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察罕脑儿卫的设立为标志，明朝对河套的控制似乎已较为稳固，但是从洪武八年年底时起，陕北地区的边防突然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竟然在第二年的正月发生了不同寻常调兵遣将之举在平时阅读史籍时很容易略过，即使有学者注意也将其单独视为对危害陕北边防的伯颜帖木儿发动进攻的表现。然而，回过头来看，在洪武八年间，与延安等陕北地区毗邻地带的蒙古人中间必定发生一些重大变动；再有，伯颜帖木儿何许人也，为什么突然间在陕北造成了引起朱元璋关注的威胁，如果能对上述问题有所辨析，恐怕洪武九年明军在陕北的军事行动当有更加复杂的解释了。
探讨这两个问题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次提出洪武九年年初朱元璋给李文忠的亲笔信。在这封亲笔信中，朱元璋透露了调兵陕北的玄机，为的是消灭活动在“恍忽滩”的乃剌不花乃儿不花与乃剌不花的对音问题。韩儒林《穹庐集》第44页注释［26］云“按darqan，音译为‘答儿罕’，甚为正确。但有元一代，通作‘答剌罕’，此种r前母音重现于r后之现象，在元代甚为普遍，如Turqaq元译为秃鲁华，Qarluq之译为哈剌鲁，Qorchi之译为火鲁赤等，皆r前母音亦复于r后读出之例也”另参见同书《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与伯颜。恍忽滩的位置前面业已考证，而乃剌不花和伯颜笔者认为分别对应的就是投降明朝的乃儿不花以及先已活动在陕北的伯颜帖木儿。乃儿不花投降明朝的时间在洪武八年三月，史称“故元知院不颜朵儿只等来降，赐罗绮衣服有差。不颜朵儿只者，即元国公乃儿不花也。于是诏置官山卫指挥使司，隶大同都卫，以乃儿不花为指挥同知”《明太祖实录》卷九八，洪武八年三月，第1678页。乃儿不花的驻地——官山卫的位置是清楚的注：地在今内蒙古卓资县北。蒙古国初年窝阔台、拖雷均曾驻军于此，是元代通往上都的必经之路，常有蒙古军守备。，其对大同都卫的隶属关系也是清楚的。那么，把远在大同已北的乃儿不花与活动在陕北的伯颜帖木儿联系在一起是否合理呢？事有凑巧，《明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载“壬戌，以故元国公不颜帖木儿为察罕脑儿卫指挥佥事，其镇抚千百户五十七人俱以元平章知院等官为之”《明太祖实录》卷九八，洪武八年三月，第1670页。如果把文中说到的不颜帖木儿与次年被俘的伯颜帖木儿伯颜（Bayan Temür）与不颜（Buyan Temür）。岑仲勉《党项及於弥语原辨》谓蒙古语a、o、u三元音可互相转变，参见《中外史地考证》（上），中华书局2004年，第280页。又，［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一（上海古籍出版社，方诗铭、周殿杰校点本，第1265页）云：《元史·诸王表》中之“永宁王不颜帖木儿”，在《元史·宗室世系表》中又作“伯颜木儿”，可证“伯颜”与“不颜”确有混用之可能。，以及与乃儿不花在恍忽滩厮杀的伯颜合并处理为一人，所有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其一，朱元璋亲笔信中要求李文忠出兵的路线是从山西境内调军向西在保德州黄河渡口渡河，然后转而向南配合汤和北上的明军夹击陕北的故元军队。根据朱元璋的战役部署和战争对象来看，则亲笔信中所谓“伯颜”当是《实录》中所云之“伯颜帖木儿”。
其二，亲笔信中提到明军之所以选择在洪武八年年末九年年初之际发动进攻的诱因是伯颜与乃剌不花的内讧已经严重削弱了各自的军事实力，当然根本原因不在于此。原在河套以外东北方向官山驻扎的乃剌不花突入河套与伯颜争斗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乃剌不花及其所部此时已不在官山一带活动，而是践冰入套，破坏了稳定不久的陕北边防形势。
其三，洪武八年三月朝廷对不颜帖木儿等五十七人的封赏实际上暗示了不颜帖木儿刚刚降明这一事实。有的学者认为在扩廓帖木儿之后对明朝边境造成严重威胁的前元将领中就有伯颜帖木儿，甚至将其与金山纳哈出相比，窃以为太过。以伯颜的兵力与乃剌不花相比尚且不足，遑论纳哈出！从另一个角度讲，伯颜帖木儿降明前为史书所不载，而乃剌不花却是北元重臣之一，长期侵扰明边。乃剌不花降明是在内外交困，迫不得已的形势下作出的无奈之举。从投降事宜的酝酿到真正归降，历经了洪武七年八月至洪武八年三月半年多的时间。乃剌不花在降明的要求中明确提出了所谓“欲于平地驻扎”，笔者认为这里的平地绝非普通意义上的理解，它指的是元以来的平地县（属大同府）注：即《元史》之平地县。《元史》卷五六《地理志一·中书省·大同路》载大同路所属之“平地，本号平地袅，至元二年，省入丰州。三年，置县，曰平地。”（第1375页）即此。虽然明朝最终仍然大体按照乃剌不花的要求对其进行了安置，设立了羁縻的官山卫。但乃剌不花本人似乎不愿按照明朝的规定履行什么藩臣义务，而是想利用明朝军事压力减轻的有利时机，吞并周边蒙古军力，恢复自身实力。唯有此才能解释乃剌不花于洪武九年年初黄河封冻的时候进入无兵防守的河套东北部，从而与伯颜帖木儿厮杀的原因。
其四，乃儿不花与伯颜帖木儿的活动一定为明朝所洞悉，于是趁着两位蒙古将领内讧的时候，明朝毅然用兵河套，准备从南北两方面彻底消灭集中于河套的蒙古军队。从战役进行的实际进程来看，朱元璋的打算似乎部分落空。在其发出亲笔信后，李文忠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舅父皇帝的安排进军。可能的解释只可能是前线战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笔者猜测最主要的可能性就是乃剌不花在得知明军的动向后已经急速撤出了河套地区，从而造成朱元璋合围计划的落空。乃剌不花也好，伯颜帖木儿也好，都是元军中较有智谋的将领。伯颜的诈降和乃剌不花的出逃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洪武九年四月，“官山卫指挥同知乃儿不花叛入沙漠。大同卫指挥使周立率大同、振武等卫将士讨之。追及白寺塔滩，获其辎重。乃儿不花遁去。”《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五，洪武九年四月，第1762页。随着乃剌不花逃归漠北，官山卫也就自动废置了。
陕北方面，伯颜帖木儿的反叛似乎在察罕脑儿卫内部并未达成统一，因为汤和到达陕北之后，伯颜立即投降，而且史书记载说当年的三月“丙寅，察罕脑儿卫遣军校脱脱帖木儿送故元降官答剌海至京。诏赐衣服。”《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五，洪武九年三月，第1749页。答剌海至京可看作是伯颜帖木儿伪降的表示。随后明军撤退，伯颜再次叛明，引发了内部的不满，在傅友德明军的威胁下，伯颜被部将擒送明军大营。笔者以为，察罕脑儿的情况和官山卫类似，在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之后，维持原有的卫所设置已无必要。所以，察罕脑儿卫也应该在洪武九年以后自动废弃了。《延绥镇志》卷一《河套》“夫当洪武之初，套中皆为弃地，忽来忽去，乘其虚亦易逐。而东胜不守，藩篱自撤。自后防河之戍既罢，巡河之议又寝，居然瓯脱焉。是河套非彼夺之，实我弃之也。”
至此，洪武十年以前明朝在河套内部安置蒙古降人所建立的一卫六所悉数废弃。由于洪武五年以后明朝防线的全面收缩，特别是东胜卫的内迁，使得西起河套内部，东北延伸到大黑河流域成为明与北元反复争夺，互相攻伐袭扰的战场。从明朝一方看，失去东胜卫的前沿支撑，等于向蒙古敞开了大同以至陕北的明朝边防前线，难以有效地扼守秋冬季蒙古军出入河套的通道，同时对附边驻牧的蒙古降众也无法实施真正的控制。对蒙古而言，明军防线的退缩无形中扩大了蒙古人在漠南活动的范围，其运动纵深增加，回旋余地广阔。漠南的蒙古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边境斗争的主动权，这一形势基本维持到洪武二十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