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步青云，屡建『事功』
生命中，总有人不断地闯入，不断地离开；时光里，总有人不停地重逢和告别。有些风景注定停留在记忆身后，有些人则一直活在回忆之中。光阴的书页中记满了来过的身影，岁月的长路上，留下了远去的踪迹。
虽然乔宇远去南京，但好友湛若水和学生黄绾还一直追随在王阳明的身旁。湛若水作为陈白沙的学生，本身就有一定的名气；而黄绾生来善于言辞，凡是从他口中听说过王阳明的人，都把王阳明当作圣人般崇拜。如此一来，王阳明在大兴隆寺的书院中，官员、学子济济一堂，简直比国子监还要热闹。
细数王阳明的一生，学子如过江之鲫般数不胜数。王阳明的学问，让无数人豁然开朗，读懂人生，可连王阳明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学问竟然还有“起死回生”的效果。据传，御史郑一初久卧病榻，一连几位名医都对他的病束手无策，正在病榻上等死的郑一初，无意之中接触到了阳明之学，大为振奋的他，垂死病中惊坐起，连药都不吃，起身就赶往大兴隆寺，如痴如醉地站在一旁听王阳明讲学。
弟子多了，传奇的事件便也多了。王阳明的弟子之一方献夫，年仅20岁就高中进士，在翰林院为官，官位比王阳明还要高。虽说是王阳明的上司，可在学堂之上，每次见到王阳明，方献夫都要作揖尊称老师。
不同的人心中总是存在着不同的道理，王阳明的两个学生——王舆庵和徐成之就因为观念不同，吵了起来。王舆庵尊崇陆九渊，而徐成之则相信朱熹，二人时常争论不休，却又争不出结果。
朱熹和陆九渊同是生活在南宋年代的大师，但两人所学却背道而驰。两位大师虽有分歧，但始终保持着君子之交。南宋淳熙二年，为了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分歧，吕祖谦曾经邀请二人来到信州的鹅湖寺，让两个人在一处辩论一下各自的观点，这便是著名的“鹅湖之会”，讨论的议题是“教人之法”。
朱熹向来主张“格物致知”，格物，便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便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他主张要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以往的经验加以分析，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
而陆九渊恰恰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道德良心与生俱来，圣贤之人自古以来便倡导本心。将大好年华与宝贵精力浪费在引经据典上，只会让人更加迷茫。
三天的“鹅湖之会”，最终却也只是不欢而散。同样，王舆庵和徐成之之间的争论，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占到上风，最终还要王阳明来裁决。王阳明说道：“以朱学为是，陆学为非，是天下由来已久的定论，即使徐成之不去辩解，王舆庵也无法改变。”一时间众人哗然，人人皆知王阳明崇尚陆学，也正是如此，大家才跟随王阳明学习，可如今王阳明却说朱熹是对的，这让人难以接受。
但王阳明只是再一次将兵法用在了做学问上，他用一句话试探出了众心所向，原来陆九渊的学说已经深得民心。于是，王阳明再一次开口：“朱熹和陆九渊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二人的学说相互渗透，不必打倒任何一方。朱学早已风行天下，已无讨论必要，陆学四百年来蒙受不白之冤，是到了讨回说法的时候了。”众人再一次哗然，虽说看似不偏不倚，但仔细琢磨不难发现，王阳明还是倾向于陆九渊的。
一时间，深信朱子学说的人纷纷声讨王阳明，攻击他的文章频频出现，汪抑之、崔子钟、储瓘这三位王阳明的昔日好友，也因为一直以来深信程朱理论，从此与王阳明成为路人。
树大招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眼见王阳明的学生越来越多，礼部和内阁收到投诉王阳明的文书也越来越多。
一句话的风波远不仅于此，朝中一些握有实权之人将湛若水和黄绾视作王阳明的核心同谋，开始拆散他们。很快，借着越南国王去世，需要大明册封心王的由头，湛若水被派遣出使越南，而黄绾则因为遭到弹劾，告病还乡。在送别湛若水时，王阳明意味深长地说：“迟回歧路侧，孰知我心忧。”
生活的味道，在周而复始中品味，有时难免会觉得乏味。而人生，恰恰似枝上初生的蓓蕾，直到落英缤纷飘零，过程酿造甜与苦涩，最终只是一个人一条短暂的路程。
送走了湛若水和黄绾，接下来便轮到王阳明接受“处置”。正德七年十二月，王阳明再一次“升职”，职务是南京太仆寺少卿。一个管马的四品副职，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实权。王阳明的志向是入阁拜相，而这次升官，却有着“发配边疆”的意味。虽然职务是南京官员，但此去就任的滁州，距离南京还有几十里的路程。
在徐爱的陪伴下，王阳明前往南京赴任。徐爱曾经做过直隶祁州府的知州，如今身为南京工部员外郎。此时再见到徐爱，王阳明的不禁百感交集。他是自己的妹夫，也是自己的学生。当初王阳明被刘瑾追杀时，徐爱义无反顾地拜他为师，可王阳明却并没有为徐爱做过什么。为了弥补徐爱，他决定将自己多年的心得传予徐爱，便问徐爱道：“一别五年，不知你学业可否有长进，不如考一考你，将《大学》背诵一遍。”虽说《大学》是明朝学子的启蒙读物，可见王阳明说得如此认真，徐爱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始背诵，刚背了两句，便被王阳明打断，称徐爱背错了。可是错不在你，在程颐和朱熹。他们曲解了曾子的意思，一字之差将后人引入歧途。徐爱起初还和老师辩论，可在王阳明一番耐心解释之后，徐爱终于信服。可是一直对程朱理学深信不疑的徐爱，内心却再也无法平静。
朱熹认为《大学》的宗旨是领悟正大光明的德行，方法是弃旧图新；而王阳明则认为《大学》的宗旨是领悟正大光明的德行，在于亲近百姓，造福百姓。朱熹将《大学》归纳为修己而后安百姓；而王阳明则将《大学》归纳为修己和安民并行不悖。他认为，执政者只要让百姓安居乐业，自然会得到拥戴。
一路上，王阳明时不时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去引导徐爱，以致徐爱发出感慨：要是这条船永远开不到南京该有多好。徐爱将这一路的所得，悉数记录在了《传习录》的序言中，从此以后，王阳明的学说，没人比徐爱更能阐释得清楚。
正德八年二月，王阳明和徐爱在赶往南京的途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余姚。王阳明再一次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父亲王华已年近七旬，对儿子的一举一动却处处担心。他了解儿子的聪明，也知道儿子在京城的作为，他批评儿子不应该随意批判朱子，导致如今的境地。王阳明也不争辩，在家中休养数月，才重新踏上赶往滁州的行程。
岁月清浅，人生无恙。坐拥一季烟尘，时光煮雨，沏一壶茶，品一抹香，悠然于岁月。山清水秀的滁州，不仅让欧阳修写出了一部流传千古的《醉翁亭记》，也是明朝自古以来的马场。虽说调任王阳明到滁州，是对他的一种身体放逐，可每日有学生相伴，在美景中畅游，却让王阳明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一天晚上，徐爱来找王阳明，说道：“弟子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前来讨教。先生讲只求之于本心便可达到至善境界，恐怕，还是不能穷尽天下之理。”王阳明告诉他：“心即是理，天下哪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徐爱再问：“对长辈孝顺，对朋友讲信义，对百姓仁慈，不都是心外之理吗？”王阳明继续教导：“这些都是存在于心中的天理，用在老人身上便是孝，用在朋友和百姓身上便是仁。”
豁然开朗的徐爱决定继续提问，师徒二人接着朦胧的烛火和皎洁的月光，相对而坐，纵情畅谈，不知不觉天色渐亮，两个人的话题已经转移到了死亡。徐爱告诉王阳明自己做过一个梦，梦中的和尚告诉自己活不长，这一次王阳明无语了，他看着徐爱瘦弱的身躯，感到一些心疼。
王阳明的拥趸者们听说他来到南京，便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众多形形色色的人投入王阳明的门下，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王阳明对自己人生之路的指引。一位叫王纯甫的南京学子，苦于不会与人相处，前来求教，王阳明只说了一句话：“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另一位叫梁仲用的官员，觉得自己一向急躁，请教王阳明如何做到沉默。王阳明笑道：“你向一个天下最多言之人问沉默之道，真是笑话，殊不知沉默中也包含着三种危险。一种是疑而不问，蔽而不辨，这是最愚蠢的沉默；第二种是用不说话讨好别人，这是狡猾的沉默；第三种是怕被人看清底细，故作高深，掩盖自己的无知和无能，这是自欺欺人的沉默。”正如王阳明所说，遵循自己的内心，便是最好的状态。
还有一位叫周莹的浙江人，不远千里来向王阳明求教。称自己的老师只教自己学什么，而不教怎么学，所以他始终没有找到学习的方法。王阳明说：“你已经知道学习的方法，别再来问我。”周莹不甘心，继续求教，王阳明便问，这次来滁州是否路途很长，是否一路辛苦。周莹承认辛苦，连仆人都累病了，自己还借了盘缠，才来到此地。王阳明告诉他：“你舟马劳顿，不辞辛苦，终于实现了愿望。这是谁教你的方法？不都是你自己的主意吗？既如此，你立志于圣贤之学，自然也会用这种方法去追求。现在还需要我教你方法吗？”
周莹听过之后恍然大悟：凡事听从内心的辨别，每一条路也要自己亲自去走，如此，才能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但行此事，莫问前程
寂寞是无人相伴的旅程，是没有星光的夜空，它使空虚的人孤苦，使浅薄的人浮躁，使睿智的人深沉。
“心外无物”的王阳明，便正是如此耐得住寂寞之人。他深知，若要改变世界，必先改变自己；若要改变自己，必要磨炼内心。命运不会让王阳明的一腔抱负与一身才华空空消耗在马场之中。做了一段南京太仆寺少卿之后，朝廷再一次向王阳明抛出了橄榄枝。他被提升为南京鸿胪寺卿，虽然依然并无实权，但总算离开了马场，回到了权力的核心地带。
王阳明喜欢南京，那里灵秀的山川、宏伟的气象，以及昌盛的文学，都让他魂牵梦萦。他坚信，在那里教学，一定能创造出更大的成就。
南京鸿胪寺卿的职务，同样非常悠闲。白天，王阳明潜心公务；晚上，他则和好友们聚在一起，讲学论道。他讲学的声音，仿佛绕梁三日而不绝于耳的美妙歌声，缓缓穿过亭台楼阁，穿过宽街窄巷，在日月交辉之中，缓缓飘入人们的心灵。
学生徐爱，成了王阳明在南京办学的得力助手，虽然不到二十多岁的年纪便做到了五品官，但他协助起老师办学，却依然尽心尽力。王阳明只顾讲课，管理学生的事情一概交给了徐爱。当初从各地追往滁州的学生，又随着王阳明来到了南京，加之南京当地的学生也为数众多，不得已之下，徐爱只得让学生们睡在鸿胪寺的库房里。学生们都没有怨言，似乎与听到王阳明讲学相比，一切的艰苦看起来都是甜蜜。
人们越来越热衷于王阳明的学说，但大部分的人，只是将他的学说当作一定要追随的新鲜事物，很少有人能真的读懂学说中的精髓。朝廷没有想到，无论将王阳明放在多么偏远的地方，他的学说依然有无数人热衷，好在，朝廷也并没有强行打压，毕竟那只是一种属于个人的学说观点，也无法对朝廷造成什么威胁。
王阳明任由自己的学说和精神，在南京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尽情流淌。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正德十年，按照明朝的制度，官员都要定期进行考察，四品以上的官员以自我陈述的方式，对自己的功过进行评定。朝廷自然也不会允许官员们自吹自擂，隐瞒过错，夸大功绩。凡是四品以上的官员，必定要将一份自我评定的内容交送都察院和吏部，两个部门按照评定的内容进行审核，一旦有隐瞒不报的过错被查出来，则按欺君之罪处理，从此，官便没得做了。
所有受查的官员，官阶都比都察院和六科高上许多，平日里难免遭到羡慕和嫉恨，每到京察，都察院和六科都会格外的认真，稍有纰漏便会一查到底，生生地将有问题的官员拉下马来，为他们一直以来的嫉妒，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
王阳明清楚，自己倡导的陆子学说，已经让朝中许多人都以自己为敌，这次京察，想必有许多官员等着看自己被查而出洋相。于是，兵法再一次被他派上了用场，一招“以退为进”，被王阳明应用得恰到好处。在自察之中，他先是蜻蜓点水般将自己所做的功绩表扬一番，接着又将对自我的批评轻轻一笔带过，最着重强调的，反而是自己被刘瑾陷害，贬官荒蛮的龙场，途中又遭到追杀，险些丧失性命，加上往来的路程，前后一共受了五年的苦。
王阳明的计策再一次收到了效果。他的遭遇是朝中官员有目共睹的，他说的一切也都属实，面对有着如此遭遇的人，即便是铁石心肠，也不忍心硬要从王阳明的身上挖掘出一些过错来。于是，王阳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京察。
大凡耐得住寂寞的人，多半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在浮躁、功名、奢华、喧嚣面前，毅然保持着清醒和理智，平和与淡然的心态，潜心做事，便会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一向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正德皇帝，似乎并不甘心于寂寞，他突然决定大力推广佛教，派遣太监刘允前往乌斯藏赉送贡幡，奉迎佛徒。内阁的大臣们强烈反对，王阳明也站在反对的队伍之中，他用一封两千多字的《谏迎佛疏》，表达了自己反对的想法，认为不能因为迎佛而增加百姓的负担。可让人难以捉摸的朱厚照，在王阳明还没有呈上这封奏疏的时候，就放弃了迎佛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