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各个传记材料间存在着内容上的细微差别，而这些差异很可能影响准确的理解，稳妥起见，只能悉数罗列。
根据以上史料，首先可以确定汤和、郭英二人在洪武三年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他们的传记内容能够部分地恢复某些《明实录》中缺载的史实。概括而言，汤、郭明军在察罕脑儿获得了重要胜利，擒获元将虎陈，并得到大批牲畜。察罕脑儿战役结束后，汤、郭两人分兵出击大同境外之地，汤和军的行进路线略微偏南，经过了东胜、大同、宣府等地。郭英军更加偏北，他先后攻克了沙净州和登宁州疑为“德宁路”异写。，虽然登宁州位置无考，据《神道碑》推测应离沙净州地区不远。据《明名臣言行录》，汤和于同年九月还京师，以此推之，汤和军在察罕脑儿及东胜、宣大诸地的活动只能在四至八月之间，考虑到众多的作战地点以及并不寻常的进军路线，汤和军在察罕脑儿（河套）地区活动的时间至多不超过六月份，均属于快速进军。
除了汤和等人的正面征伐以外，察罕脑儿南面毗邻的陕北明军也不失时机地加入进来，打击元军残部。在遭到明军一连串打击之下，河套元军的活动极为困难，在这一背景下相继出现大规模的归降行为均在情理之中。洪武三年七月“故元参政脱火赤等自忙忽［《校勘记》：中本忽依勿］滩来归，诏赐官服，置忙忽军民千户所，隶绥德卫，以脱火赤为副［《校勘记》：广本无副字］千户”《明太祖实录》卷五四，洪武三年七月，第1061页。笔者以为所谓“忙忽滩”与“荒忽滩”本为一地“荒”字亦作“恍”（详见《弇山堂别集·卷八六·诏令杂考二·与曹国公手书》），从而与“忙”形近易通。，且与察罕脑儿相连，进而又和绥德卫相毗邻。“忙忽”一词和田清认为是蒙古部落名称，而笔者认为在此理解为河套南缘的地名似乎更加妥当。属于绥德卫的忙忽千户所具有军民兼治的特点，是明初在河套南缘最早建立的附边蒙古管理机构，带有鲜明的羁縻色彩。它将与洪武四年的东胜卫所属五千户一起构成洪武朝早期统治河套内部，安抚蒙古降人的系统。这些蒙古千户所环绕在绥德、东胜卫的外围，客观上也具备了为明朝守边，拓展北边防区，招诱近边蒙古部众的作用。
第二节洪武五年明朝北征失败后的防务调整
洪武五年，明初对北元的打击达到了顶点。在此前进行的战争中，元朝的主力部队经过太原、沈儿峪口等战役以后，军力损失非常严重。加之元顺帝于洪武三年四月病死在应昌，皇位由爱猷识理达腊继承，北元已无法在漠南立足，只得北迁碛北，退居和林，采取守势。明朝一方则在连续取胜的形势鼓舞下，于洪武五年兵分三路，大举北伐，力图一举铲除北元政治势力。
不料，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徐达中路军岭北惨败，丧军数万人；东路军李文忠处也是得不偿失。如此，西路军冯胜的胜绩在明朝眼中的意义就极为有限了。洪武五年北伐失利的结局遏制了自1367年以来元朝军队节节败退的颓势，挫伤了明朝军队连战连胜的锐利攻势，一战迫使明朝立即改变政策，转入保塞守边、不敢轻举的谨慎防御格局之中。这种守卫固定边境线的策略一旦确定便作为一项国策固化下来。所以无论从战略战术上，还是从心理影响上，更深刻地关注岭北战役对明朝气势的打击均不为过。
从更深远的角度看，这种防御思想的形成完全影响了日后明朝北边边防的规划，甚至在永乐朝大规模打击漠北的时代里都是以这一思想作为基础和前提的。以后随着明朝国力转衰，更多地呈现出僵化与低效的特点，最后“亚洲内陆的这道边界变成了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负担”。［美］牟复礼、［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导言》，汉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8页。笔者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想明确指出，洪武五年以后明朝所有主动的开边举动已经不再以毁灭蒙古政权为目标了，很大程度上明军的征伐是以防御为根本保障的前提下，根据国力允许的情况对北方蒙古人的威胁作出的政治军事的本能反应罢了。甚至在洪武五年到十年（1377）之间，由于有岭北惨败的前车之鉴，朱元璋严格地执行着紧缩边境，御敌于边境线上的消极策略，避免孤注一掷、轻脱冒进造成的损失再度出现。
一、东胜卫的放弃与边民的内迁
鉴于大同都卫（后改行都司）边区是新近占领的地区，塞外仍有元军虎视眈眈，边防形势相当严峻，洪武四年三月，“命中书省臣曰：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皆极边沙漠，宜各设千百户统帅士卒，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所储粮草就给本营，不必再设有司，重扰于民”《明太祖实录》卷六二，第1197页。明军连续几年对北元战争均占上风，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分兵三路，大举北伐。
中路徐达于二月到达山西，三月于土剌河战役获胜，五月初在岭北战败。这就表明直到五年五月份之前的两三个月内，明中路北伐军处于优势，必定也给北元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至少在一定程度挫伤了元朝君臣图谋复兴的信心。再看洪武五年四月“庚子，故元赵王汪古图、左丞钱友德来降”《明太祖实录》卷七三，第1374页。这条记载，暗示了中路军行军路线穿越了元汪古部赵王的辖区。换言之，徐达所部应该是出大同西北，逾大青山，经砂、净等州，进入漠北的。也唯有此解释方能更好地说明由于直接遭到明军打击，汪古部赵王不得已投降明朝。
然而，到五月初，漠北战事急转直下，徐达军遭扩廓帖木儿、贺宗哲的联合进攻，死伤惨重，大败而归。虽然明人声称“达固垒而收之，故彻侯功臣无死者，虏亦不敢入塞”［明］王世贞《徐中山世家》，《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九，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但实际上，漠北元军极有可能尾随而至。因为同年七月“丙辰，中山侯汤和等兵至断头山，遇虏兵，与战不利，平阳左卫指挥同知章存道死之”《明太祖实录》卷七五，第1383～1384页。这里提到的断头山，明代史籍中多次出现，其具体位置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宁夏东北方向《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二《宁夏镇》载“断头山，镇东北三百里。明初汤和北征，败绩于此。又景泰间，石亨言贼将犯大同，其巢穴在断头山，去宁夏不远，是也”。；一种认为在东胜州地区章潢《图书编》卷四三《边防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载“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断头山，地最腴，且宜牧马。疑即史所谓牛头朝那也”。又顾炎武《肇域志·山西二》（《续四库全书》影印本）载“断头山，在阳和卫城北二百三十里”。，本文倾向于后者。据张鼎彝考订，将断头山置于今昆都仑河西侧的乌拉山［民国］张鼎彝著《绥乘》卷五《山川考上》，上海泰东书局1921年版。；《图书编·大同边图》将断头山标注于赤山以西，且与之相连，倾向于今呼和浩特西北的大青山麓。无论如何，洪武五年的失败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利于明朝的结果，而且其影响更为深远。明太祖放弃了大军远征漠北，以武力彻底消灭北元的想法，改为利用有利的地形，保塞固守的防御策略；落实在东胜地区就是如范济所言将东胜卫迁往大同。
从洪武三年二月明朝正式占领东胜州，到洪武五年（1372）七月以后东胜卫迁往大同，明朝对东胜的控制维持了两年多一点时间。虽然明军岭北惨败，边卫内迁，北元仍无力发动类似于几年前规模的反击也是事实。陷于内部纷争的北元残余力量中仍有人陆续投降明朝，其中也包括来自于东胜地区的降人，如洪武五年十月，“丁酉，鞑靼五千九百余人自东胜来降，命居临濠，月以薪米给之”《明太祖实录》卷七六，第1401页。正是由于明朝放弃了以全面军事进攻消灭北元的战略构想，遂使明朝当时在东胜地区既没有行政机构，也没有军事机构的存在。限于自身力量的制约，北元方面也无法对本地区实施有效统治，东胜成为明与北元共同影响但均缺少有效管理的特殊地带。于是在处理这批降人时，明朝只能采取迁入内地的做法。此外，边境地区大量居住的人口难以有效控制，对于当地人的人心向背，明朝也没有把握，于是只好将边民也一股脑儿迁入内地。洪武六年十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沣［《校勘记》‘应作丰’］、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官给驴、牛、车辆，户赐钱三千六百，及盐布衣衾有差”《明太祖实录》卷八五，第1516页。这次大规模的边民内迁，目的地在凤阳，所迁之民中除了边地汉人外，肯定包括了蒙古降户。边民内迁客观上消除了元军南下掳掠的物质诱因，降低经济损失，减少防卫任务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元人与边民的联系，有利于防止元军“窥边”。
此外尚有一个难题就是关于东胜所属五千户所的结局。表面上看，似乎随着东胜卫内迁大同，五千户所有可能一并进入大同，实际上可能性不大：
一则五千所与东胜卫的关系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卫所从属关系。如前所述，东胜卫下辖各蒙古千户所都是以北元降众就地安置的结果，带有更浓重的羁縻色彩。那么在双方势均力敌的反复争夺中，诸千户所的政治倾向性不可能保持坚定，必然左右动摇。
二是洪武四年七月明朝调镇守北平的徐达赴山西练兵筑城。当时朱元璋曾发出诏谕说：“如调遣征进迤西等处，从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东胜军马及新附鞑靼官军悉听节制”《明太祖实录》卷六七，第1254页。这里提到的“东胜军马及新附鞑靼官军”肯定就是东胜所辖之蒙古五千户军队。他们极有可能参加了洪武五年征讨漠北的那次失败的战役，损失惨重，以至于无法继续维持原有建置。
三是五千户所的设立本身就是依据了都连帖木儿所属部众的地域分布建立的，集中在以东胜卫为中心的河套内外。如果内迁，涉及的人数不会很小，史料中也当有蛛丝马迹的反映。这样考虑只有一种结果，就是随着明军战败消息的传出，五千户所很可能脱离了明的控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明朝放弃了对五千户所的管理。无论哪一种结果，东胜卫内迁大同后与五千户所的关系中止了。
四是从当时的形势看，洪武六年仅在河套南部的陕北、陇东地区，就遭脱脱帖木儿、失剌罕的侵扰，一直持续到洪武七年（1374）才告一段落。为此明朝被迫将绥德、庆阳等地的民户迁入内地，进而撤并了延安府的部分州县，局势之紧张可见一斑。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中还要维持对东胜五蒙古千户所的控制岂非缘木求鱼？同一时期明朝对元朝的态度比较缓和，专注于以招诱的方式瓦解边境敌对军事压力。洪武八年八月扩廓帖木儿死于漠北，元朝丧失了最重要的抗明将领。或许出于对明朝趁机进攻漠北的担心，元军改守为攻，主动出击，在扩廓死后反而展开对明边的侵扰。
实际上，像原蒙古五千户所中的燕只斤地区此时已成为北元军活动的地区。洪武九年三月在燕只斤地方驻扎的元军遭到明军攻击，史载“都指挥使常守道率兵击之，获达官阿剌木等及马驼牛羊凡二千八百余，其众溃去”《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五，第1754页。，反证了蒙古千户所丧失的事实。因此，在边境局势持续动荡，明朝攻势乏力的情况下，五千户脱离明朝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洪武十一年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死后直至洪武二十二年间，明朝坚持固守边境的做法，长时间未向漠北大举用兵。其间，由于东胜卫已内迁大同，原东胜地区的民户亦迁往安徽。因此，东胜遂成为境外弃地。本属东胜卫担负的防御职责也不得不向南转嫁至河曲县承担。于是洪武十五年，镇西卫要求将原来戍守保德的本卫军士改戍河曲，原因正是“其太原府河曲县接连东胜，乃险要之地，无兵屯守”《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五，第2273页。河曲县北距东胜距离尚远，从中可以窥见东胜卫内迁以后明朝边界向内收缩的程度。
二、宁夏、陕北地区的边防危机与克服
《明太祖实录》中关于洪武初年宁夏的记载缺漏之处甚多。据方志材料，洪武五年明朝废除了宁夏府，“诏弃其地，徙其民於陕西”［明］赵廷瑞修，马里纂《嘉靖陕西通志》卷九《建置沿革》宁夏条。毋庸置疑，宁夏地区废府、人口内迁肯定是明朝岭北惨败的连锁反应之一。洪武五年徐达北征失败以后，北平、大同、陕北和宁夏各个地区纷纷内迁边民，撤销军政机构，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明朝在边地的大规模收缩反映出此次大失败所造成的震惊程度是空前的。震惊之余，明朝认真审视了各个边区的具体情况，重新又进行了调整。事实上明朝并未真正放弃宁夏，只是将其编户内迁而已。明政府坚定的内迁人口政策恐怕正是考虑到宁夏境内生活着数量很大的元朝归降人口，战争的失败使得明政府刚刚表现出的宽容性立即被某种不信任感所代替，这就是边民内迁的心理层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