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西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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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牛撇捺

本名朱昌平,1957年出生,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现为宁夏杂文学会会长,宁夏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冒烟的石头》、《借党项人说事》、《谁能牵猫散步》、《针尖上跳舞》《倒提笏板》等杂文集12部。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鱼在受冻

以前写过一篇小文,叫《濒死之境的优美曲线》,因为看到一幅摄于冰面鲤鱼扭动身躯的照片,因此对以鱼垂死瞬间挣扎为美的理念予以了否定。当时的感觉是,鱼在冰面上不但缺氧,而且很快就会被冻死。

元旦冰钓时,鱼池老板郭先生在帮我们把散落于冰面的十几条鱼住网子里装时,那些鱼已经冻得结成了冰块,眼睛已经变白,像白内障,也像塑料薄膜。老郭说鱼冻不死,有一次他送鱼去石嘴山,跑了百八十公里,鱼被冻成了冰块。可毕竟冻的时间短,当鱼被放进水里后,很快一条条游动起来活跃起来,恢复了原状。鱼是变温动物,不怕冷应该是自然的。

钓鱼能钓获哲学,当然也能钓获知识。人类常犯的错误之一,是以己度人。一般地说,推己及人,是正常的思维。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这似乎只适用于人类自身。超出人类范围以外的事情,牛马鸡兔,虎豹狼虫,对于这些大千世界的动物以及花草树木,如果完全按照人类的逻辑与感受去推理去对待,有时就有违常识,有违规律,有违自然法则。

认为鱼会冻死,是常识错误,也是人类的逻辑舛误。认为花草树木不分种类,不分季节,通通地喜欢水,喜欢泡在水里,因此许多人将一盆盆美丽的花养的凋零残败,甚至根烂叶枯。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闭关锁国,内部控制极严。绝大多数的国人,不要说不知道外国的事,连县城什么样也没见过。但中国人众口一词,认为自己生活在天堂里,而中国之外的人,如果按三分之二的比例算,除了我们承认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统统生活在地狱中苦难中。连曾经的老大哥,后来的苏修,也在那三分之二里。

我们为什么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中国人被忽悠了,认为只有信奉阶级斗争理论,生活在人民公社里,只有思想、行动包括何时能有性行为,生几个孩子等等的事由组织管着,即便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人生自由人格尊严,也是蜜糖般的生活。而帝国主义国家,非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生活得再自由再富足再轻松惬意,也是腐朽的生活,悲哀的生活。当然,当时的中国坚信,外国人的粮食定量每月可能少于20斤,每年的布票少于10尺,至于中国城市居民供应的每人每月四两食用油二两白糖,外国人是不会有的。他们的生活,苦过中国人“三年困难”时期。很可能每年都在饿死几十万几百万人。

因为怕鱼被冻死,我有了悲悯之心;因为同情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中国人更坚定了搞阶级斗争、搞计划经济、吃大锅饭的信念,对于强加于自己头上的“超经济强制”,也越发感到适应。中国人害怕自由生活,一想到没有人民公社等组织管理就心里发虚,一想到生活富足就害怕变为修正主义。

能把生活在政治压抑,精神麻木,物质匮乏中的人们忽悠得以为生活在天堂里,进而去悲悯其他国家“受苦受难”的人,除了“四人帮”之流当政者具有天才的愚民本领,重要的一点是人类本身具有许多的人性弱点与思维误区可资利用。“文革”的恐怖政治加上愚民的诱导,国人的弱点充分显露了出来,并且日益严重。因此,笑话就越闹越大。

鱼短时间内是冻不死的。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其实生活得不比我们差!这是元旦我从鱼池钓上来的认识。

中国有深厚的造假土壤

打假斗士方舟子最近又有新成绩,揭露出中国农林大学某副校长持有的美国某大学的博士文凭,其实是与所谓的青年导师唐骏所持的文凭一样,是类似于西太平洋大学垃圾大学的垃圾文凭。此论一出,并不像油锅里滴进了水,有轰动爆炸的效果,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多了,看到这样的消息也多了,很无奈,也只能麻木。中国人没有几个出来讨伐那位副校长,倒是那位假博士自己撑不住了,出来为自己辩解。他的辩辞是,虽然他上的是美国的垃圾大学,拿到的学位是蒙中国人的垃圾学位假学位,但他没有用那个学位为自己谋取利益。似乎他仍是个诚信的人、有真才实学的人、靠本事吃饭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是国家的教育与科研事业需要的人,是栋梁之材。

听了那位副校长的答辩,我感觉虽然他抓住了事物的要害,似乎想以此为自己洗清,证明自己无私心私欲私利,没有干扰社会的公平,但我心里除了为国家民族悲哀悲愤悲凉,还有些话不得不说。

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是,既然那个假学位没有什么价值,为持有者带不来什么利益,持有者也不想用它去换取利益,哪那位副校长为什么花着国家的银子,冒着被人揭露的风险,漂洋过海,到美帝国主义那里去搞什么垃圾学位?这位副校长果真未从那张文凭中得到好处吗?他发文章、申请科研课题时那张洋文凭是否增加了砝码?他升系主任升副校长时那张洋文凭是否做了敲门砖、垫脚石?他上讲台,作报告,出席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在社会上混迹时,那张洋文凭是否被当做了高级西装、皮鞋、领带,是否被当做了遮羞布或者脸上的油彩?

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像农林大学副校长这样行政级别与学术地位均高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科学精神。不管以前做了多么恶心下作的事,被人家发现了揭露了,要懂得认错,不要背着牛头不认赃,不要百般狡辩,不要找各种小儿科的借口,不要弄得让公众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连是非心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科学精神,谈什么社会良知、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可悲的是,在中国,无论揭露出什么文凭造假、学术造假、学术剽窃、粗制滥造的事情,当事人总是在那里理直气壮地抗辩,他们身边还有不少同情者与支持者。这真正是中国人的悲哀!

中国的创新不行,中国的造假世界首屈一指,无人可比。原因是,中国有深厚的造假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