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黄河以北投入太多军力鞭长莫及，后勤供应的困难要远大于东胜、大同。早在洪武四年二月，大同卫都指挥使耿忠曾上言，谓“大同地边沙漠，元季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军士粮饷欲於山东转运则道里险远，民力艰难。请以太原、北平、保安等处税粮拨赴大同输纳为便”《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第1183页。廷议的最终结果仍然维持从山东布政司调拨军粮，透露出整个北方边区依靠各防区间协调粮食供应并不成功。洪武二十六年明朝在大同行都司增设了17卫，多数军人下屯耕种，并严加督责《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四月，第3639~3640页载“今年屯种，自东胜至开平，开平至大宁、广宁，须于五月一报禾苗长养如何；七月再报结实如何；十月又报所收子粒若干。一岁三报，不惟使朕知边储虚实，而屯军亦不至懈力矣”。，可是成效差强人意。直至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与户部尚书郁新商议边储问题时，其中心环节仍是要解决东胜、西河军粮储备不足。最终决定调整开中输粟的方向，“大宁姑罢。若开平储至四十万亦宜止之，俱令转输东胜，其价与大宁同”《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六，洪武三十一年正月，第3695~3696页。实际上，边军粮食供应问题一直是困扰明朝北边边防的头等难题，就是在号称军屯自养的洪武、永乐时代也没有能真正解决。
三是明朝内敛式边防思想的指导，边民内迁脱离接触，边地荒残，缺少依托。大规模的边民内迁，目的地在凤阳，所迁之民中除了边地汉人外，肯定包括了蒙古降户。如此，大同、河套以北历史上所谓“匈奴故地”，基本上只剩下专职边防的军事机构，遂使洪武四年“不设有司”管理民政的命令得到了贯彻。边民内迁实际上是在沿边“只设千百户”、“不设有司”制度的补充，它进一步强化了极边地区的军事色彩。
四是东胜、宁夏两地的经营，可以战略上呼应北河套前哨的缺陷。虽然者者口等烽燧亭障是连接东胜与宁夏防区乃至整个北边防御中最薄弱的环节，但它毕竟起到了弥补河套地区防御空白的作用，对最终形成明初蒙明界线中有利于明朝的防线是有意义的。
二、永乐朝的塔滩蒙古
洪武朝起，中经建文朝至永乐初年，塞北蒙古政权汗位更迭的变化达到顶点，史称“自顺帝之后，传爱猷识里达腊，至坤帖木儿，凡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明太宗实录》卷五五，永乐六年三月。特别是在1688年脱古思帖木儿汗遇弑之后的十余年中，先后有五人登上汗位。政权频频易手严重冲击了漠北蒙古政权的稳定性，客观上也造成了不断出现漠北蒙古集团中部分部众南迁漠南，直至相继归附明朝的现象。
明朝一方在这一阶段也爆发争夺皇位的大规模内战，酿成明朝前期绝无仅有的严重祸乱。因之，建文至永乐初年明朝始终将注意力系于境内战争和战后政权更替所带来的稳定统治秩序的难题上。明朝无暇北顾，甚至对蒙古汗位更迭的详情也不甚了了。
双方各自深陷内部纷争的历史巧合反而使得边境地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安定，漠北和中原的篡位者们之间也建立起相互承认的关系，如建文二年（1400）正月“癸丑，谍报胡寇将侵边，上（朱棣）遣书谕鞑靼可汗坤帖木儿并谕瓦剌王猛哥帖木儿等晓以祸福”《明太宗实录》卷六，洪武三十三年正月，第0055~0056页。但是，明朝的内难迅速结束，建立了永乐帝强有力的统治，而漠北政治上的纷乱状态却延续下去，这就成为永乐初年明蒙关系变化的重要政治背景。
1.永乐初年塔滩蒙古的降附与明朝的任用
事实上，即使在“靖难之变”中，漠北仍有蒙古部众南下降明，建文二年二月“丁未，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赵灰邻帖木儿、司徒刘哈剌帖木儿自沙漠率众来归，赐赉有差”《明太宗实录》卷六，洪武三十三年二月，第0055页。明人不论是建文帝，抑或永乐帝也都招抚过蒙古部众。在解释这一现象的时候，决不能忽视漠北政权频繁易手本身的消极影响是促成蒙古部众南下的主要原因。如果将永乐时期蒙古来降的时间与漠北汗位更替的时间作一比较，就能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着必然联系。永乐元年前后，漠北坤帖木儿汗又为鬼力赤所取代，标志着窝阔台系后王介入汗位争夺并取得了成功。漠北汗位的正统原则遭遇接二连三的破坏，瓦剌与东蒙古的纷争更是雪上加霜，明代蒙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一些蒙古集团此时选择离开风雨飘摇中的蒙古政权，投向了明朝。
建文四年年底的十二月“（甲子）鞑官怯烈帖木儿、哈剌脱欢、李剌儿来归，赐银钞文绮袭衣有差，仍授千百户之职。怯烈帖木儿言：鞑官阿卜都罕等五百余人居塔滩之地，俱欲内属。上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可遣官一员与怯烈帖木儿往塔滩护阿卜都罕等前来，来则择善地处之；若其欲入朝，亦遣人送来”《明太宗实录》卷一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第0279页。怯烈帖木儿归降后提到的愿协助明廷招抚塔滩蒙古阿卜都罕等五百人的说法，暗示了怯烈帖木儿等人也是来自于塔滩的蒙古人。这一批蒙古降人均进入宁夏归降，最后也被安置在宁夏地区。笔者认为，不仅怯烈帖木儿，甚至阿卜都罕都不属于原居塔滩的把都帖木儿、伦都儿灰集团，很可能与洪武二十三年的情况相似，他们也是从漠北离散的小集团，因无法与塔滩蒙古集团相处（更可能是遭到塔滩集团的排挤），而不得不附明的。
前面提到的洪武末年到建文朝塔滩集团与明朝和平相处时期，明朝在西北是由甘肃总兵官宋晟主持防务
注：据《明史》卷一五五载，宋晟于洪武二十四年为总兵官，洪武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不在甘肃，建文朝仍为甘肃总兵官。出现十余年中边境平静局势的原因不得不说与宋晟对塔滩蒙古集团相对克制的态度当有助于维系这一局面。那么，塔滩蒙古自然也对明朝这位总兵官怀有某种程度的亲近感，至少不是恶感。而在建文四年朱棣登基后很快对西北防务做出了重大调整，由何福出任宁夏总兵官，遂使西北防务的核心一分为二，一以甘肃为中心，由宋晟主持；一以宁夏为中心，由何福主持。根据诏命，何福的宁夏总兵官权力甚至要高于甘肃总兵官。何福到任后，大力整饬防务，兴军屯，整军伍，对辖区内叛逃的蒙古人也拟用兵捕讨。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以边地降虏有叛去者，请举兵讨之”，遭到朱棣的拒绝。朱棣仍然坚持“不若姑听其去，但严兵备，固疆圉，养威观衅，顺天行事”，并警告何福“如造次轻举，后悔无及”。《明太宗实录》卷一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第0278页。很明显，何福的举动在塔滩蒙古看来带有相当的威胁性，很容易引发塔滩蒙古的不安、异动。
当然，漠北鬼力赤即位后，东联东蒙古的阿鲁台，多次进攻大漠西北的瓦剌。由于鬼力赤汗之地受到瓦剌的威胁很大，于是，联合阿鲁台遏制瓦剌向东南方向的发展也是自然之举。
漠北政局的新变数以及明朝西北边防的调整结合起来促使塔滩蒙古集团出现了新动向。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癸巳，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奏：鞑靼察罕帖木儿来归言，虏党伯客帖木儿欲寇甘肃、宁夏。上即日封晟所奏，付宁夏总兵左都督何福，令严固守备”《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元年十一月，第0455页。同月“丁巳，勑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得报知，鞑寇伦都儿灰等於不老山屯住，欲侵宁夏。尔其励士马、严斥堠以备之。毋或少怠”《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元年十一月，第0463页。不老山，或曰“在（宁夏）镇北塞外，北寇聚牧处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二《宁夏镇》，第2688页。，实当在塔滩山附近。尽管明朝严固甘、宁守备，谨防塔滩蒙古内侵，但并未出现塔滩蒙古大举入边侵犯的情况。他们只是突入永乐初年东胜等卫撤防后在河套东北角留下的防御缺口，以少量人马劫掠了陕北东北角的灰沟村、黄甫川一带即作罢了。永乐元年十一月，史载：
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谍报塔滩鞑贼龙［《校勘记》抱本龙作笼，下同。按本卷第八页前九行有伦都儿灰，未知是否一人］少秃鲁灰等见在不老山。其众议欲寇宁夏，惟贼帅嵬的哥以资粮不给不从。上览奏顾谓侍臣曰：胡寇至谲，此语未必可信。龙秃鲁灰必心计可行然后发言。且胡地非有耕种，不过钞掠取食，岂如中国之人必裹粮，然后启行。其以资粮不给辞者，嵬的哥恐泄其事机。故外托此为说，内实阴谋袭我不备。朕计此时贼若不出枪杆、野狐二岭及云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速书勑往谕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令简士卒，严哨瞭，固守备，不可怠忽。既书勑未行，山西都司奏报：鞑贼五十余人劫掠灰沟村、黄甫川之地，皆如上所计。复命侍臣曰：今不必别书勑，但于勑尾申诫之。令虑寇至，但坚壁固守，彼寇掠无得，计劳食乏，又惧我军断其归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轻追，恐人马俱困，坠其计中，不可不慎。《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元年十一月，第0470~0471页。
《实录》详细展示了塔滩蒙古在永乐元年年底的活动中心转移至大黑河流域西北方面的不老山一带。
鬼力赤汗与东蒙古阿鲁台的联系与频繁的军事活动注：鬼力赤汗等的军事活动，明朝也有相应的了解，如《明太宗实录》卷四二，永乐三年五月谓“鞑靼头目察罕达鲁花遣人归附贡马。敕迤北巡哨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曰：察罕达鲁花使人来言，鬼力赤见在卜鲁屯之地，则前者山西报云内及天城、小尖山有火，此必鬼力赤遣人觇我边也。尔等可遣精骑密侦其动静，若来寇开平，即设伏出奇击之”（第0676页）。即是鬼力赤等军事行动所及对漠南产生影响的写照，这里正当塔滩蒙古活动的正东方向。必然对塔滩蒙古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再加上明朝着意强调对西北边境蒙古的招抚政策如《明太宗实录》卷三五，永乐二年十月载“赐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勑曰：为将之道，贵能抚辑招徕以靖边圉。比命尔镇守西陲，尔能宣布朕命，招抚远人，使其格心向化，边境宁谧，朕用尔嘉。今往来者曰，多恐尔资用不给，特赐钞万锭，至可领也。赐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勑及钞亦如之”（第0616页）。，增加宁夏、甘肃招抚安置蒙古降人的费用，这一切都促使塔滩蒙古集团在鬼力赤汗、阿鲁台与明朝之间做出归属抉择。永乐三年七月“鞑靼平章把都帖木儿、伦都儿灰自塔滩率部属伍千余人诣甘肃归附。总兵官左都督宋晟留其家属於甘肃，遣人送把都帖木儿等至京。上宴劳之，赐袭衣等物。癸卯，命把都帖木儿为右军都督佥事，赐姓名吴允诚；伦都儿灰为后军都督佥事，赐姓名柴秉诚；保住为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杨效诚。余为指挥、千百户、镇抚，后赐冠带、袭衣、文绮、表里、白金钞有差”《明太宗实录》卷四四，永乐三年七月，第0691~0692页。塔滩地近宁夏，此次归降却迂回至甘肃总兵官宋晟处，颇不寻常，而且这也是造成塔滩位于甘肃北边边外错误印象的主要原因。洪武朝西北边境与塔滩蒙古有联系的明军统帅无疑就是宋晟，双方的了解必然要超过塔滩蒙古对任职仅仅三年的何福的认识，更兼何福镇守宁夏，为政严猛，也不能不使塔滩蒙古心有所悸，因此，选择甘肃宋晟处作为归附的目的地便不难理解了。
塔滩蒙古的归降是永乐初年边境最大规模的蒙古内属举动，受到了朱棣的高度重视。朱棣亲自接见把都帖木儿等人，封官赐物，又赐汉名以示宠异，最后就近将把都帖木儿所部安置在陕西行都司凉州卫境内驻牧。《明太宗实录》卷四四，永乐三年七月“己酉，遣右军都督佥事吴允诚、后军都督佥事柴秉诚并其部属，都指挥、指挥、千百户等居凉州，赐赉甚厚。谕兵部令榜谕缘边将士毋有侵扰。赐勑嘉奖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招怀之功，并赐之钞币。仍命晟给与允诚等牛羊孳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挥牛十四、羊七十只；指挥牛十二、羊六十；千百户卫所镇抚牛十、羊五十，其随来军民每户牛六、羊二十，家属给衣鞋布钞有差”（第0694~0695页）。塔滩蒙古人众有五千之多，朱棣也有意利用其增强边防，史称“且令晟加意抚绥，候允诚等居处既定，选其中壮勇或二百、三百、五百，参以官军三倍，于塞外侦逻，非但耀威，亦以佋徕未附者”《明太宗实录》卷四四，永乐三年七月，第0695页。至此活动在塔滩地区15年以上的塔滩蒙古集团终于归附了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