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从唐末五代党项族占据该地区之后，历经宋、金，一直是西北少数民族割据政权——西夏的领土。如果从中原汉族政权的角度看，还要算上蒙元王朝统治的百年。因此，朱明王朝重新占领河套地区也可被视为5个世纪后汉族统治在这一地区的恢复。
1368年明朝建立，大举北征。元朝退出中原，避居塞外，史称“北元”薄音湖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北元一称不妥，应称作“明代蒙古”，说详见其《北元与明代蒙古》一文，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笔者考虑：薄文所论范围涉及有明一代，自有其可取之处，但本文所及历史时期中的大多数时间内，元朝国号显然是存在的（北元国号存在时间为1368～1388年），这是事实。更重要的是，国号本身正反映了塞北统治者长期追求复辟的政治目标，而它带给明朝的政治压力和由此产生的军事对抗对揭示这一时期的南北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仍使用“北元”一词。北元君臣一心“欲图恢复”中原，以“意图中兴”元朝为目标，拒绝承认失败，给新生的明王朝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参见胡钟达《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达力扎布《北元初期史实略述》，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洪武君臣受到洪武元年（1368）、三年（1370）一系列军事胜利的鼓舞，认识上从最初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进而发展为彻底消除北元威胁，“永清沙漠”，实现“惟我大明，主宰华夷”［明］火源洁《华夷译语》卷下《诏阿札失里》，涵芬楼秘笈第四集据明经厂刊本影印。的全面一统思想。
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等人发动了旨在最终推翻元朝统治的北伐战争。根据事前的战略部署，徐、常所部直指元大都（今北京市）。洪武元年（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明军将元顺帝赶出大都，迫使其北窜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北岸五一农场境内）。与此同时，明军一部攻克潼关，遏制了关中元军对大都的救援。洪武二年（1369）年初，夺取了大都的明军转而进攻盘踞山西的扩廓帖木儿，连下太原、大同。兵败太原的扩廓帖木儿被迫率残部西入甘肃。从洪武二年到洪武四年（1371）间，明军对陕西反复用兵，几经波折，最终粉碎了扩廓帖木儿的反攻，控制了陕北、宁夏、东胜以及整个河套地区。
洪武朝早期明军对北元的进攻在洪武五年达到了顶峰，这一年岭北惨败，使得明初对北元的经略出现了重大转折。朱元璋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对北元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参见余同元《明太祖北部边防政策与明代九边的形成》，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这一切反映在边防思想上便是“略荒裔之地不如守边”，落实在具体的边境军事策略中则是“尤必守以持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若专务穷兵，朕所不取”《明太祖实录》卷七四，第1424页。，进而确立了洪武朝北边的基本边防理念，即“在稳固防守基础上的主动进攻，以主动进攻所获取的成果进一步巩固防守”赵立人《洪武时期北部边防政策的形成与演变》，载《史学集刊》1994年第5期。明朝以军事进攻为主的策略迅速改变为以守塞防御为主，主动攻击为辅的新战略。在边塞地区的建设上，朱元璋从维护皇权的角度出发，开始以“塞王守边”制代替大将镇边的体制，其最早实施正体现在河套周边和北平地区。
第一节洪武二年至洪武四年明军在河套周边地区的经略
这一时期明与北元双方的军事斗争经历了两个阶段，分三个地区展开。洪武二年三月至十二月为第一阶段，徐达所部夺取关陇、陕北，降李思齐，斩张良臣，击走元豫王。第二阶段是洪武三年初至洪武四年年初，徐达西路北伐军再攻扩廓帖木儿，于沈儿峪大败元军，进而攻略宁夏、察罕脑儿，同一时期东胜也彻底落入明军手中。经过这一年的奋斗，明军迫使元军完全退出河套周边地区，实现了该地区控制权的易手。以下分别从关陇陕北、大同东胜、宁夏察罕脑儿三个区域展开来讨论。
一、关陇陕北地区
洪武二年（1369）年初，徐达明军在肃清了陕西境内的元军之后，迅速集结，于同年三月由蒲州（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西）渡河，揭开了夺取陕西战争的序幕。当时守卫关中的元军正是所谓陕西四将，即李思齐、张思道笔者认为元末明初关陇军阀中的所谓张思道与张良弼应为一人，根据有二：一、两者事迹相同。《元史·顺帝纪九》所载部分相关张良弼的内容与《明太祖实录》、《明史·太祖纪》、《国榷》等书相同，比如《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曾载“（常遇春）遂西入秦，张良弼遁走，李思齐迎降”；同一事，《明史·太祖纪二》却说“三月庚子，徐达至奉元，张思道遁”。仅就以上著述记述的史实而言就能够断定张良弼和张思道确为一人。二、张良弼、张思道、张良臣三人姓名关系。《明太祖实录》又记载说“初，张思道在庆阳，闻王师克临洮，惧而走宁夏，而使其弟良臣与平章姚晖守庆阳。思道至宁夏，与金牌张等俱为扩廓帖木儿所执。……会（汤）和部将谢三遣人招良臣，以其兄被执，遂以城降。良臣骁勇善战，军中呼为小平章”。既然张良臣与张思道是实际上的兄弟关系，而前述良弼与思道事迹又为一人，那么张良弼就是张良臣的兄长了。再者，良弼、良臣的名字也更像是弟兄二人。因此，笔者认为元末明初的张良弼和张思道实为一人，至于出现这种记载上的不同，其原因或与材料来源中一载其名，一以字行有关。、孔兴、脱列伯，后三人驻军鹿台（今陕西西安市北）拱卫奉元（今陕西西安市）；李思齐本人在凤翔，只是派遣部将许国英、穆薛飞协助三将守卫奉元。然而，想象中的关中大战并未出现。徐达军一过黄河，张思道等不及接战，即已遁去。张思道兄弟奔庆阳，孔兴、脱列伯等逃向陕北方向。明军遂乘胜连下奉元、凤翔。四月份，西奔临洮的李思齐向明军投降。同月，明朝在西安建立了陕西行省（后改布政司）《明太祖实录》卷四一，洪武二年四月“戊辰，置陕西、山西二行省，以中书参政汪广洋为陕西参政，御史中丞杨宪为山西参政”，第0816页。，初建地方统治机构。
此后，徐达所部基本溯渭河而上，连下陇州（今陕西陇县）、秦州（今甘肃天水）、伏羌（今甘肃甘谷）、宁远（今甘肃武山）、巩昌（今甘肃陇西）、会州（今甘肃会宁）、靖（静）宁州（今甘肃静宁）等地，而后徐达亲自率军进攻元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的驻地——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西），直至海那都城（海剌都，今宁夏海原县）。徐达接着派遣薛显击败豫王，一直追到明沙州（即鸣沙州，今宁夏中宁县东北）。五月，刚刚归降的庆阳守将张良臣叛变，明军匆忙调集各路大军围攻庆阳，自五月至八月，历时三月才告平定。在庆阳围城战进行的艰苦岁月中，以扩廓帖木儿为首的元军抓住战机组织了一系列反扑。如扩廓为声援张良臣，派部将韩扎儿攻克原州（今甘肃镇原）、泾州（今甘肃泾川）、邠州（今陕西彬县）；扩廓另一部将贺宗哲则围攻凤翔后，活动在六盘山、兰州、迭烈巡（迭烈孙，今甘肃靖远北）一带。一时间，陕西徐达明军的处境较为被动。此外，脱列伯、孔兴也利用庆阳之战的时机偷袭大同，牵制赴援的河东明军。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陕北地区。虽然至洪武二年四月之前陕北一直处于元军的掌握中，但毕竟随着明军的节节胜利，作为孔兴根据地的延安、绥德一带已是岌岌可危。洪武二年三月徐达渡河进入陕西后，立即委派指挥朱明和降将施成共同负责守卫蒲城（今陕西蒲城）、鄜城（今陕西黄龙县西），逼近了延安。五月“丁酉，指挥朱明克延安，遂以明守之”《明太祖实录》卷四二，洪武二年五月，第0828页。明军收复延安的同月晚些时候“绥德、葭州守将孙知院、孔荣、关二俱诣大将军徐达降。达调指挥章存道、朱明等收集各镇官军，分守之”《明太祖实录》卷四二，洪武二年五月，第0838页。绥德等地元军投降之时，徐达正在泾州驻扎，调度组织庆阳攻坚战。那么这三人的投降应该被理解为他们从陕北驻地赶奔泾州大营归降明军，是明军占领绥德、葭州之前的行为。反过来说，直到绥德等地守将投奔明军之时，延安以北陕北地区的控制权还在元军手中。所以徐达才要派遣猛将章存道和朱明等人组织军队镇守陕北地区。章存道经略陕北的事迹在《明太祖实录·附传》和《明史·本传》中均不见记载，因此详情已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陕北的重点城镇此时均已落入明军手中。又《陕西通志》载：“皇明洪武二年指挥李恪招抚人民复业，知府李武赍印开设，复为延安府。”［明］赵廷瑞修、马里纂《（嘉靖）陕西通志》卷9《建置沿革》，收入《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10月版，第185页。联系上文及以后的记载，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明朝在陕北地区派驻的主要将领是指挥朱明、李恪，章存道作为从征将领未能长期留在陕北。陕北的边防重任是由朱、李二人负责实施的。
陕北入明之初，虽然立即因袭元制，设立了相应的府州县，但由于庆阳张良臣的反复和宁夏、河套元朝残余的存在，对关陇的威胁仍然很大。陕北边区的防守与巩固显得极为突出，在陕北保持相当数量的驻军则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军事保证，建立延安卫、绥德卫在收复陕北的战事结束不久就着手进行了。明朝于洪武二年十月“乙酉，置延安卫，命怀远卫指挥使许良领兵守之”《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第0924页。至于绥德卫，它的初创时间上却有些问题，史载绥德卫于洪武六年（1373）正式建立《明太祖实录》卷七八，洪武六年正月，“置绥德卫，以宁夏卫指挥佥事马鉴为指挥使”，第1434~1435页。，可事实上其他记载反映出绥德卫初建时间要早于六年。这从洪武三年以后延安、绥德方面明军与元军多次交战的记录中反映得很清楚。比如洪武三年（1370）七月，明朝因“故元参政脱火赤等自忙忽滩来归，诏赐官服，置忙忽军民千户所，隶绥德卫，以脱火赤为副千户”《明太祖实录》卷五四，洪武三年七月，第1061页。洪武三年七至十月之间的战争中，所谓爱猷识理达腊的旧部彻里帖木儿被绥德卫擒获《明太祖实录》卷五七，洪武三年十月，明廷致书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曾提到“近绥德卫擒送平章彻里帖木儿。问之，为君旧用之人”云云，第1119页。十二月，“延安卫指挥李恪、绥德卫指挥朱明等追败故元残兵於燕山只斤，禽获五百余人。又攻阿不剌思寨，获马三百余匹”《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三年十二月，第1156页。这些战事均发生在洪武六年（1373）之前，并且都明确涉及绥德卫的名称，明显与《实录》及相关记载所说绥德卫建于洪武六年之间存在矛盾。此外明人王琼曾提到“国朝洪武二年，平定陕西，孔兴北遁，设绥德卫”［明］陈子龙等编辑《明经世文编》卷一一〇《陕西延宁类序》，第10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孔兴事据《明实录》洪武二年的全年记载分析，既有可能指其三月份北遁陕北，也可能指其八月份西奔绥德，但这并不影响结论。综合以上史料，我认为绥德卫设立的时间的确要早于洪武六年，建置应该与延安卫同时或略后一点。东胜卫设立前，河套边防的中心系于绥德卫。洪武四年以后北移至东胜卫。洪武五年岭北兵败后当再次南迁绥德，因之，史料所谓六年置卫事当是六年复置绥德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