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连人，现居西安，《华商报》高级评论员，评论部主任。
皇帝先生是如何为“酒色财气”辩护的
翻开史书看看，要论士人敢说话，还得数宋明两朝。尤其明朝，敢指着皇帝老儿鼻子尖破口大骂的大有人在。你说这些家伙是作秀也好，说他们是想通过“讪君卖直”继而青史留名也罢，但那股子气你是不得不伸出大拇指，赞一声“真牛”的。不服？跟你上司这么说话试试。
明朝万历十七年（1590年）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有一个叫雒于仁的老兄，虽然只是个大理寺评事（就是管刑事案件最后审核的七品官），大概是看身边那些给事中、御史们骂皇帝挺过瘾，嘴皮子发痒，便干了件不属于分内的事情——上了份《恭进四箴疏》，言语很不客气，就跟骂阶下囚一样批评当朝皇帝：你嗜酒、恋色、贪财、尚气，中“酒色财气”的毒已经很深，要提高警惕了。雒于仁说，你天天美味佳肴，从白天吃喝到深夜；宠爱郑贵妃，为了让她儿子做接班人，迟迟不立太子；动不动就向下面的人索要财物，搜刮钱帛；并且脾气太大，动不动拷打这个宫女，鞭笞那个太监——嗜酒会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会丧志，尚气则戕害身体，四病缠绕身心，哪有什么药能治好你！
够狠吧？要知道，这时候的万历皇帝已不是十岁八岁的毛孩子，而是马上就三十岁的壮汉了。敢这么在太岁头上动土，狠拍老虎屁股，没点不要命的劲儿是干不出来的。更有看头的是，被七品小官指着鼻子骂了个狗血喷头之后，皇帝先生并没有羞愧地找个地缝钻进去，而是委屈地掰着手指头，一一为自己辩解——脾气还算是不错。
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春节过后，皇帝先生把申时行等内阁辅臣叫到一起，把雒于仁的奏折给他们看完之后，向这些亲信们大倒苦水：第一，说朕好酒，谁还不喝点酒？“若酒后舞刀弄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这话有两种解释，一是“说帝王酒后不该舞刀弄剑，哪有这样的说法”，二是“说我们在酒后还舞刀弄剑，根本就没有这事儿”，反正两种解释就一个中心思想——这算什么嘛！第二，说朕好色，偏宠郑贵妃，那郑氏勤劳，朕每晚到哪个宫，她总要相随左右，“朝夕间侍奉勤劳”，咋能不多“宠”几把？爱自己的女人也有错？第三，说朕贪财，有个张鲸贿赂了我，我才重用了他。这简直是笑话，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最后这句很要紧，我要是贪财，还要他贿赂？直接去抄他家不就完了吗？第四，说朕尚气。但人孰能无气，就是你们这些大臣的童仆家人，难道犯了错你们不责罚一通吗？内宫太监宫女确实有过被杖责的，但也有病死的，怎么能说都是让我打死的呢？
有才，真是太有才了！不愧贵为天子，连自我辩护都这么有水平。看把人家皇帝委屈的：人非圣贤，谁还没有七情六欲，吃点喝点，宠个妃子，弄点银子花花，手痒了打打下人，都是多大点儿事？你们做臣子的想表明自己的正直诤言，也不能随便拿皇帝穷开心不是？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欲脱之罪，也何患无辞？皇帝先生这么一诉苦，就算是鳄鱼听了，恐怕也不免要挤出几滴同情的眼泪。
如此一辩，天下哪儿还有贪恋“酒色财气”的皇帝？
当然，还是大臣聪明，皇帝发了一通牢骚，说要重惩这个不识时务的雒于仁的时候，有大臣阻止了：要是重惩就要把折子传到外廷去，大伙儿看了，就“好说不好听”了，皇帝先生你本来也没干啥，干了啥也算不了啥，但传出去就怕解释不清楚了。最后定下的对策是：给大理寺卿暗示一下，让这个姓雒的主动辞职也就算了。
闹剧以还算体面的方式收了场，想想皇帝先生的表现也算很搞笑了。但后人笑之而不鉴之，遂使后人也继续闹着相似的笑话。皇帝先生说自己不是“酒色财气”之徒，并找到了足够安慰自己的理由，但近来看了一些官员落马前后的诸般表现，怎么看怎么面熟，那皇帝般的搞笑逻辑简直如出一辙：四川省南充市原副市长李斌，落马后称“权力是靠自己挣来的”，既然权力是自己挣来的，当然要好好用了。
这样的扭曲逻辑简直俯拾皆是，汇总起来，基本可以概括为：说我们贪酒，天天围着酒桌转。谁爱天天在外面应酬啊，问题是不喝酒能工作吗？“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我们喝得不省人事，在厕所上吐下泻的时候你们同情过吗？说我们好色，问题是现在没个情妇丢人呀，媒体早给俺们算过账了，说现在的贪官95％都有情妇，那5％里除了女贪官，再加上身体条件实在不允许的，也剩不了几个。落马不要紧，总不能让人笑话说连个情妇都养不起吧？
再说了，哪个情妇不是“朝夕间侍奉勤劳”，怎好负了人家？说我们贪财，我们贪那点也叫钱？成天跟富豪商人进出酒店宾馆，不穿名牌、不给小费让人家笑话不是？说我们尚气，动不动就动用警察抓人，甚至还请黑社会的打打杀杀，这就更让人不解了。谁还没点脾气？要是动不动就被手下人拦住签字，被人发段子调侃消遣，自己还能无动于衷，下次还不被骑到头顶上去？
如此一辩，天下哪儿还有“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贪官？阐述贪官文化的人很多，我最佩服的还是这一句：哪个贪官不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又背离人民群众而去？这话说得顶要紧，它捅破了一层我们不愿意承认的窗户纸——这些贪官老爷的霸道逻辑在平头百姓那里有着深厚的土壤。据说现在每个人都是“朕”了，“朕不给，你不能抢”。但当我们真的把自己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朕”，放到那个“王”的宝座上时，就会发现：原来干什么都能为自己找到辩解的借口。我占点小便宜算什么，那些贪官占的不是更多吗？我违反点社会规范算什么，大家不都在违反吗？路见不平，我沉默了算什么，我要是被打击报复怎么办？看到美女我走不动道儿算什么，人家不都几十个情妇地养着吗，还不让我多瞅几眼？
如此一辩，天下哪儿还有贪恋“酒色财气”的老百姓？于是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良民过渡到贪官，那是怎一个“快”字了得！
从万历皇帝“大皇帝主义”的自我辩解，到贪官先生们“存在就有理由”的所谓忏悔，再到我等平头百姓对于腐败滥权的不清不楚、不黑不白的“酸葡萄心理”，就本质而言，简直就是一脉相承。可惜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被我们扔到了废纸篓里，少了内省、修身的环节，光去强调什么公共空间，强调权力监督制衡，力量便已大打折扣。
缺失了内省之后，看到皇帝先生的辩辞可能会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但对于自己脑袋里那些潜在的辩辞，我们已经丧失了发现的能力——我们只会笑话别人，却不会笑话自己。
留给后人去笑吧。
别把老百姓搞成“老不信”
春运火车票何时不再一票难求？铁道部官员给出了新的时间表：2015年。但有媒体历数铁道部回应“一票难求”的历年说法，原来年年在变：2007年说2010年解决，2008年说三五年后解决，2009年说2012年解决，而到了2011年，则再称2015年改观。有网民惊呼：这不是玩数字游戏糊弄人吗？按照这明日复明日的逻辑，说2015年解决，谁敢信哪？在春运猛烈来袭的背景下，民众对于近乎只剩安慰价值的许诺，难免要有怨言。都说一诺千金，更何况一级政府部门，要么别承诺，承诺了就要尽全力做到，岂能如此朝三暮四！按照四年前承诺，去年就该解决一票难求了，时间节点过了之后，一竿子又支到四年之后，也难怪有网民带着情绪说“宁信世上有鬼，不信铁道部的嘴！”能怪谁呢？光怪老百姓火气太大？“明天”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许诺老被证明不靠谱，万事总成蹉跎，又凭什么责怪老百姓变成“老不信”呢？
重信守诺，素被视为国人传统美德。但一个让人忧心的现象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个别政府部门，对于许诺这回事儿，有了一些儿戏心态。为了应付或者安慰一时舆论，不惜开空头支票、搞画饼充饥。比如对户籍改革，有关部门每年都要出来表态，“正抓紧立法”，可细心人一分析，原来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说了几乎同样的话。比如动员大家修水库修大坝，前天说要防千年不遇的洪水，昨天说能防百年不遇的洪水，今天洪水真来了，又说“蓄洪能力有限，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大坝上”。
比起缺乏责任感的信口开河，有些欺骗性承诺危害更大。当王鹏被跨省拘捕事件处于舆论汹汹之时，宁夏吴忠警方承诺赔偿三万，风头过后却找个借口变成三千；有的地方发生公共事件，政府部门信誓旦旦许诺真相如何如何，到头来却证明只是糊弄舆论的谎言；山西某县副县长承诺兑现农民工工资，一年了钱也没影儿，竟口出狂言“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俗话说，人无信则不立。政府部门一旦无信，真不知其可也！过去说，你不相信谁，还能不相信政府吗？可现在很多人说的是啥话？“你相信谁，也不能相信某些官员啊！”不管是糊弄、欺骗，还是并无恶意的信口开河，不正是这点点滴滴，把一些老百姓搞成“老不信”，把政府公信搞丢到爪哇国的吗？
为什么现在有些事发生后，公权部门信誓旦旦怎么说都没人信，一些小道消息作为“谣言”却越传越邪乎？日常一诺不值钱，指望关键时候一诺千金，怎么可能？
老给未来开不甚靠谱的支票，多半源于对当下治理的无力感。关于火车票问题，老百姓期待是很直接的：严惩倒票勾结、提高服务质量、将资源倾斜于广大普通收入者；而现实则是黄牛依然很盛、服务依然不咋地、“被高铁”依然让人看着发展成果在纠结……焦点矛盾不解决好，把希望过多寄托在高铁里程增加上，恐怕民众难以买账。而一旦感觉你总把难题支给未来空许诺，这种情绪非但不能釜底抽薪，反倒会是火上浇油。
胸脯是不好乱拍的。被揪住“辫子”的铁道部与其委屈抱怨，不如和爱犯同样毛病的兄弟单位联手好好反省一下：有多少话说出来就是对社会的公开承诺？有多少承诺是要被视为千金一般，经不起随手抹掉的？又有谁在盯着公家承诺将其兑现与否列入问责？不回答这些命题，老百姓恐怕难免要忐忑狐疑：到了2015年铁道部会不会又发出“2050年解决一票难求”的新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