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陆游词风，一般多以“豪放”二字概括之，显得空泛。有些专著、论文注意到陆游词风格的多样性，如薛砺若《宋词通论》、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刘麟生《中国诗词概论》、夏承焘《陆游的词》以及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论文，分别指出放翁词风豪放、悲壮激烈、沉郁雄快、闲适、清逸等特色，但多静态、横向论述。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对其词风的逻辑嬗变做一总体探索。这是一种动态、纵向的考察，陆游词风演变有轨迹可寻，是合逻辑的嬗变，我们应深入研究把握。
陆游词的分期可以是二分法，即以淳熙五年（1178）奉召东归为界，划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写抗战、恢复的爱国内容为主，风格以豪迈雄放、悲壮沉郁为主；后期多咏山水景物、闲情逸志，风格以恬淡飘逸、清真闲适为主。前者是精华所在，代表陆游词的最高成就；后者是陆游词的又一独特成就。陆游词分期也可三分法，即前期又可以乾道六年（1170）入蜀至夔州（治今重庆奉节）任夔州通判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入蜀前，现知最早的词作是绍兴二十九年（1159）词人调官为福州决曹期间写的《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最晚的是乾道二年（1166）作者居故乡山阴镜湖三山时写的《大圣乐》（电转雷惊）。其间作词十三首，数量较少，多为登览宴游、酬唱赠答之作。时词人刚刚出仕，年壮气盛，踌躇满志，希望有一番作为。宦游所及，友朋相聚，畅饮抒怀，真有气吞山河、壮志凌云之概。所以，这期词似东坡情豪语壮、境阔格高，充溢着词人的浪漫情怀。如《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水调歌头·多景楼》等，都属“豪放”之作。《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云：
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赤壁词·招韩无咎游金山》云：
禁门钟晓，忆君来朝路，初翔鸾鹄。西府中台推独步，行对金莲宫烛。蹙绣华鞯，仙葩宝带，看即飞腾速。人生难料，一尊此地相属。
回首紫陌青门，西湖闲院，销千梢修竹。素壁栖鸦应好在，残梦不堪重续。岁月惊心，功名看镜，短鬓无多绿。一欢休惜，与君同醉浮玉。
虽然因短短几年，调任频繁，游踪不定，功业无成，词人不免流露出“岁月惊心，功名看镜，短鬓无多绿”的感慨和愁绪，但这只是词人的寻常“闲愁”，与后来词作的大感慨、大悲叹有明显的区别。所以，这时词风的基调是豪迈雄放的。此时词风表现出与东坡词风相近的一面。这点前人早已看出，黄舁说陆游词风“雄快处似东坡”，杨慎说“雄慨处似东坡”，褚人获说“雄壮处似东坡”。“雄快”、“雄慨”、“雄壮”，也就是论者所说的“豪放”。不过这种豪迈雄放，只是言豪情，抒壮志，发感慨，显得比较“空泛”，与入蜀后的作品比较，这一特点是很容易看出的。
入蜀后，即乾道六年（1170）至淳熙五年（1178）出蜀东归止，前后共九年，为第二阶段，这是陆游词创作的高峰期。据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以下简称《笺注》），编年者有四十五首，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内容较复杂，风格也多样。放翁词作成就最高者在此期，最低者也在此期。
陆游入蜀不久，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进驻南郑（今陕西汉中），任命词人为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乾道八年（1172）三月十七日，词人到达南郑军中，亲上抗战前线。军中生活激发了词人的创作热情，除创作大量的爱国诗外，也写了豪迈奔放的爱国词。如《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感情炽烈，格调高亢，充满了昂扬乐观的精神。“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词人对收复大业抱着必胜的信心。
但诸事难料，时局陡转。九月，王炎奉召回临安，幕僚皆如星云散去，词人的官衔也改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收复无望，理想破灭，转眼间一切都变了，词人陷入极度的苦闷中。自汉中赴成都途中，夜宿葭萌驿（今四川昭化南），他作了一首《清商怨》：
江头目暮痛饮。乍雪晴犹凛。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
词作表露出词人当时悲愤、沉痛和凄凉的心境，风格上也一变过去的豪迈雄快为沉郁悲凉。到成都后的《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上片回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能施展“诗情将略”的军中生活；下片写成都万人游乐的热闹场景。两相对比，抒发出词人内心的郁闷情绪。《夜游宫·宫词》云：
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欢余生，今至此。蔌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
慨叹王炎之君臣遇合，也自悼壮志未酬，寄托遥深，情调哀怨低沉，类似稼轩词的沉郁悲壮。
陆游回成都后不久，改任蜀州（治今四川崇州）通判，未几还成都。乾道九年（1173）夏，又摄知嘉州（治今四川乐山）事，只是任个“代理”的闲职。淳熙二年至四年（1175—1177）范成大来成都任四川制置使，陆游做他的参议官。词人无用武之地，自然满怀牢骚郁闷，悲慨之情遂充溢于词中，最典型的可推《双头莲·呈范致能待制》：
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当年豪气。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身万里。旧社凋零，青门俊游谁记。
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纵有楚拖吴樯，知何时东逝。空怅望，绘美菰香，秋风又起。
全词抒写壮志成虚，官闲无事的苦闷情绪，塑造了一个失意英雄的形象。词情凝重深沉，格调悲慨沉郁，顿挫深婉，如幽谷流泉，回环曲折，呜咽而行，无放纵恣肆之态。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谓稼轩“剑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可移之评此词。把此词与稼轩《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相较，是不难看出两者相似之处的。故前人常将陆、辛并论，实则它们的相似处是悲慨，即慷慨悲壮，沉郁顿挫。陆游入蜀后词作，有实在的生活内容，感情郁结其中，不得不发，有一种郁勃之气，故变豪放成悲壮，这又类似杜甫的诗。放翁词能与稼轩齐名，在词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正赖有这类作品存在。
词人满腔忧愤，无所寄托，于是寄情山水，流连风月，整日宴饮游赏，风流自放，藉以排遣内心苦闷。但词人也因此遭到“燕饮颓放”的讥评，淳熙三年（1176）夏受到免官的处分。词人自然是愤慨不平，索性自我解嘲，自号“放翁”，从此更加纵情游乐。故此时词又多游宴、赠妓之作，如《汉宫春》（浪迹人间）、《柳梢春》（锦里繁华）等。《蓦山溪·游三荣龙洞》写道：
穷山孤垒，腊尽春初破。寂寞掩空斋，好一个、无聊底我。啸台龙岫，随分有云山，临浅濑，荫长松，闲据胡床坐。
三杯径醉，不觉纱巾堕。画角唤人归，落梅村、篮舆夜过。城门渐近，几点妓衣红，官驿外，酒垆前，也有闲灯火。
《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云：
摩诃池上追游路，红绿参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闲，禁烟将近，一城丝管。看金鞍争道，香车飞盖，争先占、新亭馆。
惆怅年华暗换。黯销魂、雨收云散。镜奁掩月，钗梁拆凤，秦筝斜雁。身在天涯，乱山孤垒，危楼飞观。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
极写游宴之乐，为应景之作。另如《朝中措·代谭德称作》、《鹧鸪天·薛公肃家席上作》、《玉蝴蝶·王忠州家席上作》、《乌夜啼》（金鸭余香尚暖）、《水龙吟》（尊前花底寻春处）等，是赠妓、怀妓之作。《鹧鸪天》写女子的娇姿媚态，脂粉气浓。词人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代人立言，缺乏真情实感，情浅意薄，实属无聊。又如《乌夜啼》（金鸭余香尚暖），整阙写怀春女子的慵懒情态，可看出词人“汩于世俗”，受花间词风的影响。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说放翁词“一扫纤艳，不事斧凿”。“不事斧凿”是对的，“一扫纤艳”则是片面之论。
《笺注》中二十九首未编年者有不少为此期的作品（亦可能有早年词作）。这时的词作一改过去的作风，少言抗战、恢复、功业、志向，多写传统题材的闺情柔思和宴赏游乐生活，风格也变得纤丽清婉。刘克庄称道放翁词“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上”。黄舁说放翁诃“纤丽处似淮海”。杨慎《词品》卷五、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放翁词跋》也都重复黄舁的话。这些评论当指陆游上述一类作品中优秀之作而言。其实陆游这类词多率意而为，缺乏个性和深意，虽有一二佳作，但总的看来，成就有限，不应评价过高。
自淳熙五年出蜀东归至嘉定二年（1210）词人去世，为陆游词创作的后期阶段。这一阶段词作据《笺注》可编年者为五十六首，绝大多数写于淳熙十六年被弹劾罢官归居山阴之前，亦即从1178至1189年的十二年间。而这以后的整个晚年（1189—1210）的二十一年间，除已知《谢池春》三首外，就再也没有词作问世。陆游于淳熙十六年曾作《长短句序》自述：“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文集》卷十四）后悔早年的词作，故自此以后基本搁笔不作。论者一般将陆游诗歌创作分为早、中、晚或前后期，而淳熙十六年则为转入晚期或后期的标志。他的诗，前期多抗战、恢复的爱国之作，晚期则多田园山水的闲适之作；前期少，晚期多，《剑南诗稿》凡八十五卷计九千多首，而晚期作品竟占六十五卷，近六千五百首之多。词与诗的情形恰好相反，晚年仅有三首。因此以东归为界分期，前期多爱国词，后期多山水隐逸词，这是与诗的分期不同的地方。
这一时期，词人虽曾担任一些地方官，但赋闲的日子居多。罢官后，更是基本上闲居故乡山阴，过着在野的生活。这时词人的思想也有较大的变化，虽说爱国之心始终未变，但毋庸讳言，已没有以前慷慨激昂了。表现在创作上，一方面，词中多回忆往日军中生活，另一方面，更多的则是写山水隐逸的闲适生活，表达自己的恬淡悠然之情。如《好事近》六首写对炼丹、修道之类虚幻世界的追求，表达离群绝俗的出世思想。清真绝俗，平淡之极，带有一种“仙”气，飘逸潇洒，这是词的又一种境界。
词人作有《渔父》词五首，下题“灯下读玄真子渔歌因怀山阴故隐追拟”，是模仿唐人张志和的作品。词人陶醉于山水之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找到精神上的归宿。《长相思》五首写词人隐居生活。格调清新，意境深远，既表现词人的寂寞心情，也表现其旷达情怀。但陆游不是悠然世外的人，骨子里从来没有“飘逸”过。如“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江湖上，这回疏放，作个闲人样。”（《点绛唇》）“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鹊桥仙》）都是话里有话，飘逸旷达中带有牢骚和不平。
陆游晚年仿佛彻底领悟人生，“世事从来惯见，吾生更欲何之？”（《乌夜啼》）一切都看惯了，也不需要再有什么欲望和追求。“残年还我从来我。”（《桃源忆故人》）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返归自然，还我自身。由以前的抗战英雄、爱国志士变成归隐江湖的“闲人”，词作风格上也由豪放悲慨、纤丽清婉变为恬淡闲逸。同时因为年龄渐入老境，由求绚丽归于悟平淡，作者人格、词格都进入另一种境界。
以上我们分期勾勒出陆游词风嬗变的过程，词风大致顺着豪迈雄放——慷慨沉郁——纤丽清婉——恬淡飘逸这一轨迹演进。而这些又都与时代风云变化、个人身世遭遇、交游唱和以及年龄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是合乎逻辑的嬗变。这是对陆游词风的动态考察，可以看出陆游词的风格是变化的，不是静止的；是丰富的，不是单一的。我们应全面、科学、历史地理解和评价陆游词风。
陆游词风的嬗变与他生平遭际、进退仕隐关系甚大。前期的词作基本上是“仕”的产物，他三十五岁开始作词是在福州决曹任上，接着镇江通判任上写下几首豪放词。当时，孝宗思恢复，用张浚统帅江淮诸路军马，镇江是抗战前线，志在恢复、以抗金大业为己任的词人也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他看到恢复的希望，情绪激昂，以词唱出高亢豪迈的声音。入蜀以后，他亲上抗敌前线，在王炎幕下襄赞军事，并提出具体的军事计划，这时词人情绪是激昂的，所以，词的风格雄壮慷慨。当王炎被召回临安，他除官成都后，又产生壮志难酬的忧愤，词风遂变得沉郁悲凉。当词人想排遣内心的郁闷时，便采取了“宴饮颓放”的极端形式，纵情于声色宴赏中，词风又变得流丽绮艳。同样是“仕”，得意时积极昂奋，便有豪迈雄放之作；失意时消极颓唐，醇酒妇人，游赏玩乐，便有绮靡香艳之词。环境的改变，造成词风的根本性变化。
恬淡闲适的山水隐逸词则是“隐”的产物。词人退居乡里，脱离官场，也摆脱了功名利禄的束缚。面对清新宁静的自然，悠闲的鸥鹭，悠然的渔樵，词人虽独自一身，没有友人唱和，心灵却融化在美的大自然中。他静观自然，体悟人生，享受独处的乐趣，仿佛这时才发现人生的真谛。一生忙于抗战恢复，“治国平天下”，但理想屡遭摧折，终成泡影，“救世”不成，只得反过来“救己”，“修身齐家”，做个身闲心太平之人，安度平平淡淡的人生。词人仿佛找到了人生的归宿，精神上得到解脱和慰藉。这是当时壮志难酬的爱国文人退隐以后共同的心灵历程。所以陆游词晚期风格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风格类型陆游词往往被人们以一句话加以概括，曰：内容是爱国的，风格是豪放的。这种概括若从陆游词的本质精神及对后人的主要影响看，似也无可非议，但从陆游词的整体风貌看，却又显得片面与草率。近年来，研究有所改观和突破，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人的观点也要修正。经过全面而具体细致的分析后，我们会发现陆游词呈现出几种不同的风格。本文将陆游词风格概括为豪迈悲慨、纤丽清婉、恬淡飘逸、狂放旷达四种类型，并分析其得失。
一豪迈悲慨陆游词前期创作的主导方面是抒发抗敌报国，收复失地的豪情壮志，以及英雄志士请缨无门，等闲虚度的悲愤之情。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情调或高昂激越，或慷慨悲壮，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后期也有少数这类作品，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谢池春》（壮岁从戎）等。研究者平常所说的爱国豪放词，即指这类作品。
陆游词典型的豪迈之作可举《水调歌头·多景楼》为例：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着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