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些直认为具有人性的人在伤害无辜的他人时，比如士兵在战争中常伤害平民等，他们会以贬损受害者的方式来减少这种失调（“那些婊子养的在帮助敌人。一有机会，他们会在背后捅你一刀”）。当人们从社会不公正中得到好处而同时使其他人受难时，他们也经常对自已说，这些受害人根本没有能力得到更好的东西，因为他们已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又懒又脏，没有道德感。
最后是一个“自然实验”的例子，我们可从中看出人类如何通过理性来减少认知失调：
——1983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大地震之后，圣塔克鲁茨市根据加剩福尼亚一项新的法案，委派声望卓著的戴夫·斯迪夫思工程师前去评估当地建筑的抗震情况。斯迪夫思认为，有175栋建筑有可能在大地震中遭受严重损坏，其中许多建筑还位于主要的商业购物区。市政委员会被他的报告和暗含在里面的巨大工作量吓得六神无主，最后退回了他的报告，并一致决定等待该州立法明确以后再说。斯道夫思于是被称为一个大惊小怪的家伙，他的报告对全市人民的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此后谁也没有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1989年10月17日，圣塔克鲁茨市近郊突然发生7．1级地震，300余栋民房遭到灭顶之灾，另有五千余幢遭到重创，市内商业区被夷为平地，5人殒命，2000余人受伤。
认知失调理论本身很有说服力，因而比较容易逃过各种攻击。在这一理论问世后的25年间及弗斯丁格离开社会心理学领域转而研究感知问题的16年中，对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九的人认为他对这个领域做出的贡献最大。接近这个数字的只有鲁温，达到百分之七十。
然而，对认知失调理论的另一种批评却不是轻易就可驳倒的。研究者们几乎总是哄骗志愿者去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为钱撒谎），或在他们不认可的情况下要其去做一些劳神费力或荒诞不经的事情，或把他们自己身上不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从而使其自尊心受损。研究者事后会向受试者进行解说，向他们解释实验的真实目的，并说合理欺骗是必需的，他们的参与使科学受益无穷。这种做法虽说部分地恢复了他们的安宁感，但批评者坚持认为，把别人摆在这样的体验中且不告诉他们或不征求他们的同意仍然是不道德的。
这些道德问题在认知失调研究中可以说司空见惯，甚至还以更严重的形式出现在社会心理学研究当中。最著名的案例发生于1971年，是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菲律普·G·金巴多（Philip G．Zimbardo）教授及三名助手所做的一项实验。为研究囚犯的社会心理，他们招收本科生志愿者，让他们体验监狱生活，分别充当看守或犯人。所有志愿者都要接受面试和性格测试；其中有21位中产阶级白人被评定为情绪稳定、成熟和守法型，因而得以成功入选。大家扔币决定角色，10人充当犯人，11人充当看守，共进行两周体验。
“犯人”们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早晨遭到“逮捕”。他们被戴上手铐，在“警局”登上名册，然后带入“监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中的一个套间），在那里脱衣，搜查，除虱，配上囚衣。看守们则配上警棍、手铐、警用哨子和囚室钥匙；他们的工作是维持监狱的“法律和秩序”，可自行设计控制囚犯的办法。典狱长（金巴多的同事）和看守共设计出16条囚犯们必须遵守的规则：进餐、休息和熄灯后必须保持沉默；只准在进餐时进餐；彼此只能称呼号码，所有看守为“干部”，等等。触犯任何条例都将招致惩罚。
看守和囚犯的关系很快进入一个模式：看守们开始认为这些囚犯次人一等且十分危险，囚犯开始觉得看守们是流氓和施虐狂。一位看守这样报告：
我对自己感到惊奇……我让他们彼此对骂，并赤手清洗便池。实际上我是将这些犯人当牲口看的。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得小心看守他们，以免他们图谋不轨。
几天之后，囚犯们开始组织一次反叛活动。他们把身份证号撕掉，用床顶住门不让看守进来。看守们用灭火器喷他们，让他们从门后退下，接着撞入囚室，扒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床铺，总体来说，大大地吓唬了他们一顿。
此后，看守们不断增加新的管制条例，经常在半夜三更唤醒犯人点名，迫使他们从事无聊和无用的劳动，并因“不守规定”而惩罚他们。受到羞辱的犯人开始对不公的处罚习以为常，一些人甚至渐渐感到大脑失常，其中一个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因而在第5天时，实验者开始考虑将其提前放出的问题。
看守中很快形成的施虐心理可从其中一个看守的日记中看出。实验开始前，这位“看守”自认为是和平主义者，从不喜欢进攻别人，更无法想像自己会虐待他人。到第5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把这人（一个囚犯）挑选出来进行特别处罚，因为他极想受到这样的处罚，也因为我特别不喜欢他……新囚犯（416）不吃这种香肠……我决定强行让他吃，可他还是不吃。我让食物从他的脸上滑下去。我无法想像这样的事情我竟能干得出来。我为逼迫他吃东西而感到内疚，但更为他不吃感到窝火，
金巴多及其同事没有料到两个组会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他在报告中写道：
这次模拟监狱体验最令人吃惊的结果是，这些极为正常的年轻人身上竟能被非常轻易地激发出施虐行为，而在这些因情绪稳定而严格挑选出来的人中间，竟会很快散布出一种传染力极强的情绪障碍。
到第6天，为保护所有的受试者，实验者突然宣布中断实验。然而，他们感到，这次实验极有价值；它表明，“正常的、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监狱环境’的团体压力下迅速地发生转变”是件多么轻易的事情。
这项发现的确非常重要，但在许多伦理学家们看来，该实验实在是与道德不合，因为它在志愿者身上施加了生理和情绪上的压力，而这些是受试者所没有预料或没有认可的。他们这样做违反了1914年最高法院强调的一项原则，即“任何有正常头脑的成人均有权决定在自己的身上从事什么”。由于道德问题，监狱实验再也没有重复；它已经成为一桩定案。
然而，这桩定案若与另一桩同样有价值，同样成为定案的实验相比较，真还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现在就打开卷宗，看能从中学到什么，看它又是如何异乎寻常的。
服从
大屠杀之后，许多行为科学家都在寻找办法以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多正常的、受过文明教化的德国人为何竟对其他同类实施如此不可理喻的暴行？1950年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报告是由一个多学科研究小组做出的，它从心理分析出发，将偏见和种族仇恨归因于“专制人格”，即某种特别形式的家长式童年经验的疯狂生长。但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个解释过于牵强；他们认为，答案可能牵涉到一种特别的社会情境，它足以引起正常人产生与性格不符的残暴行为。
为探索这种可能性，20世纪60年代早期，有人在纽黑文市的一家报纸上刊载一则广告，寻求志愿者到耶鲁大学协助从事记忆力和学习的研究。任何非在校就读的成年男性均可报名参加，参加者可获得每小时4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20美元）的报酬，外加交通补贴。
40名20—50岁的男子中选，并约定于不同时间参加实验。每个受试者都要到一间很大的实验室里会见一位打扮整齐、身着灰色实验制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同时到场的还有另一位中年“志愿者”，一个模样讨人喜欢的爱尔兰籍美国人。穿实验制服者显然是研究人员，实际上是一位31岁的中学生物学教师，中年人则是一位职业会计师。两人都是进行这项实验的心理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莱姆（Stanley Milgram）的实验助手，在此将担当斯坦利所拟定好的角色。
研究人员向两位男人——真、假志愿者——解释说，他在研究针对学习的惩罚效果。其中一位将扮演教师，另一位扮演学生。每当学生犯一次错误，老师就要给他来一次电击。两位志愿者抓阄决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天真的”志愿者抓到的是“教师”。（为保证结果，两张条子上都写着“教师”，但假的受试者会在抓到纸条后立马扔掉。）
然后，研究者便带着两位受试者来到一个小房间里，学生（假受试者）坐在一张桌子前，双臂被绑起来，电极接到手腕上。他说，他希望电击不要太重，因为他有心脏病。然后，教师被带入邻近的房间，他可以在这里对学生说话，也可听到学生的声音，但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个闪亮的金属盒子，里面安装着电击发生器，上面陈列着三十多个开关，每个开关上标着电压数（15到450），另有“轻度电击”、“中度电击”等，在435上标着“危险：严重电击”，还有两个开关，上面简单地标着“XXX。”
教师这个角色，研究者说，是宣读一些成对的词（如蓝色、天；狗、猫）给学生听，然后考查他的记忆力。先念一组词中的第一个词，然后念四个可能的答案，让他选择其中正确的一个。学生只要按动面前的按钮，教师桌上的灯泡就会亮起来。每当学生选择出错误的答案，老师就按动开关，给他一次电击，从最低的水平开始。每当学生再犯一个错误，老师就给他一个更高级别的电击。
刚开始，实验进展得非常顺利。学生给出正确答案，也给出错误答案，老师在每个错误答案之后给学生轻微的电击，然后继续进行下去。但随着学生所犯错误的增多，电击程度也越来越高——当然，这些仪器都是摆设，实际上根本没有电流从里发出——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到75伏时，学生发出了可听见的呻吟声；到120伏时，他喊出声来，说电击已使他非常痛苦了；到150伏时，他叫喊道：“放我走吧，我不想试了！”每当教师动摇时，站在旁边的研究者就说：“继续下去。”到180伏时，学生喊叫起来，“我实在受不了啦！”到270伏时，他嚎叫起来。教师再次犹豫不决，研究者说：“实验要求你进行下去。”后来，学生开始撞墙，再后开始尖叫，研究者严肃地说：“你得进行下去，这是绝对必需的。”超过330伏时，隔壁只有沉静一与选择错误答案的解释一样——研究者说：“你别无选择，必须进行下去。”
令人万分惊讶的是——米尔格莱姆本人也甚为惊讶——百分之六十三的教师当真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一直进行到底。然而，他们并不是施虐狂，想从正在发生的痛苦中体会到快感（标准性格测试显示，在完全的服从受试者与那些中途即拒绝进行下去的人之间没有差别）；相反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遵照研究者的命令进行下去时，自身却体验着切肤的痛苦。米尔格莱姆在报告中写道：
在大多数案例中。受试者的紧张度已达到在社会心理实验室里难得一见的程度，我们可以看见受试者出汗，颤抖，口吃，咬嘴唇，呻吟，指甲扰进内里……一位成熟的、开始很镇定的生意人，在进实验室对满脸微笑，十分自信，但20分钟之后，他开始颤抖起来，接者便口吃，很快走近精神崩溃……可他仍旧继续服从实验者的每一句话，一直执行命令，直到最后。
谢天谢地，米尔格莱姆并没有报告他本人在观察这些教师受折磨时所产生的症状。他是个子不高生气勃勃且诚实的人，没有过多地讲述自己对这些受试者的痛苦有何感觉，否则，整篇报道一定会增色不少。
对于这些结果，他的解释是，整个实验玩弄的是文化预期，可产生对权威的绝对服从现象。志愿者进入实验时要扮演合作者和受试者角色，而研究者则扮演权威角色。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也包括其他许多社会，孩子们从小就受到教导要遵守权威，不用问权威者让你去做的事情是对是错。在实验中，受试者感到必须执行命令；他们可对无辜的人施以痛苦和伤害，因为他们感到，是研究者，而不是他们自己，须对整个行动负责。
在米尔格莱姆看来，他的系列实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正常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竟会从事死亡集中营之类暴行，或至少接受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及其他受到厌恶的民族的集体屠杀命令。（阿道夫·艾奇曼认为，当他在以色列接受审判时，他为自己在消灭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非常恶心，但当时他只有执行权威的命令。）
米尔格莱姆不断地变换着实验方法，从而证明他的解释是正确的。有一种变化是这样的，在研究者还没有来得及向教师说继续使用更高电压的重要性时，突然有电话找他；他的位置将会被一位志愿者接替（也是实验助手），他好像对按需要加压非常感兴趣，不断要求教师继续加压。但他是个替代者，并不是真正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教师会一直干下去。米尔格莱姆还不断地调整着队伍。一般情况是，学生长得和善、矮胖，且是中年人，研究人员则穿戴整齐，严肃而年轻。他尝试着将角色倒换过来。此时，教师一路进行下去的比例果然减少，但也只降到百分之五十。显然，是权威与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扮演各角色的人的性格在起主要作用。
与米尔格莱姆的研究结果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他对人们在这种情形下的想法的调查。他向大学生、行为学科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外行人详细描述了实验的过程，然后问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将中止试验。尽管其背景千差万别，但所有人都说，像他们这样的人应该在约150伏时违背实验者的要求而停顿下来，因为在此时，受害者要求放开他。米尔格菜姆还问过一些本科生，要其说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将不听实验者的话，答案也是约150伏左右。因此，人们对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的估计和他们对自己应该如何行动的道德观念，与他们实际上在一个受权威控制的情形下的所作所为没有直接关系。
米尔格莱姆的服从研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并因其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贡献而获得1964年的美国科技进步奖（1984年，在米尔格菜姆51岁因心脏病去世时，罗杰·布朗称赞他“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最有天赋的实验科学家之一”）。此后的十余年间，人们进行130例的类似实验，其中包括其他国家所进行的实验。大部分实验证实和扩大了米尔格菜姆的发现，且在许多年里，他的实验过程或其变化形式，都是进行服从研究的重要范本。
今天，研究者不再也不敢使用这样的方法了。我们只是将其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进行回顾而已。
旁观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