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利格曼第一次来到教授的实验室，发现教授及其助手异常苦恼，因为他们的实验狗总是不按预想行动。他们一直在对狗使用音调和电击两种刺激，直至它们能够将音调与电击联系起来。这些狗被关在一个“隔断笼”里，即一个大笼子，里面被一排低层隔栏分成两段，它们在这里接受音调试验。当狗被放在这样的笼子后，它们在一个隔间里受到电击，而在另一边不受电击。狗很快学会翻过隔栏以逃避电击。实验的目的旨在找出它们在听到音调而不被电击时是否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然而，狗在听到音调后，仍旧蹲着不动，发出呜呜的吠声。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现象。就在这时，年轻的塞利格曼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以前被施加音调和电击时，狗已知道无论自己干什么都无法逃脱电击。现在，在一个新的情形之下，它们虽可能逃脱电击，但仍像以前一样，似乎认为不管自己干什么，都逃不出被电击的厄运。
塞利格曼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希望能产生习得无助。他的合作者起初是一位名叫史迪芬·梅尔的同学，后来是同事布鲁斯·奥弗米亚。所做的一项重要实验是，他们把狗一次一只地放进笼子里，将它们拴上，使其无法脱逃。然后，他们通过金属地板对其蹄子施以电击。再后，他们将每一只狗及其他几只以前没有施以电击的狗关在一个隔断笼里，笼子里关狗的那一端有一只灯不时打开，灯开后10秒有一次电击。所有的狗很快学会将灯光与电击联系起来。当电灯打开时，没有经过电击的狗挤作一团，但很快发现可跳过隔栏跑到笼子的另一端以逃脱电击，而那些遭到无法逃脱的电击的狗，只是呆在原地，听任电击的折磨，根本不去做任何逃避努力。它们已形成预期，即，不管做什么，终究难以逃脱给电击的下场。它们已学会了什么叫无助。
这个实验似乎可以解释人类和狗身上存在的无助情况。然而，奥弗米亚和塞利格曼继续向纵深探索。他们大胆地假设，人类存在的抑郁，可能更多地归咎于习得无助——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或信念，而不是因其真的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或克服自身的悲伤。这个理论立刻遭到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反驳。他们指出，有些人在遭到不幸时从不感到过无助；有些人的确感到无助，可很快又回复至以前的状态；有些人不仅在给定的情形里感到无助，而且在新的和不同的情形下同样产生这种感觉；有些人将不幸归咎于自己；有些人则把不幸归咎于他人。
塞利格曼与他的评论人之一，英国心理学家约翰·梯斯戴尔（John Teasdale）及另外一位同事合作，着手寻找更好的办法以解释人类的抑郁。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设，将习得无助和控制点理论结合起来。当人类遇到无可奈何的痛苦经历时，他们不是将其归咎于外部力量，就是归咎于自己，而后者这种错误想法往往导致抑郁。这个小组通过一整套复杂的控制点问卷来验证这个假设。结果，所得到的信息支持了这个假设。他们的研究于1978年公之于世，当即引发了许多类似的和确认性的研究——接下来的20年内，此类研究共达300多种——受试者有狗，也有兔子，人们通过试验，确认并扩展了这个理论。
比如，有一例研究是对一组孕妇的人格进行测试，将其归类为内控或外控两种。他们发现，在内控的人中，产后抑郁率较高。这些妇女把这一时期的困难归咎于自己的个性，而那些外控的妇女往往声称环境不好。她们虽也感到无助，但并没有感到抑郁。
最近，塞利格曼将其理论进一步扩充，他称其为“解释风格”，用以解释普遍乐观主义或普遍悲观主义的人格的基本方面。按塞利格曼自己的话说：
例如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形，如生意或恋爱失败。悲观主义者将它归咎于长期或永恒存在的原因。它们将影响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而所有这些全都是自己的过错。乐观主义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暂时的，且只限制于目前这件事，要么就是环境不好，或运气不佳，或他人从中作梗。
乐观主义容易产生远高于意观主义的成就。我们发现，乐观的人寿保脸代理商的销售成绩要远远高于悲观的代理商，坚持这个行当的时间也更长。乐观的奥林匹克游泳运动员在别人抡先后会游得更快，悲观的运动员刚游得慢一些。乐观的职业棒球从和篮球以成绩要好于悲观的球从，特别是在战败之后，
就社会学习理论引发新见解的另一个话题是，男人和女人有着性格方面的差别。表面上非常聪明的人一辈子都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各种年龄层次的人都谈，多半是男人。他们认为自己这一性别的人要好于另外一种性别。在争论中，他们上引柏拉图对女人的轻视，下至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对女人头脑和性格的委婉嘲讽，等等。柏拉图认为：“自然的天赋均衡分配在两种（性别）之中，但女人在所有方面都次男人一筹。”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则说：
女人只是长得体积稍大一点的孩子，她们只会说些笑话逗人，有时候略有一点智慧；但要说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合理的推断和道理，我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哪个（女人）具有这个能力……有头脑的人只是跟她们逗乐，与她们玩耍，逗她们笑，奉承她们，就好像他在逗一个活蹦乱跳着往前莽跑的孩子。
传统上属于女性的特质——多愁善感、胆小、贪图虚荣、善养育、敏感、善变等——直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在心理学的早期，大多数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在内，均相信这些特质是女性荷尔蒙和生物构成的结果，或是这些特质所引起的特殊经验的结果。直到1936年，刘易斯·特曼和同事c·迈尔斯（c．c．Mi-les）才以自己的实验为依据，发表出一篇大受欢迎的研究结果，定名为《性别与性格》，就男性和女性性格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给受试者的打分方法建立在对性别差异的传统看法之上。例如，在这项测验的词语联想部分，如果受试者对“tender（嫩，温柔）”一词产生的联想是“meat（肉）”，该答案被评为阳刚；如果联想到“kind（仁慈）”、“loving（温情）”，则评为阴柔。爱读侦探小说并喜欢化学，被评为阳刚，爱读诗歌或喜欢戏剧则被评为阴柔。
尽管在今天看来它没有什么了不起，但特曼和迈尔斯测验法应用多年来，还没有谁对它的假设产生过质疑。随着女性在最近几十年内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性性格的许多方面也起了很大变化。另外，由社会学习理论家和其他学者们得出的大量研究结果，也对传统假设提出了挑战。在过去30多年所发表的几百篇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个例子：
——女孩子的确比男孩子更怕老鼠、蛇和蜘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们在早年已学会，让她们而不是男孩子来表达害怕更为合适，也更易得到容忍。
——女孩子比男孩子更自发地玩布娃娃，这个事实长期以来就是证据，可证明女孩子天生更喜欢养东西，且更喜欢帮助他人。但女孩子总是收到布娃娃作为玩物，应该是社会培养的结果。女孩子更喜欢养育的天性至少有部分是后天学来的。
——小学的女孩子要比勇孩子更具同情心，我们可根据她们更愿意给生病住院的孩子写慰问信做出翔断。但男孩子乐于采取一些被人视作具有阳刚之气的行为以帮助他人。在成人阶段，女人比男人更乐予帮助一些闷闷不乐的人，这主要也是传统作用的结果，传统认为，女性更适合这种场合，如用顾受伤的孩子等。男性更乐于在冒险性或需要力量的情形下帮助他人。总起来说，在帮助人时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别，其原因中有部分或较大部分是从社会中学习来的。
女权主义者一度极端地认为，几乎所有的性格和智力差别都是社会不平等、压力和后天培养的结果。但研究结果证明，显而易见的是，部分认知能力差别和性格差别的确是生物方面影响的结果。例如：
——妇女在运动、生意和实验室环境下已变得更有进取心了，但在社会生活中，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没有男人那么富有攻击性。后者在目前的家庭暴力、强奸、杀人案和一般性犯罪中也要占据更大的份额。男子的这种进攻性在其生活早期就已出现，远不是社会影响的结果。这些发现有力地说明，社会学习过程会对生物构成上的差别产生作用，并加大这一差别。
——平均起来，女孩子和妇女在口头表达能力方面略胜于男孩子和男子，但在空闻识痢能力方面则略逊一筹。口头表达能力上的差别出现在生活的早期，而空间差别则出现于青春期之前，此时，社会也往往最具影响力，因此，这两种差异都在某种程度上指囱大脑的结构差异。
——在感知非语言情绪暗示的意义方面，如姿势、身体动作、面部表情等，女人远胜于男人。部分原因可能是后天学习的技巧，但一些证据，如儿童期就出现这些差异，可使人们想到这些差异是进化所引起的生物原因。
身体语言可能对较软弱的女性在生存方面更有意义。
结论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尽管与研究成果不相符合，但许多传统观念，如男女性格天生有别等，也是站不住脚的。男女差异中的大多数现已归入后天学习的结果，或是社会影响和生物进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但部分差异的确是天生的。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家凯依·多克斯对近一时期出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观点做出如下总结：
女权主义者所希望的，不一定就是科学家所看到的……试图“否认”。性别差异的努力已引起争论，有学术的，也有一般的，这证明差别的确存在，然而，对性格差别存在的承认不应该成为一种借口，以说明性与性别在人类的行为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这一说法很好地解释了关于心理学的一个普遍真理。随着故事的进展，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种程度上，针对许多心理现象的敌对或互不相容的理论，彼此攻讦已达2500余年，但随着知识的积累，结果发现，敌对的双方都是正确的。
§§§第六节身体、基因和人格
男女特质上的差异取决于生物因素，这种理论隶属于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性格先天论。该理论有两个相关版本，其一是，性格受个人身体特质的影响，其二是，性格取决于具体的基因或某些基因的相互影响。
第一个版本几乎与心理学的历史同样古老。加伦的性格体液论是古代版本的形式之一。之二是相面术，宣扬人体的特征、面相等与相关的性格特质息息相关。这一观念从古希腊至今昌盛不衰，例证成千上万，其中有这么一个：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刻画古板的教士（学者）“胖得别扭”而“中空”，多次再婚且俗不可耐的“巴思的寡妇”脸盘“突出”而“赤红”，且“齿大如门”（齿间有缝，按相面术的说法，象征着胆大和纵欲），而对那位粗俗的磨坊主的描绘则是又粗又壮、面色棕赤、骨架硕大、鼻大孔阔。
20世纪初，身体一性格理论一直是戴着科学面罩的。当时，在德国南部数所精神病院从业多年的德国精神病专家厄恩斯特·克雷奇默（Emst Krestschmer，1888～1964）宣称，他已发现病人的身体与其性格及精神状态之间存在着联系。他认为，四肢短小、面孔呈圆形、矮胖健硕的人容易有情绪情感障碍，要么兴高采烈，要么极度沮丧，躁狂与抑郁交替发作；四肢修长、面容消瘦、身材苗条的人则内向，害羞，冷淡和反社会，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而四肢平衡、肌肉结实的人富有活力，富于进取，性情达观，但有其他精神毛病。
克雷奇默相信，身体外形和性格类型或精神状态都是由荷尔蒙分泌造成的。他的理论《体格与性格》发表于1921年，一时引得大家的注意与好评，因为它似乎科学地支持了古代的传统。但其他科学家对其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大多数人无法干脆利落地归属于三个体型类别中的任何一个——短小、肥胖者常常具有瘦长人所具有的特征，而瘦长者往往表现出运动员的性格。而且，克雷奇默的例证也有失偏颇。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平均起来要比躁郁病人年轻，仅此一点即可解释他在身体脂肪分布中找到的诸多差异之处。
然而，这种体型观点的确有其引人之处，且很快就产生出一位在科学上更富活力的权威性人物——哈佛大学的医生兼心理学家威廉·谢尔登（William H．Sheldon，1899—1977）。克雷奇默的英文版论著出版之后不久，谢尔登即开始其“身体差别”（体型）研究，并在此后的几十年内收集了有关正常人身体特征和性格的大量数据。（在其晚年，他还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至精神病人和少年罪犯。）
作为一位研究人员，谢尔登可谓是鞠躬尽瘁：共拍摄4000幅男性大学生的裸体照片，一一记录下他们的主要身体特征。从大量的数据里，他得出结论说，共有三种基本的人体类型，跟克雷奇默的观点差不太多：内胚叶型，即柔软、滚圆、丰满者；中胚叶，即硬梆、平阔、大骨架、肌肉丰富者；外胚叶，即高挑、瘦削、颅骨巨大者。他认为，这些类型代表着最早在胚胎中开始产生差异的三层细胞中的一种或另一种的特别发育：从内胚叶细胞中将产生消化道和内脏器官；从中胚叶细胞中将形成骨骼和肌肉；从外胚叶细胞中将诞生出神经系统。
为显示性格特质与这些体型的相互关系，谢尔登对他的200名受试者进行了性格测试，并在数年时间内通过面谈和观察积累下大量的其他数据。他发现，正如自己所料，具有特色的特质模式与每一种体格都有关联。矮小圆滚的内胚叶型通常为社会型，放得开，健谈，且喜欢奢侈的生活；平衡发展的中胚叶型则精力旺盛，言行果决，勇敢无畏，乐观向上，喜欢运动；而高挑瘦削的外胚叶型则大多内向，害羞，智商较高，善于自制，不善交际。谢尔登推断道，决定体型在胚胎发育时成长壮大的是基因，因而，决定此人将要表现出何种性格模式的也是基因。
他的主要作品发表于40年代，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和学术兴趣。但大多数心理学家发现，谢尔登的类型说仍很肤浅，且其研究方法也存在错误：对受试者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加关注，因为穷人家的孩子很难长成肥胖、乐天的内胚叶型，或有钱人家的孩子也很难长成害羞、善于思考的外胚叶型。心理学家们对其极高的相关性也深为狐疑——+．79至+．83——这是谢尔登所报告的三种体格类型与其相关性格类型的相关度。达到此种程度的相关在心理学上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大多数现象往往由多重因素造成，这不能不使人们想到，一定是其基本研究在设计上存在漏洞。
确实存在着漏洞。权威人士加德纳·林塞（Gardner Lindzey）的话值得在此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