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影响中日关系的众多因素中，民族主义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基础性的因素。冷战结束以后，在中国和日本国内都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并且都体现在了两国国民对对方的感情中，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双方政府对待对方的政策。本来，每一个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价值评价也难以一概而论。不过，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有两层含义，即对内唤起本民族的认同意识及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以及对外显示自我与他者的不同并试图超越其他民族。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内向型民族主义，后者则可以称之为外向型民族主义。应该说，前者被认为是合理和积极的民族主义，例如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和维护民族国家主权的行为等；而后者则被认为是不合理和消极或极端的民族主义，例如近代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或民族的殖民主义扩张和一些民族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将其他民族作为参照物或对立面甚至试图压倒对方等。同样，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中也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尤其在两国民族主义对外释放的过程中，往往将对方作为参照物来看待，彼此间常常会发生碰撞或冲突，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因此，认识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消极作用并且抑制两国的民族主义，是走出中日关系困境的途径之一。
一、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及其作用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最早产生于近代欧洲，其后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逐渐扩展到了全世界，并且对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使其成为国际关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概念。
那么，民族与民族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对此学术界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以至争论，但毕竟还是存在一些基本共识。
对于民族的认识，不论从人种、地理、语言、经济生活、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哪个角度来加以定义，都不能否认民族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人类群体，即具有某些共同特性的人群。当然，并不能反过来说任何一个人类群体都可以称为民族，因为人类群体也需要发展到某种程度才可以被称为民族。
至于民族这一人类群体是怎样形成的，应该说这既是一个自然和客观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有意识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即应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定义民族。也就是说，“尽管民族的定义千差万别，但归纳起来不外是从社会群体的主观归属感和划分群体的客观标准两个不同角度出发，区别民族与非民族。”
由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需要，人类在客观上需要结成社会，即人类群体。或者说，人类群体的出现和形成需要一些最基本的客观和自然的要素，比如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习俗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最基本的客观要素，才有可能形成某一具有共同特性的人类群体。然而，仅仅有这些客观要素还不够，这时的人类群体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当这些人类群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在与外界其他人类群体发生各种关系的时候，一种内外的区别就会让这些人类群体的成员之间产生一种明显区别于外在其他人类群体的相对亲近的认同感，即长期共同生活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共同的历史与文化。这一认同感又使得每一成员对自己所属的人类群体有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只有到这时，也就是一个人类群体的成员从主观上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属群体的存在以及与其他人类群体的区别，才可以说这一人类群体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即从一个自在的人类群体变成了一个自觉的人类群体。
作为一个民族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构成该民族的每一成员之间都具有一种认同感。这一认同感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而独立，即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维持，以及即使脱离民族形成过程中所需要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习俗等客观要素，它也仍然会继续存在。当然，这一认同感需要深厚的文化内容来维持和保证。例如，中国人和犹太人两个民族就是如此。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就是构成中国认同的主要内容和保证。这些因素不但凝聚了本民族的人们，而且还同化了众多的异民族而互相融合成为更大规模的民族。正是由于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与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所以虽然在历史上中国社会屡经战乱，近代以来又遭受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瓜分危机，但仍然维护了民族和国家的存续，生活在海外多年的华人也仍然有浓厚的中国情结。犹太人在距今大约3000年前形成了一个民族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但是在大约2000年前其国家和土地被古罗马帝国所吞并，大部分犹太人都被驱赶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失去了他们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以至共同语言。然而，一部《圣经·旧约全书》和一部《犹太教法典》记载了犹太人的历史和宗教生活及其教规，使犹太人长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认同感。这种不变的宗教信仰和对自己民族的恒久历史记忆，维持和保证了犹太民族的存续，并且在2000年之后又恢复了自己的国家。
民族主义，是在对民族具有自觉认识的基础上对本民族的一种情感和为追求本民族利益而形成的一种思想、思潮、学说或者运动。在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同样也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仍然可以找到基本的共识，即不外乎或者说是一种情感，或者说是一种思想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学说和原则，或者说是一种运动，或者说是一种纲领和政策，或者将几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所以说，“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不过，不论民族主义究竟是一种情感、一种思想还是学说或运动，抑或几者兼而有之，关键其追求的目标都是本民族的利益，而其中最主要的核心追求就是建立民族国家和维护民族独立进而追求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更加强盛。因此，民族与国家就有了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既是在民族形成过程和形成以后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自然朴素的情感流露，同时也是为建立国家和维护独立以及在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
正是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首先在欧洲和北美洲形成了以民族为基础的近代国家。一般认为，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形成的国家，以及欧洲30年战争后对欧洲新独立国家的承认，就意味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其后在18世纪后半叶美国独立战争后出现的国家，以及法国大革命后对国家观念的重新认识，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和范围，使其成为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行为体，并且直至今天还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因此，民族主义就不仅仅是对本民族的一种情感流露和建立国家过程中的政治手段，甚至对国际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方国家在利用民族主义完成对近代国家的建立或整合之后，开始了对全世界的殖民扩张。虽然西方殖民者并没有将东方各民族视为民族而平等对待，但是伴随着这一大规模的扩张，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也从欧美传到了全世界。位于东亚地区的中国与日本同样也受到了这一概念的影响，民族和民族主义也成为塑造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国家的重要武器。然而，同样面临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中国和日本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也显示出了许多不同，并且这一不同至今仍然影响甚至制约着中日关系。
二、中日民族主义的发展与特点及其比较
作为国家，中国和日本分别已经具有4000多年和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应该说是在近代以后的事。不过，中日两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对近代以后各自民族主义的出现也有一些影响作用。例如，中国是一个身处亚洲大陆的大国，在历史上屡遭来自北方的外敌入侵，但优秀深厚的文化甚至使入侵者也被同化。这种辐射型的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一种天下观念和大国心态，以自己为中心来看待自己所知的世界，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因而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因素相对缺乏。此外，广阔的统治区域和频繁改朝换代的国内动荡也使得中国社会经常处于一种政治上的分裂状态，这也不利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出现。而日木则是一个相对于中国要小得多的岛国，在历史上几乎没有遭受过外来入侵，相对封闭，尤其是17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50年代的200多年中，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造成日本几乎与世隔绝。这种长期封闭的状态使得日本社会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及内在协调的特点，再加之国内政治相对稳定，所以民族和民族主义比较容易在日本产生。
19世纪中叶，欧美国家开始了对东亚的殖民扩张和侵略，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的“黑船事件”分别迫使中国和日本向欧美列强打开了国门。伴随着这一过程，中日两国都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民族危机，并在同西方国家的强烈对比中强化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但是，同样面临民族危机，中日两国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日本很快接受了来自于西方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概念，利用民族主义凝聚了国民的力量，在推翻了国内幕府的统治之后，建立起了以天皇制为中心的近代民族国家，全面引进和学习欧美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与科学技术，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很快就摆脱了民族危机，反而进入了欧美列强的行列。中国则由于封建帝制的腐败和衰弱，国内迟迟难以形成民族和国家认同，更没有形成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在欧美列强的侵略面前只能够屈辱让步，一再丧失尊严和国土及财富。
日本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现和形成于19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前后，当时革新派的武士们就是在消除民族危亡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推翻了幕府，完成了明治维新的各项重大改革，将一个封建的日本改造成了一个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是，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在日本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出现和形成的。因为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而且长期以来所谓天皇“万世一系”的思想对日本国民具有巨大的影响，使得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天皇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家与国不分的国家主义。也就是说，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
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感召下，日本不但建立起了近代民族国家，而且其民族主义急剧向外膨胀，迅速加入欧美殖民国家的行列，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既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同时其侵略扩张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民族主义，而且这一对外侵略扩张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大都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日本在强大起来之后必须面对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例如，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建立起近代民族国家后外向型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释放，不但实践和检验了其民族主义的成效，而且战争的结果更刺激和强化了日本的民族主义；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打败了俄国，亚洲人打败了欧洲人，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日本的民族主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民族优越感和充当亚洲领导国家的想法充斥了日本人的头脑；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九一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更是激起了日本民族主义的高涨，日本建立起了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试图通过战争独占中国并实现由日本领导下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即日本的战败，是对日本近代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国家主义这一极端民族主义的致命打击，日本民族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甚至转变成了一种民族耻辱感，使日本社会开始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近40年时间里，日本的民族主义受到了抑制，因为它总是与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国家主义又容易使人们同战时的日本联系起来。尽管在此期间日本社会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但应该说民族主义并没有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也就是说近代明治维新后兴起的民族主义开始弱化，即认为日本民族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或者说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过时。
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日本民族中潜在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复发。20世纪80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对内进行“政治总决算”、对外要做“政治大国”的政治目标，就是日本民族主义要求复兴的主要表现，并且在这一思潮之下日本某些政治势力开始试图通过弘扬日本传统文化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来重新凝聚国民。冷战结束之后，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国家发展前途迷茫，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日本的民族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且表现得更为强盛，同样通过弘扬日本传统文化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来凝聚国民。例如，2001年年初出版的畅销连环画《战争论》，就试图通过对历史的歪曲来恢复过去战争时期日本人崇尚集体和为国牺牲的精神；2005年11月，另外一本宣扬日本民族文化优越的畅销书《国家的品格》出版，其中明确提倡恢复武士道精神，认为这是培养日本人的爱国心和拯救所谓文明病的关键。至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从2001年4月上台至2006年9月下台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则说明了这一民族主义已不仅仅存在于日本民间，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日本政府的一项政策选择。
相对于近代日本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这样一种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即崇尚文化的力量并通过大规模向外辐射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来维护甚至扩大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但是同时却缺乏形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性民族主义，即国家主义。也就是说，相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中的国家主义成分要少得多。
中国的民族主义发轫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面对欧美列强的侵略，李鸿章等一部分清王朝的官吏主张通过引进欧美国家的技术来复兴中国。这应该是中国最初的民族主义意识但是当时的中国民众仍然没有民族的概念和民族主义的意识，中国仍然没有形成近代民族国家。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但是，以此为契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主体从部分官吏转向了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主张不但要学习欧美国家的科学技术，还要引进和学习欧美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试图通过变法建立像日本一样的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但是，这一民族主义运动与过去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样，也不是一场民众的运动，所以在保守派的反对下同样遭到了失败，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又一次没有能够实现。
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并推翻了延续2000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了中华民国。这场革命与共和国的出现，开始将民族国家的概念扩展到了中国的部分民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开始在中国出现。不过，其后的军阀混战仍然使中国社会处于分裂状态，统一民族国家的概念仍然很淡薄。而当时的日本，利用中国的分裂，加深了对中国的渗透和侵略，这又反过来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由于中国北洋政府同日本之间秘密签订“对华二十一条”，中国学生为反对日本占有中国山东省权益而引起的一场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开始唤起了中国民众，使中国民众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逐渐得到强化。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更加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形成了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民族感情。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国内立刻掀起了一场全民族的爱国运动，正处内战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也开始合作，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且，正是由于抗日战争这场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的胜利，更加增强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形成了民族国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坚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也同样受到了抑制。这一时期，中国对外主张国际主义，对内主张爱国主义。有人认为爱国主义就是一种民族主义，其实爱国主义主要是为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而由官方提出的一个政治性概念，与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此外，尽管在很多国家看来，中国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共产主义国家，但实际上充其量也只能说中国是将共产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了起来，同样不能称做民族主义。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前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再次兴起。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应该说主要是由于官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弱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国民对近代屈辱历史的深刻记忆以及网络的出现。也就是说，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下降，民族主义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国国民的主要意识形态。而且，随着90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国民的自信心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与近代的屈辱历史相联系，于是通过弘扬民族主义来追求民族的振兴与国家的强大。这一民族主义的思潮与要求借助于现代通讯手段互联网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响应，其声势与影响更加显著。不过，造成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最直接或者很大程度上的原因，则与日本有关。例如，近年来日本政要和一些右翼团体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各种行为、日本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导致中国民众死伤、日本想要“入常”等等，都成为引发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典型事件。
从总体上看，中日民族主义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即在很大程度上彼此之间都是将对方作为“不能忘却的他者”的。虽然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都是在面临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刺激下开始出现的，但是双方民族主义的发展却与对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不过，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基础上自身完成的，并且以此迅速消除了民族危机，完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其后主要是在针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扩张过程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与此相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却自始至终都“并非出于对民族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内在冲动与要求”，而是在不断消除民族危机和试图建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艰难地被迫完成的，而且主要是在抵抗日本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得到了强化。即使冷战以后，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虽然早已不再是反侵略与侵略之间的关系，但是彼此之间相互参照和对立的意味仍然十分明显。日本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消除日本的战败国地位，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心，进而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但在走向国际化世界和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同时感觉到了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所谓“威胁”，以及对日本想要成为政治大国的“遏制”，而在消除战败国地位的过程中对过去那段侵略战争历史的重新认识必然会触发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弹。同样，“中国民族主义的理想是‘强国梦’，近代中国的主要文章，尽可围绕这三个字来做”。冷战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指为自己的国家、民族谋利益，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超级大国这么一种情感，一种价值观，以及由这种情感和价值观推演下来的一套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发展思想，一套大国战略”。在中日两国追求大国和强国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都将对方当成了强化自己民族主义的参照物和对立物。
在现代国家，一般都存在民族主义，而且作为一种对本民族表示忠诚和热爱的情感，有其合理性，因为这是任何人类群体的成员都会自然产生的一种情感。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运动，它包含了对民族的理性认知，也蕴涵着巨大的非理性的情感的表达”。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有其两面性，既有维护本民族利益和彰显本民族荣誉的一面，但是也有在这一过程中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可能性。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都在追求本国的大国和强国地位，但是两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有可能发生碰撞，尤其是很大程度上两国的民族主义都将对方作为其参照物和对立物的情况下更会是如此。
三、中日民族主义的冲突
中国和日本地理上的接近以及相互实力的增长，使中日两国都不能漠视对方的存在，但是由于两国冷战后的不同国家发展战略与东亚地区多元化的特点，导致中日两国在一些问题上产生摩擦。本来，国家之间存在问题也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应对。中日关系经过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后到冷战结束前后的近20年的发展，在两国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各种层次的对话机制，彼此的合作领域和合作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些因素都制约了中日关系的全面恶化和直接冲突。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两国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却形成明显的对立和冲突，这种状况与过去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民族对立情绪相结合，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各自政府的政策选择，对中日关系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以致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长期处于一种“冰冻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中曾根内阁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政治大国”的内外总方针，一般被认为是战后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出现及其诉求，即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战后长期被压抑的政治愿望开始想要表达，民族自信心再度被唤醒。于是，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重新认识历史的政治势力。1982年和1986年的两次历史教科书问题，对中国民众造成巨大冲击，尤其是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作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感情，重新刺激了中国民众的历史记忆，使得在70年代对日本建立起来的一点美好印象顿时烟消云散，并且与当时中国社会开放和要求民主的呼声相结合，拉开了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序幕。例如，在1985年12月9日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的活动中，北京、西安、成都等城市的部分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重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抵制日货”的口号，开始在反对日本的声音中展示自己的民族主义。
在冷战结束以后的90年代初，虽然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关系依靠70年代以来友好与合作的惯性而维持了一种正常的发展，甚至在一段短暂时期内成为中国同西方国家中最好的一对关系，但是其后不久随着中日两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实力对比的变化，两国的民族主义也随之上升，并且相互对立，成为影响甚至左右中日关系的因素。大约在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致使中日经济实力对比逐渐缩小并越来越向着有利于中国方面发展，以至在2010年中国终于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日本却失去了保持近30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在政治上，中日之间不但失去了冷战时期的对苏共同战略基础，反而由于双方都积极追求大国战略而出现了彼此的警惕与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增加，民族主义高涨，而且其针对的目标主要就是日本，即历史的记忆再次被掀开，将振兴中华民族同日本的未来发展对立起来，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充满不信任，在政治上千方百计限制日本的发展，甚至将日本符号化，日本的一切都成为民众反对的对象。同样，在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对作为邻国并在近代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在实力对比上超过日本的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充满担忧和不信任，甚至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认为中国发展迅速但是其未来却缺乏透明度，再加之历史上的积怨，因而对日本构成所谓威胁。
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氛围中，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普通问题被无限扩大而上升为民族问题或政治问题，例如2001年的沈阳领事馆事件、2003年的西北大学留学生事件、珠海买春事件、亚洲杯足球赛事件等，引发了日本和中国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应，进一步恶化了对对方的印象，致使近十年来双方国民对对方的亲近感与友好度在不断下降。总之，在两国国内，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反对对方的民族主义舆论，彼此很难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攻击和指责对方都很容易在各自国内博得喝彩，而稍微冷静理性看待对方则很容易在各自国内受到攻击和指责。
国民感情的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导致了中日政府关系的紧张，即中日两国政府都受到了民间感情的制约，在彼此关系上表现得越发强硬，例如两国在东海问题上的争端不断升级等，日本政府也在对华政策上越来越强硬，围绕靖国神社问题反而指责中国干涉日本内政，尤其在小泉政府期间，作为首相的小泉不顾中国的多次反对，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将中日关系推向低谷。
然而，目前的中日关系毕竟已经不再是处于殖民主义时代的国家关系，各自民族主义的存在及其冲突并不能达致各自民族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当然更不能彻底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甚至反而对各自政府的政策决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牵制和影响。尤其是2005年4月至2006年10月之前的中日关系，甚至到了面临直接冲突的危险境地，对彼此的国家利益都构成威胁。作为政府，必须现实和理性地对待这一局面。因此，双方政府开始了改善关系的进程。2006年10月，刚刚上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被称为“破冰之旅”，宣布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系开始有所改善。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被称为“融冰之旅”的访问，两国政府之间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进一步确定了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实质性内涵与具体内容，对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也一致同意通过对话加以解决，由此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又回到了比较正常的轨道。其后，两国首脑又多次互访，进一步充实了彼此的所谓战略互惠关系。
但是，这一关系的确立还仅仅是两国政府间的相互承诺，民间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仍然需要时间，而两国关系的真正和解与友好最终取决于民众的感情。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将对方作为其对立面，因此在两国关系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中日两国政府应该相互有意识地制约并积极引导各自的民族主义，彼此的民族主义都要在发展自己的同时能够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看待对方，而不是将对方作为参照物和对立物来加以反对。此外，要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发展趋势，中日两国相互合作才是彼此的共同利益，所以要更多地提倡地区主义，增加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共同责任，逐渐淡化两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要削弱那些极端意义上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