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着眼特点，着眼发展。毛泽东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一切战争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朱德则用通俗易懂的三句话作了意义深远的概括：“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种用兵的主张，朱德称之为“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毛泽东和朱德说的都是让我们着重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这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系统阐述的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具体运用。
为了批判教条主义，毛泽东还着重研究了矛盾特殊性，着重研究了战争的特殊规律，因为不懂得矛盾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特殊性之中，不懂得在一般战争规律之外，还有战争的特殊规律，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关于矛盾特殊性总的原则，就是列宁说的并被毛泽东所推崇的那句哲理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因此，我们无论是研究战争的客观规律，还是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都应该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和发展。也就是说，既要研究和把握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尤其是战争的特殊规律，又要随着时代、科技、战略战术和作战方式、武器装备等具体实际的变化发展，正确地、发展地认识和把握战争，在分析其时间、地域、性质上的差异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战争指导规律。
第三，要立足全局，掌握重要环节。所谓全局是指事物的整体和发展的全过程；而局部则是指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和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战争全局是战争的整体和发展的全过程，战争的局部是战争全局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有全局就有战略问题，有局部当然就有战术问题。所以毛泽东指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由于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必须注重战略和战术的研究，既要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又要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多打胜仗。
战争胜败最主要和首要的问题，是对于战争全局和战争局部兼顾得是否合理。如果对全局和局部的照顾存在重要的缺点和错误，那么，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在研究战争全局和战争局部关系方面，从十年内战到抗战初期，战术研究（即战争局部）的成绩比较大，战争和战略问题（即战争全局）的研究则比较薄弱。毛泽东针对这一实际，在这一阶段用极大的精力，着重研究战争和战略问题，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名的著作，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创造了全局与局部辩证法的完整学说。一是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二是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而构成的；三是要注意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然而，在毛泽东看来有两种局部的东西：一种局部性的东西对全局不起重大影响；另一种虽是局部性的东西，但对全局起决定作用。因此，指挥全局的人要全局在胸，既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照顾全局的各个方面和各阶段的相互关系上；又要将自己的注意力的重心放在对于指挥全局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之上。
毛泽东导演的解放战争战略大决战，就是关照全局、把握关节的生动范例。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决策首战锦州，是实现“关起门来打狗”，将卫立煌集团4个兵团55万兵力，锁在东北境内就地歼灭的关键环节。若按照林彪的首战长春的意见，在打下长春后，会促使卫立煌其他三个兵团南逃，势必给我解放战争随后的作战增加难度。而锦州的解放，迫使长春的敌人一部分起义，一部分投诚，不费一枪一弹就解决了。剩下的两个兵团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被我歼灭于沈阳地区。
又如，淮海战役打到第三阶段，剩下杜聿明集团两个兵团被我军围困于陈官庄地区，实施全歼指日可待。但此时毛泽东从全国战场全局考虑，令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就地休整待命，造成南线战局未定，使傅作义存有幻想而不作逃窜之举，以滞留傅作义集团55万兵力于平津地区。
与此同时，毛泽东令我东北野战军打完辽沈战役后，先不作休整秘密入关，待包围傅作义集团后，再就地休整。这时才令淮海前线我军最后全歼杜聿明剩下的两个兵团，随后又进行平津战役，和平解放北平。战役与战役之间如此巧妙的配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全局上精心关照，运筹帷幄，从而取得了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
（二）人民军队思想
人民军队是人民群众自发地或在先进阶级领导下建立的并为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军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把创建人民军队作为进行武装斗争的首要问题和实现革命理想的最主要手段，强调：“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革命战争年代，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为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和提出了一整套建军的理论和原则。
1.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
中国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早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军队中存在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地方主义、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等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军队的腐蚀剂，并对其表现、根源、危害及纠正方法都作了系统说明。
1927年9月底，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设立了党代表制度，规定了班有党员，排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有党委，使起义军从一开始就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又一次强调，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因为，只有坚持和实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完成党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才能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
2.指明了人民军队的性质
毛泽东从“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原理出发，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的思想。指明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确保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原则。
3.规定了人民军队的宗旨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要教育我们军队的士兵明确为人民去打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又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对我军的宗旨作了最完整的概括：“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建军原则的核心，是我军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本质特征。我军在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长期斗争中，正是始终遵循这一宗旨，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4.规定了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
毛泽东根据我军的性质和建军宗旨，创造性地规定了我军的三大任务，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
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提出，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作战任务是第一位的，但三大任务的执行不是平列的，而是因时因地有所侧重。例如，红军时期，我军执行的是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三大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我军的三大任务称为三套本领：第一，打仗；第二，做群众工作；第三，生产。将三大任务中的筹款改为生产，是一个新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三大任务发展成为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
军队的战斗队任务，在三大任务中居于主要地位。在战争年代，我军要为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建国以后，要保卫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随时准备为粉碎敌人的入侵、武装挑衅和颠覆行动而战斗。因此，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在和平建设时期，战斗队的职能主要由训练来体现。训练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更好地履行战斗队的职能。
5.实行了人民军队内的三大民主
旧中国时期，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在旧军队，实行的是封建主义压迫，不允许有民主生活，形成了军阀主义的统治，也影响到人民军队内部；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这些就使得我军内部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因此，在我军创建之初，毛泽东就着手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在连、营、团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官长不打士兵，经济公开等项办法，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毛泽东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全面地说明了军队中的民主生活，他指出：“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在解放战争时期，部队的民主生活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有了不少新的创造。1948年1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指示中，把部队的民主生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三个方面，称之为“三大民主”。
政治民主，即实行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这种民主运动实际上是部队中一种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主要是评党员、评干部。经济民主，即士兵参与经济生活的管理，公开账目，防止贪污、浪费和干部侵占士兵利益。军事民主，即在战时，通过火线开大小“诸葛亮会”，广泛发动士兵参与战斗方法的研究，在平时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的群众性练兵运动。
部队实行三大民主运动之后，呈现出新的气象，并且达到了政治上的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技术和战术大提高的三大目的。三大民主是新型人民军队的生动体现。
6.坚持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制度，推行进步的政治教育思想，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军队各时期任务的顺利进行，保证军政首长命令、指示的付诸实施，保证全体官兵充分发挥为人民而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军队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1937年10月，毛泽东对我军政治工作作了系统的总结，指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这三大原则是我军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必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是我军团结内部、团结人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的强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