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温大胆和富于想像力的实验风格远远超出了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家，并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最突出特质。以他的一项研究为证。该项研究的灵感来自于他所体验到的纳粹独裁和对美国民主社会的向往。为探索独裁和民主政体对人民的影响，鲁温和他的两名研究生罗纳德·里比德和拉尔夫·怀特为11岁儿童设立了一系列的俱乐部。他给每个俱乐部提供一位成人领导，以帮助他们进行手工、游戏和其他活动，并让每位领导采取三种管理方式中的一种：独裁、民主或自由放任。实行独裁制的小组的孩子们很快变得充满敌意，或非常消极，实行民主制的孩子们则很友善，具有合作精神，而实行自由放任管理的孩子们也非常友善，不过非常淡漠，不情愿去做任何事情。鲁温对此项实验的结果十分自豪，因为它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想法，即独裁制有百害而无一利，民主制则对人类有百益而无一害。
正是这类课题和实验成就了鲁温对社会心理学的坚实影响（场论使他得以设计这些研究，但场论本身未能成为这门学科的中心课题）。鲁温的学生、同事和学术继承人里昂·弗斯丁格（1919—1989）认为，鲁温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他选择了非常有趣和重要的课题；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心理学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开始探索团体凝聚力、团体决策、专制与民主领导、态度转变和冲突解决等重大课题。其二是，他“执著地尝试在实验室里建立有力的、可发出巨大变化的社会情境”，并在设计方法上具有超凡的创造性。
尽管鲁温的努力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但在若干年里，社会心理学仍然只在少数较大城市的大学里落脚，其他地方仍是行为主义的天下，而行为主义的信徒们往往觉得社会心理学过于注重心理过程，因而无法接受。然而，二战期间，军事上的需要使社会心理学开始受到重视，成为研究士兵行为和士气的重要手段。战后，一系列具有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发生使社会对不完善的法律问题产生极大兴趣。这些事件及问题有：美国人口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及个人问题；在不断扩大的商业世界里寻找新的、更具说服力的销售技巧；社会科学家对纳粹种族灭绝活动及推而广之的攻击性行为的起源及控制法的解析等；认知主义对心理学的缓慢回归；参议员麦卡锡的崛起，并刺激对从众现象的研究；连续不断的国际性谈判等。所有这一切，使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迅速转向对集体动力学及其理论的研讨。
到50年代，社会心理学开始四处拓展疆土，美国各地的心理学系纷纷开设这门课程。60年代美国青年的反叛、越战引起的思想混乱、黑人、妇女和同性恋激进主义及其他社会问题越来越使这门科学成为受人重视的研究领域。然而，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当生意人和立法者转向社会心理学家寻求答案时，得到的回答往往令他们十分恼怒：社会心理学仅处于起步阶段，因而无法提供现成的答案。事隔不久，研究者们终于获取到一些数据，并开始对美国社会产生出深刻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高级法院在1954年的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议案中说，“现代权威”的证据表明，黑人孩子正受到种族隔离教育的毒害。该起诉引用了大量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认为种族隔离学校即使是平等的，也会让黑人孩子感到次人一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产生低自尊，甚至对自己产生怨恨。鲁温如果在世，一定会为后继者的成就感到自豪。
§§§第三节定案
许多心理学家感到，他们的领域常常受到潮流的影响。在其简短的四十年里，作为领导潮流的“热门话题”你来我往，彼此更迭，一度似乎是社会心理学精髓的一些课题，如今早被束之高阁了。
然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潮流，而是社会心理学的自身本质。在其他大部分学科中，有关某个特定现象组的知识会逐渐积累并丰富深化，但社会心理学要处理的却是一系列根本不同的问题，且其知识也根本不存在积累这一说法。其结果是，许多现象的确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家的兴趣，于是他们处心竭虑地对其中的个案进行研究，并就其本质加以解释。正当他们要在案卷上详加注明之时，就意图和目的而言，该卷宗的封面却已被标上“案子已结”字样，也就是说，此案已了结。
下面是三个著名的定案。
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CogIlitive Dissonance）无疑是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也是这个专业从50年代末至GO年代早期各杂志中最为热门的话题。此后，它开始失去其焦点地位，就今天来说，它已降格为一个可接受的知识体系，不再成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类如果存在互为矛盾的想法时，将感到紧张和不愉快（比如，“某某爱饶舌，让人烦，”但“我需要某某做朋友和盟友”）。此时，他会想方设法地减轻不和谐因素（“要是你了解他的话，某某并没有坏到那种程度，”或“我并不真的需要他；没有他，我也过得挺好的。”）
早在30年代，鲁温差不多就接触这一课题了。当时，他在探索个人态度如何受其所在团体（他作为一员）的决策而发生改变，以及这样一个人又是如何固守这个决定，从而忽略此后与之相矛盾的其他信息。鲁温的学生里昂‘弗斯丁格’（Leoo Festinger）继续这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认知失调理论。
弗斯丁格于1933年报考爱荷华大学，投身在鲁温门下。当时，他是鲁温的研究生，但对社会心理学并没有兴趣，跟着鲁温是想学习其早期就动机和灵感等方面的研究结晶。但在鲁温的影响下，他渐渐被吸引至社会心理学这一领域，并于1945年成为鲁温设在麻省理工学院集体动力学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鲁温死后，弗斯丁格来到明尼苏达大学。随后的几年里，他继承鲁温的衣钵，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前行。他生性聪明，在教学中大胆试验，并在研究中勇于打破行为规范的禁区，获取了其他方法根本无法获取的数据。他的所作所为一方面表现了鲁温式的大胆，另一方面也与他的个性密不可分。他个头中等，性子火暴，喜欢玩纸牌和国际象棋，玩起来总是一副非赢不可的样子。他身上总是洋溢出男人身上常见的强劲、粗犷和进攻精神，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纽约东区暴风雨般的生活中长大的人中常有的个性。
一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弗斯丁格的率直和不同凡响。他曾经进行过一个研究项目，其中他和两位助手，亨利·w·莱厄肯和斯坦利·沙切特（在麻省理工学院时曾是他的学生），一起做了7个星期的密探。他们曾在1954年9月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说一位名叫玛丽安·基切（并非其真名）的家庭主妇宣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来自超级生物的信息，据她说述，这些超级生物是克拉利昂行星上的守护者。（这些信息是她在恍惚状态下以自动写作方式传递过来的。）她对媒介说，12月21号，按照守护者的说法，一场大洪水将要到来，并将整个北半球淹没，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只除下少数经选择的人）都将归于死亡。
当时，弗斯丁格正在编制他的学说。他与年轻的同事同时看到了这个研究认知失调的黄金机会。一切正如他们在这篇发表于1956年的《当预言落空时》的报告中提出一个假说：
假设有某人真心真意地相信某事；再假设他受此信仰的约束，进而采取了某些不可逆转的行动；假设毫不含糊、不可否认的证据确实证明出他的信仰是错误的，将会发生什么呢？这个人决不会消沉下去，而是更努力地去验证自己的信仰，甚至比以前更加确信它的正确性。
三位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基切夫人的公开声明和接下来的事实，肯定是一个活生生的宝贵例证，完全可以说明与反面证据相矛盾的反应是如何生成的。他们给基切夫人打电话，自我介绍说，他们中一个是商人，另外两位是朋友，三人均对她的故事十分好奇，想了解更多的情况。莱厄肯道出自己的真名实姓，沙切特却非常幽默，声称自己是里昂·弗斯丁格。大吃一惊的弗斯丁格别无选择，只好声称自己是斯坦利·沙切特。此后，他们在与基切夫人及其信徒的一切接触中均使用这些身份。
他们得知，基切夫人早已集聚了一个圈子，他们定期聚会，已经在为将来筹划，并正在等待来自克拉利昂行星的最后指令。研究小组起草了一份研究计划，除已参加的三人外，又加上5个学生，一起充当“不公开的参与观察者”。他们披着真正信仰者的外衣，访问这个小团体中的成员，参与他们的活动，并在7个星期内参加了60次会议。这些聚会有的较短，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有些却像降神会一样无休无止，一开就是12～14个小时。这个研究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情绪上都令人疲惫不堪，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必须在会议期间掩盖自己对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所做出的反应，另一方面他们发现，要记录由基切夫人和其他人在恍惚状态中读出来的守护者的话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弗斯丁格后来回忆：
我们几人轮流去厕所记笔记，进出的频率要控制得恰到好处，否则将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厕所也是这个房子里惟一谈得上臆私的地方。我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会不时地宣称自己出去走动一下，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然后，我们会飞快地直奔旅馆房间，将记下来的笔记整理下来……到研究结束时，我们差不多已被累垮了。
基切夫人终于接受到等待已久的信息：太空飞船将于某时在某地降落，以解救信仰者，并把他们带到安全地带。但飞船既没有在特定时间到来，也没有在后来几度更改的地方降落。12月21日最终过去了，也没有发生任何洪水。
这时，基切夫人也收到了来自外星人的旨意，由于信徒的良善和信徒创造的光亮，上帝已决定收回这场灾难，让世界重归安宁。其中一些成员，特别是一直心存怀疑或不太确信者，根本无法承受自己信仰所托的预言的失败，一一宣布退出，但仍有一些坚信不疑的信徒——有的甚至辞掉工作，变卖家产——其行为正如研究者所料。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地信仰由基切夫人传达出来的真理，也因此而消弭了信仰与令人失望的现实之间的冲突。
弗斯丁格继续拓展和出版（1957年）认知失调理论，使其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中心问题，并在此后的15年内一直成为实验研究中的主要课题。1959年，他和同事J·麦里尔·卡尔史密斯（J．Merrill Carlsmith）开始致力于另一项研究，该项研究后来成为认知失调实验的经典之作。在实验中，他们巧妙地哄骗志愿受试者，不让其知道实验的真实目的，因为受试者一旦知道研究者想知道他们是否会为了减少认知失调而改变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他们也许会因不好意思而不予配合。
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让本科的男大学生受试者做一件极端烦人的工作：将十几个卷轴装进一只盘子，然后再一个个拿出来，然后再放进去，一直重复半个小时。然后，他们要转动记分板上的48个木钉，每根顺时针方向转动四分之一圈，再转四分之一圈等，一直转上半个小时。待每个受试者做完以后，研究者之一会告诉他说，实验的目的是观察人对某件事情是否有趣的预期将影响其完成这件事情的效率，还对他说，他现在已在“无预期组”里，但仍需要告诉其他人，说这件工作非常有趣。不幸的是，研究者继续说，本应该是一个研究助手将这一情况告诉下一个受试者，但他刚才打来电话说他有事情不能来了。研究者说，他需要有人来接替助手的工作，并要求受试者帮忙一下，受试者也可因此而得到1美元或20美元的报酬。
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把明显是说谎的内容告诉下一个受试者（而实际上，这个人是真正的同谋）。他们在通知下一个人时，他会问受试者说，他们自己觉得这件事有没有意思。前面所进行的实验显然没有一点意思，因对别人撒谎就会形成认知失调（“我对别人撒谎了，可我并不是这种人”）。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否能够引导其减少认知失调，从而认定这些活是有意思的。
从直觉上看，人们也许会想，那些得到20美元的人——在1959年应算很大一笔收入——应该比那些得到1美元的人更倾向于改变观点。但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所预测的却与事实相反。得到20美元的受试者为自己的撒谎找到了理由（20美元），得到1美元的人则认为为1元钱而撒谎很不值得，他们会感到认知失调，为此，他们只好认为这项活动是有趣的，因而他们没有真正撒谎，同时就减少了认知失调。实验结果正是如此。
（实验的真正目的被说穿了之后，要求所有的学生退还这笔钱。只有一个学生不肯还——他只得了1美元。）。
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得到广泛赞扬；能发现某种不明显或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的东西，社会心理学家们总是特别高兴。一切如沙切特经常对学生所说的，研究老祖母心理学是浪费时间；就跟你回家对老奶奶说你的研究结果时，她会说：“还有什么新东西没有？他们就为这个给你付工资？”
认知失调理论也招引许多敌对的批评。弗斯丁格毫不留情地一概将之斥为“垃圾”，并宣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理论提出了“并非理想的”人类图景。不管批评者的动机如何，大量的实验证明，认知失调是最坚实（一致）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丰富的理论。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龙森（ElliotAronson）回忆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坐着不动，并在一个晚上想到十个假设……这类假设在几年前是做梦也梦不到的。”这个理论还解释了一系列的社会行为，而这些行为用行为主义的理论是解释不清的。下面是一些例子，大都经过了实验的证明：
——在一个集团中，越是难成为成员（比如，需经令人厌烦的筛选或糊弄过程），被接受者越觉得该集团了不起。我们使自己相信，我们所爱的正是引起我们痛苦的东西，从而使自己认为所受的这份痛苦是值得的。
——当人们以使自己看上去很蠢或不道德的方式行事时，他们会改变看法，以使自己相信其行为是有道理和公平的。比如，吸烟者会说，抽烟与癌症之间并无绝对的联系；作弊学生会说，大家都在作弊，他们也只好作弊，否则自己将处于不利地位，
——持不同观点者倾向于以不同方法就周一个报告或事实材料进行解释；他们会注意并记住对自己的观点有用的材料，掩盖或忘记引起失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