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卡特尔所从事的研究的一个例子。在早期阶段，他发现，承认常规错误的倾向与顺从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关；该两种倾向都与情绪化、对烦恼的感受性、吹毛求疵的严厉和其他一些特质相互关联，且与诸如心率较高之类生理症状也不无关系。对卡特尔来说，这些“表层特质”的相互关系网络暗示其下还有一层“根源特质”，即他所命名的“焦虑”。
这样的研究听起来严苛认真，远离现实。然而，尽管态度恭俭，温文尔雅，卡特尔却不是浮浅虚夸之人。他的父亲是英国的工程师，他认为——也许是受父亲职业影响的缘故——理科才是他应该致力的科学领域，于是在伦敦大学攻读化学和物理。但他兴趣广泛，无所不读，对当时（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知识界和政界的热门活动极为关注。这些活动最终使他超脱：
我开始觉得实验室里的凳子过于短小，而外面的世界广大无边。然而，任何一位守在车站里的人都知道，当那些火车并不是自a所等的时候，只能看着它们呼叫着远去。我放弃了政党和某些宗教团体所提出的济世大法，并开始认识到，若要超越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就得研究思维本身的运行机制……从这一刻起，也就是在我夺得理工学位的几个月前，我猛然意识到，心理学是我终生的兴趣所在。
卡特尔一头扎入心理学的研究生学习，拜在该大学的斯皮尔曼教授门下，专攻因素分析。不幸的是，在他拿到博士学位时，心理学才刚刚在英国的高等学府挣下立足之地。在此后的15年里，他只好在一所中学当心理学教师和临床医生，并以此谋生。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繁重的工作和紧巴巴的收入使他的第一次婚姻陷于绝境——但也收获颇丰：这段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对人格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不过，他的真正目标是因素分析研究，如他自己所言：
在我看来非常明显的是，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言，结构和因果关系的惟一证据在于共变，而且，相关和曲斯皮尔曼所创造的因素分析这一新工具，现在可发挥长处，应用至一个更为广泛的前沿——人格结构和寻找行为的动力之源这一难题。
卡特尔于1937年来到美国，在几所有名的大学担过几任短暂教职，幸福地再婚，并继续进行人格特质的因素分析。1945年，他成为伊利诺伊大学人格评估实验室主任，研究工作也因此加速。他在这里工作了27年，然后又到夏威夷大学继续工作。他一直向前，研究越来越高级的因素分析，得出了层次越来越高的的人格因素。
在研究工作的早期，他设法将171种表层特质归类为62类。但他发现，这些类都有互相重叠的地方——彼此相关——于是在后来将其缩减为35类。再后，他和其他人——在自传中，他慷慨地列出约80位助手的名字——将这项研究又推进一步，最终得出结论说，16个根本性的特质或因素，“足以涵盖在常见的口头语和心理学文献中发现的所有个体性格差异（即表层特质）。它们在总体性格方面没有留下任何遗漏。”
16种性格因素中的每一种都是两极化的。比如，情绪稳定性，从一端的“受感情影响”到另一端的“情绪稳定”；疑虑，从“信任”到“怀疑”不等。按照手册里列出的一些步骤，测试人员可得出一位受试者或某类受试者的性格轮廓。轮廓间的差别非常明显，一目了然。我们在此例举出三种职业人员的轮廓。这些轮廓成为职业咨询的重要工具。
多年来，卡特尔16PF（16种性格因素）问卷一直得到广泛应用。今天，它已为不那么复杂的其他分析法所替代，但这些新方法中有许多仍是它的衍生物。
§§§第五节人格的学习
跟任何形式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和特质理论都不一样的是，行为主义理论认为性格不过是一套对刺激的学习性（条件）反应。心理动力学和特质理论以不同的方式把性格看做可决定行为的、内在的个人品质，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这些说法是“神秘主义”，不应在科学心理学中享受任何位置。斯金纳以其一向不留情面的风格将性格或自我叫做“阐释性的小说……一种代表在功能上统一的反应系统的装置”。他说，特质只是一组类似的反应，会在不同的情境下获得类似的强化。它不引发行为，只是一套类似的、条件反射的标签。
可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主义观点，在解释众多的人类行为时亦不免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在解释一些动物的行为时也不能自圆其说。行为主义者托尔曼观察到他的老鼠在迷宫中总是或左或右地做出选择性动作，好像是在回忆、衡量信息，然后再做出决定。早在20世纪中叶，他和其他行为主义者就已尝试将内部的心理过程囊括进刺激一反应模式之中。
耶鲁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在此方面做出了重要工作，一位是社会学家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另一位是心理学家尼尔·米勒（Neal Miller）。他们在40年代合作研究出一套“社会学习”理论，作为对行为主义的扩展。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说，老鼠表现得与桑代克的实验并不一样，它们会彼此模仿，显然不是以刺激一反应条件反和射进行学习，而是通过认知的过程。在人类中，多拉德和米勒认为，很多学习带有社会性，不但发生在深层动机的需要和驱力之中，还发生于高级的认识过程。
从50年代开始，其他行为主义者继续进行社会学习理论的研究，特别是认知方面。不同版本的所有理论都认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人类性格和行为不仅产生于得到回报的动作，而且产生于个人的预测或期望。这些预测和期望来自于他们的观察，即某些具体的行为方式有可能得到一定的回报。尽管这个观点比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主义更具认知性，但它并不等同于特质理论和心理动力学理论，原因在于，它仍将经验和情境——外部的影响——视作性格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但在50年代，朱利安·罗特（Julian Rotter，1916）对性格的社会学习观点进行了类似于特质的修正。他当时正值三十五六岁，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罗特既是心理治疗学家，也是实验主义者。他尽管在实验室里是位行为主义者，但作为一位治疗者，经验却让他更加尊重认知的过程和情感，而这一点是天天与老鼠打交道的研究者们所常常缺乏的。跟大多数临床医生一样，罗特发现，病人的基本人生态度通常产生于一些关键性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有好有坏。若按行为主义的术语对其理论化，那就是，当某个特别的行为得到或没有得到回报时，人们会对什么样的环境和行为将能或不能得到回报形成“类化预期”。一个经过认真学习而得高分、得奖并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可能会形成这样的预期，即在其他情境下如果同样努力，也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一个经过认真学习但没有得到高分，也没有得到与之相联系的任何好处的学生，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个看法，即努力也是白搭。
罗特和他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显示这些类化预期所产生的普遍影响。在一项典型研究中，他或他的合作者会告诉志愿者——该大学的男女本科生——他们接受的是超感实验（是幌子，以掩盖真正目的）。实验者举起一张卡片，卡片背对志愿者，上面是一个方形或圆圈，让志愿者猜测，而后，由实验者评判是猜对或猜错。进行10次试验之后，他就让受试者预测一下将在后面的10次试验中猜对几个。一些学生通常预测说，他们将猜得更差，因为，如其后来在问卷和面谈中所披露的，他们自认为是凭运气猜中的。其他人则预测，他们将能猜得更好，因为他们将正确的猜测归因于自己在超感方面的技巧，他们认为，随着练习的增加，他们对这种技巧将更加熟练。
约在同一时期，罗特督导一位接受培训的心理治疗医师杰里·费里士（E．Jerry Phares）。费里士有位40岁左右的单身病人，他总是抱怨自己缺乏社交才能。费里士敦促他参加一个免费的校园舞会。他去了，而且有几位女孩跟他跳了舞。但他告诉费里士：“这一次完全是碰上了好运——这样的事情再也不可能发生的。”当费里士向罗特报告此事时，一直萦绕在后者脑海里的一个念头突然明朗化了。最近，在回忆前30年时，他提到了那个时刻：
我意识到，在我们的实验当中，总有受试者跟这位病人一样，他们即使成功，也不会更加努力。我和我的研究生先前进行过各种实验，操纵着受试老的成功与否——我们在超感系列中欺骗他们，在角度对比游戏中哄骗他们，在这些试验中，我们能够控制“正确”或“错误”的反应，因为角度非常接近，或看起来差不多，受试者完全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有些志愿者，不管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告诉其是对是错，他们总认为自己在下一轮实验中表现得更为糟糕。另一些人，不管我们告诉他什么，他总认为自己下一次会于得更好。
就在此对，我把自己工作的两个方面——心理医生和科学家——合并起来，得出假设说，有人感到发生在自身的事情是由一种或另一种外部力量决定的，另有人则感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自己努力加技巧的结果。我和费里士于是编制一套测验，用以检测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其所得到的回报是自己的行为结果，或与自己的行为毫无关系。
罗特将这一重要态度——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称做“控制点”（locusof control）。他和费里士为测量它而设计的测验，即“内外控量表（I-E）”，由29个项目构成，其中的每一个项目均由两句话构成，凡接受该项测试的人都要说出每一对中的哪一句陈述最适合自己。这里是一些典型的项目：
2．a．人生不幸多为运气不佳所致；
b．人生不幸多为自E所犯错误所致o
4．a．从长远意义上看，人总会得到应得的尊教；
b．不幸的是，人的价值经常遭到埋泼，不管其多么努力。
11．a成功是努力工作的结果，与运气无涉；
b．得到一份好工作取决于合适的时机与合适的地方。
25．a．我常感到对嶷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无能为力；
b．我几乎不相信运气在我的生活中起过什么作用。
选择2a、4b、llb和25a者表明，受试者感到他或她对事件无能为力；选择另外一个选项的人则表明自己可以主宰生活。在外控上得高分者倾向于将成功和失败归结为命运、运气或他人的力量；在内控上得高分者倾向于将成功和失败归结为自己的智力、勤奋或其他个性特质。控制点，因其是影响性格和行为的诸多方面的总体态度，因此就像奥尔波特理论框架中的“中心特质”和卡特尔理论框架中的“根源特质”。
控制点概念和I—E量表在人格心理学家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自从该量表在1966年出现以后，发展出了约有两千多份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研究报告。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它一直是，至今仍然是，最受欢迎的人格测验。许多研究结果显示了控制点对行为的影响。比如，评为内控型的小学学生所得的分数将高于外控型的学生；“无助的”学生（外控型）在某次包含有困难问题的测试中考砸之后，将表现得越来越差，而能“把握自己的”学生（内控型）将表现得更为努力，也更优秀。在一些实验中，志愿者将面对一个两难情境，内控型多半寻找有用的信息，而外控型则大多依靠他人的帮助。在患肺炎的住院病人中，内控型对其病情的知情度及向医生提问题的数量要远远高于外控型。内控型刷牙的次数比外控型多。与外控型相比，内控型坐汽车时更易戴上安全带，做更多的防范工作，参加更多的体育锻炼，进行更有效的生育控制。
其负面效果是，一些研究发现，内控型比外控型更不可能同情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内控型相信，这些人不思进取，自寻烦恼。而且，内控型在成功时虽然感到自豪，却可能在失败时感到羞耻或有负罪感。相比较起来，外控型对于成功与失败的感觉则不那么强烈。（有些研究认为，拥有正常性格的人会在内控型和外控型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往往用某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社会心理学家费里茨。海德曾说，他们会告诉自己：“好事是我努力的结果，坏事是外来力量强加于我的。”）
社会学习理论和控制点研究导致人格理论和临床心理学上一些引人注意的发展。其中一个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意识的态度和想法（不仅是无意识的态度和想法）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个人的特质和行动。被心理学家乔治·凯利称为“个人构想”的东西是性格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这种个人构想包括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和性格的一系列有意识的想法、不同情境下人们对我们的行为的预期、他人可能如何对我们做出行为上的反应以及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意思，等等。
以此观点为基础的研究活动近年来已产生出非常有趣的发现。1978年，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s）和史迪文·伯格拉斯Steven Berglas）进行了一项以自我保护为目的的实验室演示，他们称其为“自我阻挠”。自我阻挠者在面对一个可能失败的情境时，为保护自我形象，往往将失败变得让别人认为是由不可控力量造成。一位中等水平的网球手往往选择水平远比他强的人作为对手，这样一来，即使输球也算不得什么。一个面临期末考试的学生，可能不去学习，而是突然加上许多其他校园杂务，这样，如果考不好的话，也能找到保护自我的理由。自我阻挠者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往往是使自己失败。
控制点理论有个特别引起注意的副产品，即可以解释一种让人失去能力的现象，他们称其为“习得无助”。大家知道，一些无助和消极的人，往往拥有足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可就是想不出办法以对付这些问题。许多临床医师对此消极情形进行过解释，但对其最有价值的解释发生在1967年，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21岁大学生马丁·塞利格曼（Manin seligman）的一个奇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