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西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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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毕诗成

辽宁大连人,现居西安,《华商报》高级评论员,评论部主任。

皇帝先生是如何为“酒色财气”辩护的

翻开史书看看,要论士人敢说话,还得数宋明两朝。尤其明朝,敢指着皇帝老儿鼻子尖破口大骂的大有人在。你说这些家伙是作秀也好,说他们是想通过“讪君卖直”继而青史留名也罢,但那股子气你是不得不伸出大拇指,赞一声“真牛”的。不服?跟你上司这么说话试试。

明朝万历十七年(1590年)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有一个叫雒于仁的老兄,虽然只是个大理寺评事(就是管刑事案件最后审核的七品官),大概是看身边那些给事中、御史们骂皇帝挺过瘾,嘴皮子发痒,便干了件不属于分内的事情——上了份《恭进四箴疏》,言语很不客气,就跟骂阶下囚一样批评当朝皇帝:你嗜酒、恋色、贪财、尚气,中“酒色财气”的毒已经很深,要提高警惕了。雒于仁说,你天天美味佳肴,从白天吃喝到深夜;宠爱郑贵妃,为了让她儿子做接班人,迟迟不立太子;动不动就向下面的人索要财物,搜刮钱帛;并且脾气太大,动不动拷打这个宫女,鞭笞那个太监——嗜酒会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会丧志,尚气则戕害身体,四病缠绕身心,哪有什么药能治好你!

够狠吧?要知道,这时候的万历皇帝已不是十岁八岁的毛孩子,而是马上就三十岁的壮汉了。敢这么在太岁头上动土,狠拍老虎屁股,没点不要命的劲儿是干不出来的。更有看头的是,被七品小官指着鼻子骂了个狗血喷头之后,皇帝先生并没有羞愧地找个地缝钻进去,而是委屈地掰着手指头,一一为自己辩解——脾气还算是不错。

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春节过后,皇帝先生把申时行等内阁辅臣叫到一起,把雒于仁的奏折给他们看完之后,向这些亲信们大倒苦水:第一,说朕好酒,谁还不喝点酒?“若酒后舞刀弄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这话有两种解释,一是“说帝王酒后不该舞刀弄剑,哪有这样的说法”,二是“说我们在酒后还舞刀弄剑,根本就没有这事儿”,反正两种解释就一个中心思想——这算什么嘛!第二,说朕好色,偏宠郑贵妃,那郑氏勤劳,朕每晚到哪个宫,她总要相随左右,“朝夕间侍奉勤劳”,咋能不多“宠”几把?爱自己的女人也有错?第三,说朕贪财,有个张鲸贿赂了我,我才重用了他。这简直是笑话,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最后这句很要紧,我要是贪财,还要他贿赂?直接去抄他家不就完了吗?第四,说朕尚气。但人孰能无气,就是你们这些大臣的童仆家人,难道犯了错你们不责罚一通吗?内宫太监宫女确实有过被杖责的,但也有病死的,怎么能说都是让我打死的呢?

有才,真是太有才了!不愧贵为天子,连自我辩护都这么有水平。看把人家皇帝委屈的:人非圣贤,谁还没有七情六欲,吃点喝点,宠个妃子,弄点银子花花,手痒了打打下人,都是多大点儿事?你们做臣子的想表明自己的正直诤言,也不能随便拿皇帝穷开心不是?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欲脱之罪,也何患无辞?皇帝先生这么一诉苦,就算是鳄鱼听了,恐怕也不免要挤出几滴同情的眼泪。

如此一辩,天下哪儿还有贪恋“酒色财气”的皇帝?

当然,还是大臣聪明,皇帝发了一通牢骚,说要重惩这个不识时务的雒于仁的时候,有大臣阻止了:要是重惩就要把折子传到外廷去,大伙儿看了,就“好说不好听”了,皇帝先生你本来也没干啥,干了啥也算不了啥,但传出去就怕解释不清楚了。最后定下的对策是:给大理寺卿暗示一下,让这个姓雒的主动辞职也就算了。

闹剧以还算体面的方式收了场,想想皇帝先生的表现也算很搞笑了。但后人笑之而不鉴之,遂使后人也继续闹着相似的笑话。皇帝先生说自己不是“酒色财气”之徒,并找到了足够安慰自己的理由,但近来看了一些官员落马前后的诸般表现,怎么看怎么面熟,那皇帝般的搞笑逻辑简直如出一辙:四川省南充市原副市长李斌,落马后称“权力是靠自己挣来的”,既然权力是自己挣来的,当然要好好用了。

这样的扭曲逻辑简直俯拾皆是,汇总起来,基本可以概括为:说我们贪酒,天天围着酒桌转。谁爱天天在外面应酬啊,问题是不喝酒能工作吗?“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我们喝得不省人事,在厕所上吐下泻的时候你们同情过吗?说我们好色,问题是现在没个情妇丢人呀,媒体早给俺们算过账了,说现在的贪官95%都有情妇,那5%里除了女贪官,再加上身体条件实在不允许的,也剩不了几个。落马不要紧,总不能让人笑话说连个情妇都养不起吧?

再说了,哪个情妇不是“朝夕间侍奉勤劳”,怎好负了人家?说我们贪财,我们贪那点也叫钱?成天跟富豪商人进出酒店宾馆,不穿名牌、不给小费让人家笑话不是?说我们尚气,动不动就动用警察抓人,甚至还请黑社会的打打杀杀,这就更让人不解了。谁还没点脾气?要是动不动就被手下人拦住签字,被人发段子调侃消遣,自己还能无动于衷,下次还不被骑到头顶上去?

如此一辩,天下哪儿还有“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贪官?阐述贪官文化的人很多,我最佩服的还是这一句:哪个贪官不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又背离人民群众而去?这话说得顶要紧,它捅破了一层我们不愿意承认的窗户纸——这些贪官老爷的霸道逻辑在平头百姓那里有着深厚的土壤。据说现在每个人都是“朕”了,“朕不给,你不能抢”。但当我们真的把自己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朕”,放到那个“王”的宝座上时,就会发现:原来干什么都能为自己找到辩解的借口。我占点小便宜算什么,那些贪官占的不是更多吗?我违反点社会规范算什么,大家不都在违反吗?路见不平,我沉默了算什么,我要是被打击报复怎么办?看到美女我走不动道儿算什么,人家不都几十个情妇地养着吗,还不让我多瞅几眼?

如此一辩,天下哪儿还有贪恋“酒色财气”的老百姓?于是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良民过渡到贪官,那是怎一个“快”字了得!

从万历皇帝“大皇帝主义”的自我辩解,到贪官先生们“存在就有理由”的所谓忏悔,再到我等平头百姓对于腐败滥权的不清不楚、不黑不白的“酸葡萄心理”,就本质而言,简直就是一脉相承。可惜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被我们扔到了废纸篓里,少了内省、修身的环节,光去强调什么公共空间,强调权力监督制衡,力量便已大打折扣。

缺失了内省之后,看到皇帝先生的辩辞可能会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但对于自己脑袋里那些潜在的辩辞,我们已经丧失了发现的能力——我们只会笑话别人,却不会笑话自己。

留给后人去笑吧。

别把老百姓搞成“老不信”

春运火车票何时不再一票难求?铁道部官员给出了新的时间表:2015年。但有媒体历数铁道部回应“一票难求”的历年说法,原来年年在变:2007年说2010年解决,2008年说三五年后解决,2009年说2012年解决,而到了2011年,则再称2015年改观。有网民惊呼:这不是玩数字游戏糊弄人吗?按照这明日复明日的逻辑,说2015年解决,谁敢信哪?在春运猛烈来袭的背景下,民众对于近乎只剩安慰价值的许诺,难免要有怨言。都说一诺千金,更何况一级政府部门,要么别承诺,承诺了就要尽全力做到,岂能如此朝三暮四!按照四年前承诺,去年就该解决一票难求了,时间节点过了之后,一竿子又支到四年之后,也难怪有网民带着情绪说“宁信世上有鬼,不信铁道部的嘴!”能怪谁呢?光怪老百姓火气太大?“明天”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许诺老被证明不靠谱,万事总成蹉跎,又凭什么责怪老百姓变成“老不信”呢?

重信守诺,素被视为国人传统美德。但一个让人忧心的现象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个别政府部门,对于许诺这回事儿,有了一些儿戏心态。为了应付或者安慰一时舆论,不惜开空头支票、搞画饼充饥。比如对户籍改革,有关部门每年都要出来表态,“正抓紧立法”,可细心人一分析,原来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说了几乎同样的话。比如动员大家修水库修大坝,前天说要防千年不遇的洪水,昨天说能防百年不遇的洪水,今天洪水真来了,又说“蓄洪能力有限,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大坝上”。

比起缺乏责任感的信口开河,有些欺骗性承诺危害更大。当王鹏被跨省拘捕事件处于舆论汹汹之时,宁夏吴忠警方承诺赔偿三万,风头过后却找个借口变成三千;有的地方发生公共事件,政府部门信誓旦旦许诺真相如何如何,到头来却证明只是糊弄舆论的谎言;山西某县副县长承诺兑现农民工工资,一年了钱也没影儿,竟口出狂言“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俗话说,人无信则不立。政府部门一旦无信,真不知其可也!过去说,你不相信谁,还能不相信政府吗?可现在很多人说的是啥话?“你相信谁,也不能相信某些官员啊!”不管是糊弄、欺骗,还是并无恶意的信口开河,不正是这点点滴滴,把一些老百姓搞成“老不信”,把政府公信搞丢到爪哇国的吗?

为什么现在有些事发生后,公权部门信誓旦旦怎么说都没人信,一些小道消息作为“谣言”却越传越邪乎?日常一诺不值钱,指望关键时候一诺千金,怎么可能?

老给未来开不甚靠谱的支票,多半源于对当下治理的无力感。关于火车票问题,老百姓期待是很直接的:严惩倒票勾结、提高服务质量、将资源倾斜于广大普通收入者;而现实则是黄牛依然很盛、服务依然不咋地、“被高铁”依然让人看着发展成果在纠结……焦点矛盾不解决好,把希望过多寄托在高铁里程增加上,恐怕民众难以买账。而一旦感觉你总把难题支给未来空许诺,这种情绪非但不能釜底抽薪,反倒会是火上浇油。

胸脯是不好乱拍的。被揪住“辫子”的铁道部与其委屈抱怨,不如和爱犯同样毛病的兄弟单位联手好好反省一下:有多少话说出来就是对社会的公开承诺?有多少承诺是要被视为千金一般,经不起随手抹掉的?又有谁在盯着公家承诺将其兑现与否列入问责?不回答这些命题,老百姓恐怕难免要忐忑狐疑:到了2015年铁道部会不会又发出“2050年解决一票难求”的新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