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邓小平城市化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分析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特点中提出的极具实效性和远见性的战略构想。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充分运用于中国城市建设实践，是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伟大产物。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对于指导实施西部大开发，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四川城市化进程从而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第一节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在四川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四川在城市化实践中已经取得的成功，同邓小平同志远见卓识的城市化理论密不可分。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四川的城市化进程，而且成功地解决了在四川改革发展中产生的诸多矛盾。
一、直接指导和推动了四川城市和农村的改革
自从31年前的1978年1月，邓小平“在成都点了一把（改革之）火”以后，四川迎难而上谋改革，运用新理念，通过新实践，进行新突破，探索农村和城市改革之路，首创了许多奇迹，为邓小平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82年9月21日在四川省欢迎到访的金日成大会上说：“四川是改革之乡，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省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政策，较早地实现了安定团结，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可喜成绩。因此，我曾不只一次建议金日成主席来这里看一看。”1987年6月12口，邓小平在向南斯拉夫客人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时又说：“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准备发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1978年9月17日，他在沈阳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邓小平到成都“点火”是在1978年1月底至2月初的时候。他听取了四川省委的汇报，对四川的工作做了指示。他尤其强调政策问题，特别是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他支持四川省委制定有关目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规定，指出能解决的问题就就地解决，不要等。为了让四川省委解放思想，他对省委一班人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一下，各地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邓小平来四川“点火”，使四川带头改革，把四川作为他改革的一个试验田和根据地。他指出：“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带头改革的四川省，起步最早，率先在全国“搞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四川的改革先锋是广汉县（现为广汉市）。广汉地处“天府之国”的腹地，自然条件好，古有“大旱不旱，蜀有广汉”的民谣。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20多年来实行单一公有制和统一经营，在生产规模上追求“大”，在所有制上追求“公”，在分配办法上搞平均主义，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更使广汉经济雪上加霜，1976年全县人均粮食产量反而比1966年下降了77斤，劳动日值由0.62元下降为0.43元。被称为“四川包产第一乡”的广汉县金鱼乡，114个生产队中有80%的队，1977年春天靠借粮或“吃救济”度春荒。一些基层干部不得不对“出门一条龙，下田一窝蜂”的公社生产模式产生了疑问。他们苦苦思索，这么好的自然条件，群众那么辛苦，到头来，却“连肚子也填不饱”，这种结果归根结底是不是体制方面的问题？一场农民渴望已久的体制大变革，势不可挡地来到了四川。
1977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四川省委负责人。在听取了关于四川的情况汇报后，邓小平强调要抓政策，要把现有的政策特别是农村政策理一下，因为只有政策才管得长、管得宽。省委迅速组织在全省范围内清理政策（重点是农村政策）。
四川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金鱼乡改革等情况，制定出充分肯定农民自发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等方法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1978年9月12日，推广金鱼公社“包产到组”经验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在成都召开。同年10月27日，省委又以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第71期）加按语的形式，将金鱼公社的经验转发全省。到1979年7月，全省57.6%的生产队都实行了这种“定产”（“包产”）的生产责任制。同年11月，在省委《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的意见》中，正式使用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责任制”和“发展专业户”的词句。作为省委的正式文件开口子允许包产到户，是全国最早的。不久，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该文件的内容，对全国农村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客人时说：“这一次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然后我们又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四川又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开始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的城市体制改革。
1978年9月，省委首先选择了分别属于不同行业、各具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家国营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在逐个核定这6家国营企业的利润指标之后，给它们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的目标，并在年终完成计划后，允许提留少量的利润作为企业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的奖金。经过3个月的实践，这6家国营企业的利润均得到了较大的增长，收到明显的效果。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最早的城市体制改革，并且取得了成功。接着，省委又于1978年11月，选择了成都市人民商场等3家商业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试点。1978年底，省委及时总结了宁江机床厂等6家国营企业进行扩权试点的经验，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1979年2月，四川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扩权试点的单位扩展到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国有企业，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十四条》改革意见。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在利润分成上实行全额分成。这样做，是改革现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搞活国有企业的勇敢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激励企业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解决了当时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与此同时，四川还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些措施，如对新办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红薯、甘蔗等烤酒代用品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利润不上交用于以电养电等。四川14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等可喜成效迅速传到北京，传遍全国。
1979年7月，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康世恩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带有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成都主持召开这次会议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以减税、让利、扩权为核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并取得良好效果。1979年6月25日，四川宁江机床厂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推销产品的广告。此后，四川媒体对产品广告解禁。同年8月29日，省委负责人在成都市国防工业民用产品汇报展销会上提出，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这条路非走不可，军工企业应发挥人力、技术、设备等各方面的优势，走出一条生产民用产品之路。几个月后，军工企业绵阳长虹机器厂引进日本技术、设备，成为国内最早建成彩电进口生产线的企业。1979年9月4日，省委发出文件，强调要重视集体（民营）经济，要与全民所有制一视同仁。学习了省委有关政策后，新津县刘永好等四兄弟，从种植业、养殖业起步、发展，很快奠定了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海外求发展的基础。20年后，刘永好资产已上亿，他所带领的希望集团，位居中国500家最大规模私营企业之首。也在1979年，四川还在广汉、新都、邛崃等县，进行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四川经过调查研究、试点和预测，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改变原来的统收统支办法，实行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建议。次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四川的建议，决定在15个省（市）推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
以后，省委报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四川省重庆市在全国率先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实行计划单列，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接着，四川省会成都市也实行市领导县体制。过了一年，成都市也被列为国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不久，四川选择了自贡铸钢厂和嘉陵机器厂等部分国营工业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再以后，四川省嘉陵公司被国家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嘉陵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集团，是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模式而进行的一项改革试验。它在股份制、军民结合、领导体制、分配制度、职工入股及职工民主管理等方面都具有特点，被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称为“嘉陵模式”。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带头改革的四川省，创造了许多奇迹，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为加快四川的城市化奠定了基础。
二、极大地促进了四川的城市化进程
1.在邓小平城市化思想的指导下，四川整体城市化水平得到快速、稳步提高
20世纪初四川还没有建制市，近代工业基本上是空白，因而所有的城镇实际上不过是封建官僚政权加强对乡村控制的权力所在地。直到1949年，四川市镇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3%，比全国水平低6.3个百分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的起步和积极推进，四川也拉开了城市化的序幕。1950～1951年设立了成都、南充、泸州、自贡、雅安5个省辖市和内江、宜宾、五通桥3个县级市，从而初步形成了四川城市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市镇人口也开始较快增长，到1957年城市化水平提升到12.4%，比1949年提高了8.1个百分点，标志着四川开始进入了城市化发展时代。1950～1957年的8年间，全国城市化水平提升了4.8个百分点，四川的提升幅度比全国高3.3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城市化水平的差距缩小为3.0个百分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始成为城市化的动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实施，到1957年四川的工业增加值达到9.8亿元，比1949年翻了两番，GDP中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已由1949年的69.6，10.9，19.5发展为1957年的65.2，20.6，14.2，第二产业明显吸纳了较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推动了城市化的起步。当时的政策导向有力地推动了人口的自然移动。一方面，党和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城市社会生产力，扩大城市就业。另一方面，通过贯彻实施国家颁布的市镇建设法规和城乡划分标准，适时新建扩建了部分城市和城镇，增强了城市的吸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