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其光辉巨著《史记》，内容丰富、哲理深刻，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世所推崇。全书分本纪十二、表十、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总共一百三十篇，526500字，贯穿经传，整理诸子百家，纂述了三代而下以至汉代千余年的历史。《史记》不仅有着极高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而且蕴含了非常丰富的管理心理思想，前者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而后者的研究，目前还比较缺乏。领导是指影响个人或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实现某种目标的行动过程，其中实行指引和影响的人就是领导者。领导是任何企业中最基本、最稀有的资源。虽然领导的有效性还决定于环境、领导行为、权变力量等多种因素，但是，领导的心理是决定领导有效性的重要方面。由于领导在组织的重要地位，研究领导的心理思想可以帮助领导更好地运用权力、培养品德和才能、讲究领导艺术、有效地发挥领导的作用和功能，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司马迁通过史实的描述，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许多帝王将相的个性品质，对于领导的心理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本章从领导的志向、品质、创新能力、辨别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自荐与让位意识几个方面，结合现代领导理论与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作一初步整理和分析。
一、领导的志向
首先，司马迁认为，领导者与一般人的区别就在于有着远大的志向和长远的眼光，不会受当时的环境的局限而失去雄心壮志。《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载：
陈涉年少，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同样是耕田，有的人只知道耕田，而陈涉却有着高远志向，把自己比做鸿鹄，后来与吴广共同起义，自立为王，瓦解了秦王朝。人的志向除了对人们的行为有定向控制的制约性作用外，更能起到鼓舞和激励作用。这种鸿鹄之志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尤其重要，春都集团的总裁高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作为企业家，一要有雄心，二要懂行，三要团结人、用好人，别的都没这三条重要。”十年创业，高风来不仅用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企业家精神的真谛，而且脚踏实地地实现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其次，司马迁认为处于劣境时，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与理想必须学会忍耐，这一点在韩信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载：
淮阴屠中少年有辱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这就是世人皆知的“胯下之辱”，是不是韩信真的怕死，不敢杀侮辱他的人？其实不然，是因为韩信有大志也，没有必要为小事而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当韩信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时，任命当年侮辱他的人为巡城捕盗的武官，并告诉他的部将：“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韩信认为，如果当时一时冲动，没有道理地杀了他，自己会受连累，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了。因此，在艰难之时，胸有大志者最需要的就是忍耐。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领导者在成长的道路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没有了忍耐和雄心，就不会有成功的一天。松下幸之助谈到他成功时打了一个狮子的比方，狮子有个习性，就是故意把自己所生的小狮子推进深谷，让它在危险困境中求生，当它最后从深谷爬上来后，才会感悟到应该怎样靠自己的力量奋进、生存。雄狮的勇猛是如此养成的，而优秀的领导者也是同样在困境中锻炼出来的。
最后，司马迁认为成就大事，不能被眼前的近利诱惑，要胸有大志，不贪小利。《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记载：
十六年，伐陈，杀夏征舒。征舒弑其君，故诛之也。已破陈，即县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驾。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
楚庄王因为陈国有乱才率领诸侯攻伐它的，本来是以道义为名攻伐，现在却为贪得一个县而攻伐，使自己的名声受到影响，以后就很难号令天下了，所以申叔劝告楚庄王为了以后的称霸天下，不能贪图小利，应该让陈复国，楚庄王接受建议，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市场经济中，领导者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物质诱惑，无欲则刚，克服了私欲，就能够清正廉明，不会在糖衣炮弹的进攻下牺牲。
二、领导的品德修养
首先，司马迁阐述了九德的内容：“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忧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意思是：宽大而能敬谨，柔顺而能自立，忠诚而能供职，有治理才能又能敬慎，驯顺而能果毅，正直而能温和，简易而能辨别，刚健而能笃实，强勇而能好义。司马迁认为德行是领导者的主要素质之一，他在《史记卷二·夏本纪》写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意思是：领导者先敬业修德，使其感怀，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不会违背他的行政措施了。“德”是领导素质中的核心内容，无德比无能更可怕。有了德，领导能够更好地为民造福，有了德，百姓才会爱戴。
其次，司马迁认为坦诚由道德产生，两者相辅相成，在《史记卷二·夏本纪》篇有一段皋陶与舜关于德与诚的对话：
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舜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
皋陶认为，道德与坦诚结合，就可以使谋略成功，而具体的做法是：谨慎地修身、往长远的地方想、要厚待九族的亲人。“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体现“德”的方式有很多，而坦诚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君子坦荡荡，领导者特有的王者风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反映出来的。
再次，司马迁认为信用是德的一个重要内容，领导者的言行一定要有信用，由于在组织中的特殊地位，不能随便瞎说，说了一定要做，做不到的不能说，他在《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举了一个叔虞封唐的例子以说明：成王与叔虞做游戏，曾经将桐叶削成圭型，送给叔虞，并说：“以这个封你。”史佚因此恭请选择吉日以立叔虞，而成王说：“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而已。”史佚说：“天子说话是不能开玩笑的，任何言谈史官都会加以记载，然后以礼乐程序达成其事。”于是成王就封叔虞于唐。领导说话要算话，一言九鼎，才能树立自己的威信。
最后，司马迁认为谦虚是一个人的美德，尤其是做了领导以后，谦虚就更加重要了，因为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别人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晏子做得非常好。《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记载：晏子做了齐相，有一天坐车外出，他的车夫的妻子看见自己的丈夫鞭打着驷马，洋洋得意，自以为了不起，等车夫回家后，他妻子要求离婚，丈夫问原因，妻子说：“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自此以后，车夫的态度非常谦虚，晏子很奇怪，车夫就告诉他实情，晏子就推荐他做大夫。由于领导的谦虚使他的车夫感到惭愧，改正后也成为一名好的官员，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上善若水，大海比百川低，所以百川汇流到大海，周恩来的虚怀若谷的谦虚品质是领导者学习的好榜样。司马迁认为谦虚的美德不仅在平时的为人处世中很重要，而且在战争期间往往决定胜负，因为骄兵必败，哀兵必胜。《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载：宋义发现项梁有骄傲之意，劝谏他说：“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齐。由于项梁的骄傲自满，轻敌情绪占了上风，缺少谦虚谨慎的精神，结果落得个“战死”的下场。满招损，谦受益，谦虚是领导者心理素质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但是在现实中，随着官位的不断上升，谦虚之心往往越来越小，骄傲自满之心不断膨胀，最后害了自己，害了国家。
三、领导的创新能力
首先，司马迁阐述了创新的意义，他认为如果不创新，不求变通，只知道墨守成规，必定会失败，在《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描述了一场军事史上少有的战争：襄公与楚成王在泓水边上决战，当楚兵渡泓水时，目夷献计趁敌人没有登岸之际发动攻击，因为敌多我少，而襄公却说，让他们摆开阵势再说，等楚兵顺利摆好阵势，宋军才开始攻击，结果大败，宋襄公自己也腿受重伤，全国人都埋怨他，宋襄公却说：“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战争就是以取胜为目标，而宋襄公却因循守旧，遵于旧法，不敢创新，自己兵少，还要让敌人准备好再出击，哪能不败。美国的奈德·赫曼在《全脑革命》一书中指出：“高阶经理人通常善于分析式思维，财务和规划上面的工作则可雇用专家来代劳。他们自己必须具备的，是视像式思维、直觉式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策略性思维的能力。这些重要的能力是学得到的，所以高阶经理人，包括总执行长在内，都需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公司，去学得这些心智技能。”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尤其需要学习创新思维，具备创新能力。
其次，司马迁认为随着环境的改变，原来的政策法令也应该作相应的改变，否则将适得其反，他非常赞同贾谊对秦灭亡的分析，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写到：
秦离战国而亡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无异也。
秦始皇能够取天下但不能守天下，原因是他仍然用取天下的方法来守天下，不根据情况改变，不创新，不变通，结果民心背离，到二世就灭亡了。在奔驰汽车公司总裁的桌上放着一个巨大的恐龙骨架模型，这位总裁的座右铭是：“历史上充满了不会适应的庞然大物。”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情况发生变化，而对策还是原来的，怎么会不失败？娃哈哈集团总裁宗庆后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企业家的时代，企业家就是学习和创新的象征。
再次，司马迁认为在创新时，肯定会碰到阻力，碰到别人的嘲笑，甚至各种打击，这就要求领导者自己有坚定的信心，有克服困难的勇气，还有排除困难的技巧和方法，锐意改革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例子值得借鉴。在《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为了使国家强大准备改革衣装，练习骑射，但是大臣们都不愿意，他说：“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有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即使所有的人都嘲笑，赵武灵王也要推行他的新政策，这是要有一定的气概的，而且，他还注意方法，说服了德高望重的叔父，这样顺利地在全国推广穿胡服、练骑射，使赵国的实力不断增强。
然后，司马迁认为领导者在创新时应该“独断专行”，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有高于常人的行为和见解，与普通人只可以一起做事，但不可以谋事，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时有一段名言：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者，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创新只要利国利民，不一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曾国藩有句话：“碰到事情，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常人往往没有这种魄力和决断力，所以领导者在关键之时的当机立断很重要，尤其是机遇只有一次的时候。
最后，司马迁认为创新的方法就是尝试，而尝试的结果往往会失败，所以，失败后不认输，重新爬起来继续奋斗的精神特别重要，项羽就是一个反例。在《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在乌江边自刎前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其实，项羽完全有再次奋起的机会，但是由于他的害怕失败，不肯认输，虚荣心强，不肯过江，以自己一死了之，成为汉楚争霸中的失败者。这与越王句践以卧薪尝胆来再度复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激烈的竞争中，心理素质很重要，怎样看待成功与失败的关系是领导心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真正的领导者是不怕失败的，把失败看成动力，屡败屡战，方能大胜。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者是不怕输的，是输得起的，举重若轻，不做项羽。
四、领导的辨别能力
首先，司马迁认为由于君臣之间的信任度不高，“曾参杀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司马迁在《史记卷七十一·揆里子甘茂列传》写到：
昔曾参之处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之，一众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
曾参是一位贤人，而且他母亲对他很信任，但是，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成为真理了，等到第三次有人告诉曾母曾参杀了人，曾母就相信了，马上越墙逃跑了。在一般情况下，下属的贤能可能比不上曾参，而对下属的信任也比不上曾母对儿子的信任，所以，谗言就有了滋长的温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领导在用人前就应该辨别好所用之人，如果的确是自己满意的人，就应该放心大胆地让他去做，因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其次，司马迁认为作为领导，不能轻信谗言，要有自己的辨别力，有自己的主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但历史上信谗的领导却比比皆是，导致了许多冤假错案，给个人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伍子胥之死。吴国的谗臣收到越国的行贿后向吴王进言陷害伍子胥：“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吴王经不起谗臣的反复进言，最后赐死伍子胥，而自己在谗言的包围下也败国身死。毛泽东曾经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用好干部的前提是领导自己有辨别力，正确了解下属的品质、能力，而考察下属的时候，应该从多方面考察，防止“偏听则暗”的现象发生。司马迁认为克服谗言的一个好办法就是领导者善纳谏，广开言路，全面真实地了解情况，谎言、谗言就没有机会传播，可以更好地用人，更好地激励下属。司马迁在《史记卷三·殷本纪》说：“言能听，道乃进。”君王能听别人的谏言，治国的道理才有人说。
最后，司马迁为了强调领导的辨别能力的重要性，以反例来说明纳谏的好处和堵塞谏言的危害性，在《史记卷四·周本纪》中描述了周厉王因堵谏而亡国的事例。厉王行事暴虐奢侈独断，人民有怨谤王的，厉王就叫人监视，谁敢批评厉王就杀掉谁，结果人们不敢开口说话，在路上看见了只能以目示意，厉王很得意，而召公提醒说：“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堵塞人民的口所带来的祸害要比堵水更严重，治理人民要放开言论，使人民敢说话，但是厉王没有听从建议，反而管得更加严厉，最后众叛亲离，自己只好逃到彘的地方。领导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一帮人来帮助他，如果领导没有辨别力，不知道好坏，分不清对错，下属讲的全是假话，那么他的事业就是空中楼阁，南柯一梦。
五、领导的人际交往能力
首先，司马迁认为，领导的良好人际交往能力可以帮助他广结善缘，如果领导者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爱心，那么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往往会使他获得一些难得的发展机遇，为以后的成功打下基础，有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张良捡鞋。《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年少时路过一座桥，见一老翁故意把一只鞋扔到桥下，老翁叫张良帮他捡鞋，而且还要帮他穿好，年少气盛的张良见这人年纪大了，恭恭敬敬地按他的要求做，其实这是黄石公在考察张良，正是张良的乐于助人的品质使老人很欣赏，将《太公兵法》传授给张良，使张良成为一代名将、汉朝的开国元老。人具有社会性，领导对下属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他在单位中的领导效果；对客户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与客户的关系。
其次，司马迁认为领导者平时应该多关心人，多帮助人，这样，在危急之时，这些被帮助的人就可能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感情也有互换、互惠。《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赵盾在山上打猎时在桑树下看见一个饥饿的人，拿了一些东西给他吃，他吃了一半就不吃了，问他原因，他说要带给母亲吃，赵盾认为他很孝顺，就又多给了他一些东西，后来，这人在赵盾仇家手下做官，当仇家设计要杀赵盾时，这人空手斗猛犬来帮助赵盾逃走，问他名字时，他说是桑树下的饿人。
最后，司马迁认为领导者应该有兼容心，能够原谅别人，包容别人，与一般人的思维方式有区别。《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记载了孟尝君接纳离他而去的宾客的事例。自从齐王废除了孟尝君的职位后，他手下的食客大多远走高飞，而当他复职后，这些人又回来了，冯谖想迎接他们，而孟尝君却感慨于这些食客的势利，不想去。冯谖认为，这些食客都是为了利益而来去，并不能怪他们，孟尝君应该包容他们的缺点，仍然收养这些人，好好待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成就自己的事业。孟尝君接受了他的建议，仍然延揽大量门客，帮助自己出谋划策。领导者的肚量很重要，要从大局着想，像大海一样，能纳百川，才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六、领导的权力意识
首先，司马迁认为领导者在没有成为领导者时、未成名时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勇于自荐，把自己放到一定的位置上表现自己的才能，而不是自己埋没自己，“毛遂自荐”的佳话千古流传。《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平原君要出使楚国，商量联合抗秦之事，但是在挑选随从的时候发觉少一人，这时毛遂要求参加，平原君认为他在门下做了三年宾客却毫无建树，表示不同意，毛遂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待其末见而已。”正是毛遂的勇于自荐，才使他自己有了在楚王面前的精彩表现，使联合抗秦的协议早日定下，完成了出使任务。人们常说：世有伯乐，乃有千里马。如果千里马不是等着别人来发现，而能自己跳出来，那么，世上的千里马就多了。海尔集团的总裁张瑞敏说：“我们现在惟一怕的只是我们自己。”有的人才被埋没了，是因为自己缺乏自信，不敢把自己放到舞台上去，有再好的表演天赋，也没有用。
其次，司马迁认为在特定的情况下勇于自荐可以帮助自己摆脱困境，甚至成为发展的转折点，韩信就是以此为转折点。司马迁在《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写到：当韩信犯法要被处决时，他对夏侯婴叫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韩信知道刘邦想成王业，正急需人才，所以在危急关头表明自己是壮士，是刘邦急需的人才，从而挽救了自己的一条性命，得到了重用，被拜为大将军，帮刘邦成就了一番大业。弄斧要到班门，下棋要找高手，不惧权威，勇于自荐，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最后，司马迁认为领导者在上位前需要自荐，而在位上更需要让贤，选择好接班人。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阐述了让贤的重要性。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不能把天下传给他，于是把天下传给舜，尧说了一段至理名言：“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选择自己的儿子，还是选择贤人，从国家利益考虑，从人民的利益考虑，尧选择了贤人，为此，流芳百世。禅让制在古代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同样有它积极的意义。当领导者年龄大了；当组织的情况发生变化，自己不适合所在职位了；当有了更优秀的人才时，领导者如果能愿意让贤，那么对自己、对组织都非常有利，因为寻找和选择接班人是领导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联想集团飞速发展，原来的创始人明显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变化，企业的发展需要他们从领导岗位上让贤，让更年轻的人、更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个企业，联想的第一代领导者选择好接班人，扶上马，送一程，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联想集团显出勃勃生机，成为民族计算机的希望。
司马迁在史实的记载中反映了他的一些领导者心理思想，虽然涉及的多是农耕社会的帝王将相，而现在的社会背景有着非常大的改变，但是他们的某些特质仍然是现代社会的领导者所必需的。领导心理是现在行为科学、领导科学、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我国古代的历史典籍就是一个宝藏，研究“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中的领导心理思想无疑对现代的领导管理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