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潮流的出现，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超越主权国家的更大范围的地区认同也开始出现，因为国家相互依存所需要的经济合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需要不同国家之间在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历史记忆等各个方面的大致趋同，即拥有大致相同或至少不相抵触的共同意识。
在东亚地区，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各国频繁的交流，这些国家之间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密切了相互联系，而且地区的自我意识也在增强，于是东亚地区认同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作为东亚重要国家的中国和日本，无疑会对这一地区认同的形成与否以及具体的认同内容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探讨中国与日本两国近代至今不同的历史经历对东亚地区认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认同与东亚地区认同
认同（Identity）是人类社会某一群体由于具有某些共性而形成的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一种共同意识，即“行为体在与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也就是说，认同既需要具有共同性的“自我”意识，同时也需要意识到在“自我”之外所存在着的“他者”，这一意识主要强调的是行为体对于“自我”和“他者”的一种自觉认知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当然，要区别“自我”和“他者”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认同可以有各种各样，形成认同这一共同意识的要素也可以有很多。一般而言，认同具有相对性、层次性和多元性。所谓相对性，即对“自我”和“他者”的区别是相对的，相对于另外感觉更为遥远的“他者”，某些“他者”可能会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或者反过来说，某一“自我”内部仍然可以分化出远近有别的更多“他者”。所谓层次性，与相对性有关，即认同可以是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所形成的，例如可以分为团体认同、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地区认同，甚至还可以有世界认同和人类认同等不同层次。所谓多元性，即形成认同的心理要素可以是多方面的或者是综合性的，例如可以有人种认同、地域认同、经济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历史认同、法律认同等等，不过这些认同之间有可能相互矛盾和相互抵消，最终能够构成认同的主要因素或主要纽带是在某一种或多种认同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情感和共同利益的认同。
尽管有如此众多的认同，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是地区认同，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东亚地区认同。那么，究竟什么是地区认同以及东亚地区的认同呢？有学者认为：“地区认同或意识是指若干地理上接近并相互依存的国家在观念上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认同以及将其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意识。”或者“地区认同或区域意识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意识、家族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基础产生的群体意识，是一种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居住的人群所共同产生的认同意识与归属意识”。也就是说，地区认同主要是以一定地理范围为基本要素而形成的认同，即首先以地域范围来界定“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处于某一区域范围的国家被相互视为“自我”，在这一区域范围之外的国家则被视为“他者”。然而，要真正形成一种地区认同，仅仅依靠地域范围的制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地区不仅指地理的、经济和政治的构成，而且包括心理的、文化的认同。没有心理和文化的认同，地区的概念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牢固的”。也就是说，要形成一种地区认同，除去处于相同地域范围这一基础性要素之外，一般还需要这一地域范围内的国家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以及经济、政治、法律等认同，即这些国家之间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在历史上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和感受以及对历史有着大致相同的记忆，在现实的政治或经济生活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利益，否则即使处于相同地域的国家也有可能出现认同分裂甚至认同对立。
因此，东亚地区认同就是指东亚国家超越民族国家观念而以自己所处的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并明显同东亚地区之外的国家有所区别而形成的一种共同意识和归属感。当然，形成这种共同意识和归属感不仅仅依靠东亚地区这一地理范围的约束，而更多的是依靠东亚国家之间所具有的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大致相同的历史经历及其记忆，以及大致相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那么，东亚的地理范围究竟包括哪些国家，以及在这些国家之间是否存在认同呢？从历史上来看，最初的所谓东亚地区并不是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因为在古代这一区域基本上被我们称之为“东洋”和“南洋”，大致分别指今天的东北亚和东南亚，然而到了近代之后，这一区域又被欧洲人称为“远东”，其范围界限仍然模糊不清，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地区的概念和范围才渐渐清晰起来，即逐渐从“远东”这一概念中分离出了“东南亚”和“东北亚”并逐渐整合成为今天的东亚地区。也就是说，今天的东亚地区，应该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所有国家，具体地说应该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和东盟十国。
至于东亚地区是否存在或存在过认同，即东亚地区的自觉共同意识，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东亚地域意识，并不是近代以后才形成的，早在周代就已有这种意识存在了，至汉唐时代则日臻完善。”日本学者崛敏一也认为：“东亚地区最初使高度文明产生的是中国。在中国产生的文明促使中国周边地区以及周边诸民族的勃兴，形成了包括诸民族的东亚世界。”当然，古代的东亚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基本上相互隔绝，在这一地区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一般被称为“华夷秩序”的中心环状国家结构，即中国占据了东亚的中心位置，形成了一个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大帝国，并将其势力范围大致涵盖了朝鲜半岛、琉球、日本和越南等国，并以所谓“朝贡制度”将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秩序与制度下，朝鲜、琉球、日本、越南等国通过向中国的大规模学习和模仿，形成了同中国相近的文化，即主要以汉字、儒学和佛教为主要内容的共同文化背景，在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甚至政治体制方面也大致相同。但是，并不能由此就认为在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地区认同，因为我们所说的地区认同是某一区域内部的国家彼此之间具有共同性的一种自觉意识，以及与地区外其他国家相比较而存在的彼此之间不同的自觉意识，而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华夷秩序”下的国家彼此之间由于处于不平等地位而并没有具有共同性的自觉意识，或者即使有也是单方面的，对地区之外与自己相区别的世界则更没有自觉的意识。东亚地区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且地区内国家具有某些共同性，主要是由地理环境所限制的一种无意识结果，因此还不能将这一相对独立性和某些共同性视为近代意义上的地区认同。
不过，不能够否认的是，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核心国家，在“华夷秩序”下长期对其周边国家的影响，对促成东亚地区认同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受其影响的国家之间具备了很多共同性，为形成地区认同提供了可能性，相对短缺的就是地区内国家的平等观念和地位，以及在与外界的“他者”相遇时仍然还能够保持已有的共同性并且自觉地意识到“自我”和“他者”的区别。然而遗憾的是，近代欧美国家对东亚地区的殖民主义扩张摧毁了东亚形成地区认同的可能性，在面对欧美殖民侵略时，东亚国家之间不但没有形成平等的观念和地位，反而彼此被分割为不同殖民国家的势力范围，国家地位也严重失衡，其中尤其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日本未被殖民化反而成为殖民国家这一历史事实导致了中日两国近代不同的历史经历，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东亚地区的认同，甚至影响到了今天东亚地区的合作。
二、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经历导致了东亚的进一步分裂
19世纪中期，经过工业革命而迅速崛起的欧美国家开始了向东亚地区的殖民扩张。1840年2月，已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并且很快打败中国，迫使清政府在1842年6月接受了中国近代同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据此英国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并获得了许多特权，而中国却开始逐渐丧失东亚地区的强国地位，并且相继同其他欧美殖民国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步一步地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几乎与此同时，1853年7月，美国军舰进入日本港口，并在次年3月迫使日本幕府签订《神奈川条约》，据此日本长期封闭的国门同样被打开并丧失了许多权利。也是大约在此前后，东亚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先后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
在殖民主义扩张的大潮之下，东亚地区的“华夷秩序”开始解体，作为过去“华夷秩序”中心国家的中国已经不再具有维护这一秩序的能力，过去在这一秩序下生活的其他东亚国家也不得不生活在欧美列强建立起来的新秩序中。如此一来，东亚地区不再是一个相对统一封闭的独立存在，而是被分割成了殖民者与殖民地两大部分，并且作为外来者的殖民者反而成了这一地区的主宰。即使同为殖民地的东亚各国，也被分别置于不同殖民国家的支配之下。因此，可想而知，东亚地区被分裂了，东亚国家在还没有感觉到“自我”与“他者”的区别而形成对“自我”的自觉意识时，就被“他者”残酷地将其地区认同剥夺了。
然而，造成东亚地区更加严重分裂的应该说是东亚国家本身。同样面对欧美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控制，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远东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以已改变的西方方式重新组织自己”。相对于中国东亚强国地位的丧失和一步步沦为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日本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不但没有像中国一样沦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反而按照欧美列强的近代规则既改变了国内的政治体制与结构，又对外迅速崛起，很快进入了西方列强的行列。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也开始按照欧美殖民国家同样的方式或者更为残酷的方式对待其他东亚国家。1885年，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著书《脱亚论》中明确表示：“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来共同复兴亚洲，毋宁脱离其队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即使对待支那、朝鲜的方式，也不可因系邻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以西洋人对待它们的方式加以处分。”这一思想不幸成为日本政府处理同其他东亚国家关系的主要政策，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同欧美国家争取更平等地位的同时，日本先后侵略中国的台湾，吞并了琉球王国，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与中国之间进行了甲午战争，并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获得大量赔款和许多特权。由此，同样作为东亚国家的中国和日本开始长期处于一种殖民与被殖民、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之中，东亚地区也进一步被分裂。
面对欧美列强的殖民入侵与控制，以及面对日本更为残酷的殖民占领与控制，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所追求的目标首先主要是国家和民族认同，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唤醒民众，使其在对民族或国家的认同过程中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而地区认同还远远没有成为这些国家的需要和诉求。即使是日本，其主要的认同也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以便在此基础之上凝聚国民力量，继续对外扩张，实现自己更大的国家利益。
20世纪初，日本在1904年2月至1905年5月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欧洲国家俄国，从而一跃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更加踌躇满志，在中国问题上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试图在中国获得更多权益并进而独占中国。与此同时，日本提出“大亚洲主义”、“亚洲联合论”等主张，想要将欧美列强排挤出亚洲，尤其是东亚，自己则成为这一地区永久的霸主。也正是因为如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为了排挤欧美国家在东亚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日本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开始借助武力实现自己的“亚洲霸主梦”，1931年9月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7月又挑起“卢沟桥事变”，试图肢解和占领中国，当然地引起了中国的全面抗战。之后不久，日本又提出要建立包括整个东亚地区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11月召集亚洲国家的一些傀儡政权在东京举行了所谓“大东亚会议”。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也是一种东亚认同，即试图将整个东亚连成一体，但是其实质却是试图通过武力占领或外交压力奴役东亚其他国家的一种尝试，因此不可能得到其他东亚国家的认同，却反倒招致这些国家更强烈的反对而进一步分裂了东亚。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导致了中国民众的一致抗日，最终反而是中国联合了东亚地区之外的美国等国家来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并最终战胜了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与日本之间近代以来侵略与被侵略的对抗关系终于结束，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也获得独立，这些变化都再次为东亚认同提供了历史的机遇。然而历史总是难遂人愿，战后不久爆发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冷战再次撕裂了东亚，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分属了不同阵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不同阵营的主要认同，甚至国家认同的意识也被削弱，东亚地区认同就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了。在这一冷战结构下，中国和日本分属不同阵营，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甚至没有外交关系。日本虽然在战后明确放弃了近代以来的所谓“脱亚入欧”政策，1957年提出“亚洲一员”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但是实际上仍然将自己视为西方一员，同美欧国家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同东亚国家的关系。即使在同东南亚国家、台湾地区、韩国的相对紧密关系中，日本也只是为了其经济利益。正如美国学者奥尔森在20世纪70年代初指出的那样：“日本远在一个世纪之前即跃入西方技术文明的行列，一百多年来，他们的精力几乎完全集中在西方思想和西方事务方面。他们大多数人对亚洲是冷淡的。”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仍然被东南亚国家称为“经济动物”。
1972年9月，中国与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近代以来不平等的中日关系才真正开始得以发展。不过，中日关系改善的动力主要是出于两国一定程度的安全认同，而当时能够左右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却并不是中国和日本，而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整个东亚仍然笼罩在冷战结构下，意识形态也仍然是认同的主要标准，因此中日关系的改善并没有带动东亚地区的认同。尤其是日本，长期徘徊在东西方之间，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仍然认为：“日本在考察世界的时候，时而以东方为立足点，时而以西方为立足点，时而又以东西折中的接触点为立足点。”
由此可见，相当程度上正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地区最大国家的历史经历的不同，导致了东亚的分裂和地区认同的缺失。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东亚国家的不同殖民占领和统治又导致了东亚地区的多样性，即东亚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不同的历史认识和记忆，甚至在文化、宗教等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这些不同都使得在东亚地区国家之间很难形成地区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中日对抗以及殖民主义在东亚地区的统治，但是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战却继续分裂了东亚，使东亚地区认同仍然难以建立起来。
三、冷战终结前后东亚地区的重新整合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苏缓和的大背景下，东亚地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构成地区认同最主要的因素也随之发生变化，即意识形态渐渐地不再是构成认同的主要因素，经济利益与相互依存度以及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越来越成为构成认同的主要因素。在这种形势下，东亚国家之间的各种联系相应增加，地区认同问题开始成为东亚国家之间越来越多讨论的一个话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对东亚地区的认同也逐渐被激发了出来，“日本模式”或“东亚模式”以及“亚洲价值观”等可以称得上东亚认同的概念先后被提了出来。在这些模式或价值观中，都强调儒学中关于权威、集体、等级、秩序、责任、勤奋、节俭、协调等东亚国家独特的精神，认为正是这些精神造就了东亚经济的成功并构成了东亚国家与其他地区国家相区别的主要特征。就如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所认为的那样：“东亚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
从客观上来看，这一模式或价值观的提出，确实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东亚国家的自我认同意识。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均势。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力一样也被看做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不过，这一地区认同的加强还主要是经济发展之后的自信所致，在形成更高形态和更加稳定的认同所需要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实利益等方面，东亚国家之间还处于较低阶段。
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他大部分东亚国家也将经济发展作为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因此，“东亚涌起了世界历史上声势空前的工业化、现代化大浪潮。到了80年代，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西方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增长速度。东亚成为当代世界发展最快、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并且带动世界重心从大西洋地区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为‘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拉开了序幕”。尽管对世界是否将进入“太平洋时代”这一看法还有很多争论，但是8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有目共睹和不容置疑的。而且，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也在加深，例如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也长时间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其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目前两国的年贸易总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这种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客观上有利于东亚国家地区认同意识的出现与强化。
此外，冷战结束以后，东亚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大幅度改善，例如中国和韩国建交、中国和新加坡建交、中国和越南以及东盟国家关系全面改善，即使在1989年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倒退的形势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没有出现大幅度倒退。这种状况也促进了东亚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东亚地区认同的强化与形成。
另外一个有利于形成东亚地区认同的因素，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即在东亚“自我”意识增加的同时也有来自东亚地区之外“他者”的刺激而迫使或促使东亚国家之间形成更强的地区认同。也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进程进一步加快，1993年11月欧洲联盟（EU）建成，并且其成员国范围不断扩大，相互开放边界，实行统一货币，正在谋求实现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1994年1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以美国为核心形成了世界上另外一个通过开放的经济贸易来深化国家间合作以促进地区全面发展的区域。这两大经济区的建立，对于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和经济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而言，对于处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地区的东亚其他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压力。面对来自外界“他者”这一巨大的刺激和压力，东亚国家的地区认同意识也得到了增强。
一般认为，地区认同是维护地区和平与深化地区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区域意识的不断上升，有利于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因为民族国家意识重要性的下降和区域意识重要性的上升是区域合作赖以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东亚地区认同应该是东亚国家追求的目标。然而，尽管东亚国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增强地区认同的意识，但是追求地区认同的时间还比较短，而且这一追求还常常被东亚国家之间围绕某些现实利益或不同历史认识的冲突所打断，其中尤其是中日两国的关系，仍然常常成为影响东亚地区认同的重要因素。
中国和日本无疑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国家，任何有关东亚地区的事务和合作，不可想象能够在排斥中国或者日本的前提下实现，当然包括东亚地区认同的实现也是如此。然而，虽然中国同日本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在加深，经济法律制度也在逐步接近，政治关系也在持续改善，文化更是具有众多相同或相近的内容，但是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安全战略以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还存在不同认识甚至冲突，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并阻碍了两国的地区认同以及地区合作。例如，由于日本一些政治家对近代历史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导致中国民众对日友好感情的下降，2002年和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的两次中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两年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亲近感显著增加。”2005年4月甚至爆发了中国民众大规模的涉日游行。又如，中日两国在安全领域彼此缺乏信任，对对方的发展心存疑虑，如日本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以及对中国适度发展军事力量的担忧，中国对日本参与日美框架内的各种军事活动及本身军事力量的增长和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也表示不快和担忧。再如，意识形态虽然已经不再是左右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但是中日之间还是有可能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产生摩擦，如李登辉、达赖、热比娅等人的访日，就造成了中国与日本的外交摩擦。
何况，从日本方面来说，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所谓“亚洲化”过程，即真正的回归亚洲而不是在西方与亚洲之间摇摆，因为“日本文明的独特性、其他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记忆，以及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经济中心地位，对于日本来说也意味着，疏远西方将比与亚洲混合在一起更容易”。也就是说，日本的国际定位与亚洲国家对日本的认同还存在距离。
因此，继续改善中日关系与日本真正回归亚洲就成为增强东亚地区认同和深化东亚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中日关系的改善除去中日两国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将中日两国规范在一个东亚多边框架中，这样可以使中日两国在增加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增加共同责任。例如，目前已经实现的东亚“10 3”以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机制，就会对改善中日关系以及促进地区认同的形成和地区合作起到积极的作用。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经倡导的“东亚共同体”尽管其构想并不是很明确，但是至少是包括中日韩和东盟等东亚主要国家的一个合作构想，并且已经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东亚国家的赞同，所以在推进建立类似如此共同体的过程中也会增加东亚地区认同和形成更多的地区合作。
当然，由于东亚国家的多样性特点，以友中日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决定了东亚地区的认同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也不会一帆风顺地实现。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东亚国家才更需要共同努力，在逐渐培育地区认同的基础上谋求东亚地区更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未来，其中中日两国更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