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两人的战争主要在山西境内战事经过详见瞿大风、崔树华《元末统治集团对山西地区的争夺及其作用》、《元史·顺帝纪》及相关列传。，在陕西却分别由他们各自的同盟进行着另外的争夺，那就是察罕一系的李思齐和孛罗一系的张良弼之间斗争。至正二十二年（1362）正月元廷诏命完者帖木儿再次出任陕西行省左丞相，取代张良弼的靠山——帖里帖木儿；同时命令察罕在陕西屯种，要求李思齐、张良弼“各以兵自效”，实际上承认了李思齐对原张良弼辖区的占领和察罕集团在陕西的优势地位。察罕集团势力的迅速膨胀，已成尾大之势，朝廷的疑虑进一步加深。为对此有所遏制，同年三月，元廷加封孛罗帖木儿，命张良弼归孛罗节制，这最终明确了张氏在两大军阀集团的归属。同月张良弼在武功（今陕西武功县）大败李思齐的进攻，确立了察罕集团李思齐控制关中西部、渭水中上游地区；张良弼控制陇东、关中东部的割据格局。此后张良弼与李思齐之间互有征伐，战争状态持续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底。战争集中在关中平原地区，双方在其他地方的活动少见记载。至正二十五年二月为围攻孛罗帖木儿，皇太子曾“命甘肃行省平章政事多儿只班以岐王阿剌乞儿［《校勘记》：‘儿’当作‘巴’］军马，会平章政事臧卜（Bzang-po）、李思齐，各以兵守宁夏”《元史》卷四六《顺帝九》，第968~969页。，这说明李思齐在宁夏也是驻有军队的。另，《明太祖实录》曾提到李思齐养子赵琦在明军进入关中后，劝说其养父西窜临洮之事，并附记说“琦，狄道人，一名脱脱帖木儿（Toqtoha-temür），时呼为赵脱儿，世为元土官云”《明太祖实录》卷四一，洪武二年四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1年校印本第0823页。元朝的临洮赵氏是当地著名土司，起源于宋代的吐蕃部众，获赐姓为“赵”。这一段记载虽属追述性质，但证明了李思齐在降明前实际控制的地盘中应当还包括由其养子控制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地区，又从一个方面暗示了李思齐在经营关陇时与当地土司业已结成很深的关系。所以说，在至正二十五年以后，李思齐占领的地区向西部扩展很多，已经到达了洮河流域；而在西北方向上至少也达到了宁夏的黄河南岸地区。
至正二十二年（1362）六月察罕帖木儿被杀以后，察罕集团的领袖成了扩廓帖木儿（Kke-temür），原察罕阵营高级将领对此极为不满，察罕集团开始走向分裂。扩廓帖木儿很快变成一切矛盾的焦点，他得不到朝廷的信任，不能消除太子爱猷识理达腊（Ayuiridara）的愤怒，激化了与原孛罗集团旧部的矛盾，还面临着内部分裂的现实困境，一句话，从至正二十六年（1366）到二十七年（1367）间，扩廓帖木儿陷入了复杂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在中央与地方看来都认为应当将其消灭。在陕西方面，几方力量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局面，原属察罕的盘踞于陕西的李思齐独立为另一军阀集团，与扩廓帖木儿并立。李思齐停止了与张良弼在陕西的战争，并逐步与扩廓帖木儿的敌人结成了同盟。这一同盟的标志就是至正二十七年陕西四将（李思齐、张良弼、脱列伯、孔兴）的含元殿基会盟，再加上山西境内的关保、貊高，形成了反扩廓的大联合。至于具体的战争过程，这里不作详述，只是有一点必须提及，这一次内战的规模超过了此前讨伐孛罗的程度，而且还是在南方朱元璋逐步消平群雄，准备大举北伐的极端不利局面下展开的。在元朝灭亡的最后关头，如果把失败的主要责任加诸参加内战的任何一方都显得片面，反过来说，所有参加内战的军政集团必须为元朝的败亡集体负责是没有问题的。
三、元廷加强对河套地区控制的努力
元政府在对军阀集团退让的同时，利用战时机制，清除了藩王势力，实现了对河套地区的直辖统治。更进一步说，朝廷在全力平衡军阀集团的同时，一直努力保持或在某些地方恢复自身的权威。这在对河套周边地区的经营上表现得较多，其目的就是想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确保中央对陕西的控制，从而起到稳定甘肃、西番、西北诸王局势，增加大都地区粮食供应的可靠性，扶植、培养一些能为这一战略目标服务、同时又听从朝廷支配的地方军政权力。
据周清澍先生考证周清澍《从察罕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地区》，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作为安西王封地的察罕脑儿地区，应该是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辖区）。察罕脑儿（Caqan-nahur），蒙语是“白海”之意，当时曾建有城池。整个察罕脑儿的归属在元朝史上发生过较多的变动，总的倾向仍是取消该地区宗王的特权，以直属中央控制的机构统驭当地。具体表现是早在至大三年（1310）九月，朝廷就“立宣慰司都元帅府于察罕脑儿之地”《元史》卷二三《武宗二》，第526页。这一机构一旦设立，似乎一直存在到元朝灭亡，尽管其间有短期的宗王镇守、太皇太后、皇后属地的特殊情况出现，但并未发现明令裁撤宣慰司的诏旨。唯一的例外是泰定元年（1324）至天历元年（1328）间有一个短暂的湘宁王八剌失里镇守察罕脑儿的时间，在此期间撤罢过宣慰司，1328年后又得到了恢复。至正十八年（1358）“冬十月丙寅朔，诏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徙居白海，寻迁六盘”《元史》卷四五《顺帝八》，第945页。阿剌忒纳失里短暂逗留察罕脑儿（白海）后，接着就被朝廷安置在六盘山，即原开城路（今宁夏固原南）地区驻扎，直至洪武二年（1369）为明军所逐。至正十九年（1359）七月“庚子，诏以察罕脑儿宣慰司之地属资正院注：资正院系至元六年十二月专为皇后完者忽都皇后奇氏设置的机构，详见《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有司毋得差占。察罕脑儿之地，在世祖时隶忙哥歹太子四千户，今从皇后奇氏请，故以属之资正院”《元史》卷四五《顺帝八》，第948页。根据上面提到的情况，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把察罕脑儿的收入与特定的亲贵挂起钩来而已，特殊性可能没有人们猜想的那样大。
察罕脑儿地区由于长期缺乏直接材料记载，致使许多问题含混不清，不易清理出较为明确的线索和得出更加肯定的结论。不过通过对一星半点散见资料的分析归纳，仍然能约略感知本地区的概况。察罕脑儿所在的鄂尔多斯南部草原具有宜农宜牧的自然地理特征，不论是军民屯田，还是马政建设，都颇有成就，所以本地区具有相当的经济潜力和战略纵深，对它的经略意义也就非同小可。人口上，《元史》在至顺元年（1330）二月曾有“察罕脑儿宣慰司所部千户察剌等卫饥者万四千四百五十六人，人给钞一锭”《元史》卷三四《文宗三》，第753页。的说法，结合上引归属资正院条记载可知察罕脑儿地区包括了察剌等四个千户所（或卫），人口总数接近15000。为便于理解起见，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察罕脑儿周围行政区的人口分布，以加深对察罕脑儿的认识。陕西行省所辖兴元路领四县、三州，有190378人；凤翔府领五县，有14908人；延安路领八县、三州，有94641人。详见《元史》卷六〇《地理三·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察罕脑儿至少与凤翔府所辖人口相当，略少于汉中的兴元路，可知其以游牧为主的人口数量还是很大的。这些人口从其来源上讲，应该就是初封安西王时期配备的蒙汉军队的后裔《元史》卷九九《兵二》记有“七月，以西川蒙古军七千人、新附军三千人付皇子安西王”，第2541页。，属于军事编制，而他们正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为朝廷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随着政治危机的加重，元廷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恢复了在至正十七年（1357）撤销的陕西行枢密院，八月“丙寅，立行枢密院于阿难答察罕脑儿，命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仍前少保兼知行枢密院事”《元史》卷四七《顺帝十》，第980页。秃鲁此人一直得到中央的信任，他先在至正二十五年十月从资正院使升任御史大夫，而资正院实际上是属于奇氏（二十五年十二月改称肃良合氏）皇后个人的专设机构，秃鲁的升迁也可以看作是皇后对朝廷施加更大影响的表现之一。至正二十七年七月任命秃鲁为陕西行省左丞相，立即引起了李思齐的严重不满，然而朝廷并未进一步退缩，而是在八月更将陕西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了秃鲁——兼任知行枢密院事，统领陕西四将，组织对明军的抵抗。
早在元顺帝统治初期的至元三年（1343），朝廷在宁夏设立了宣镇侍卫屯田万户府，这是元代后期较少的几次军屯活动之一。至正十八年（1358）九月，朝廷下诏“置奉元、延安等处团练安抚劝农使司于耀州，巩昌等处团练劝农安抚使司于邠州，以行省丞相朵朵、行台大夫完者帖木儿领之”《元史》卷九二《百官八》，第2341页。至正十九年年初，元廷“置大都督兵农司，仍置分司十道，专督屯种，以孛罗帖木儿领之。所在侵夺民田，不胜其扰。”《元史》卷四五《顺帝八》，第946页。由于河东地区屡遭兵燹，屯种措置失当，寄希望山西提供大都粮食供应的想法无疑落空，加之漕运中绝，海运并无保障，元廷只得另寻他途。在元代历史上，鄂尔多斯南部、陕北、宁夏、河东等河套周边地区都有过大规模屯田的记载，屯田的类型齐全（有军屯、民屯），涉及的民族众多（包括许多原以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延续的时间长（伴随元朝始终）。于是，陕北、宁夏就成了提供粮食的重要基地之一。1365年大都地区面临严重的粮荒，相应解决对策的出台则凸现了陕北粮食供应对经济的意义。史载：
至正二十年（1365）五月十九日，皇上御延春阁，大臣平章塔失迭木儿等官奏：因为近年调兵，军储仓廪不敷。若不各处措备呵怎中。俺商量来，陕西所辖延安路与东胜州相近有。今后专委陕西省官一员，延安路所出粮斛内斟酌交和籴，运赴东胜州收贮，攒运入京等事。制曰：可。至正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即目各处调兵之际，全藉馈饷供给。已经差官于延安等处和籴粮斛，就于彼处创造船只，径由黄河运至东胜州，权且收贮，攒运入京。……骆驼站宁夏运粮，即延安粮运入东胜，所造船只顺流而下。《析津志》，《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牛站》条。
以上引文中将“宁夏运粮”解释为“即延安粮运入东胜”，那么运往东胜的粮食只能是先由陆路西出宁夏，再沿黄河顺流而下直到东胜州，再由陆路递运至京。元末的黄河漕运与元初相比，其路线、目的都发生了变化。水陆联运代替单一水运，输粮的目的纯粹针对缓解京师粮食供应危机。虽然黄河漕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都粮荒，但为垂死挣扎中的统治中枢还是起到了输血打气的作用。
概括地说，元末朝廷指望从军阀集团激烈争夺的河东地区获得对大都的粮食供应并不现实，前引大都督兵农司的危害可见一斑，至正二十二年四月扩廓帖木儿解往大都的粮食是个别事例，也是察罕集团讨好朝廷的姿态，不具持久性。大都周边地区的粮食保障恐怕主要来自于张士诚的海运，部分依赖陕西粮食。黄河大河曲粮食水运线路是以延安和大都作为粮食供应地和消费地，以宁夏和东胜作为中转和存贮地，在此基础上连接起来的运输线。这一意义在元末北方朝命不行的混乱形势下，显得极为抢眼，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