫是谁？枪决！彼得罗夫……哪个彼得罗夫？枪决！’”他们轻松得就像发放一张张周末晚餐券，随手填上一个个名字，然后就是枪决、流放、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