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心理学充满着杰罗姆·凯根所说的“不稳定概念”——那些不指代固定和不变的现实，而是指代主观的和可变的概念和理论说明。心理学中的许多现象涉及某些现象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在这点上与发生在物理世界里的物理现象完全不同；两位心理学家利用同一词汇可能在谈完全不同的事情。凯根最近在回顾自己从前所写的东西时，“意识到，使我感到窘迫的是，诸如成熟、记忆力、情绪、习惯的连续性等思想，我一直认为它们具有固定的意义”。今天，他看到，这些思想及心理学中其他许多思想，都可根据某位研究者收集数据的方式而产生不同的意义。一个人对恐惧的定义及其对这一概念所进行的研究所针对的可能是一系列生理现象，另一个人则认为恐惧是他的受试者在感觉害怕时所体验到的内心感受。但两套数据并没有什么联系，生理迹象往往在感觉害怕的人身上无法找到，情绪则在表现出生理迹象的人身上难寻踪影。对害怕所做出的科学定律的真实性取决于人们用该词所代表的意义。
还有，与物理学不一样的是，心理学中的许多定律只在得出该定律的文化里才是正确的。近几年来，心理学家对这门学科中的一些规律在跨文化中的有效性产生兴趣，结果发现，一系列规律，包括皮亚杰对发展阶段、儿童获取语言元素的顺序、人类喜欢分类的自发倾向、社会惰化等其他现象的观察，看上去带有普遍性。但也有很多只在得出这些规律的文化环境或类似文化环境中才有效用，其中包括男子气、女人气、爱和嫉妒的定义和发展，从众和服从权势的倾向、推理中对逻辑的运用、亲情和归属感的发展，等等。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但它的确不是一门具有连贯性和综合性理论的科学，只是知识和科学的大卖场。
30年前，当认知革命打破行为主义封闭的大门时，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开始时看上去十分刺激，十分令人鼓舞，但仔细一看，则令人困惑和烦心。雷克弗里斯特大学的大卫·L·克兰茨（David L．Krantz）曾描述过他眼中的心理学：
最初接触心理学时，我为它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而深深激动……结果，我稍加注意，且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刻意吹毛求疵，竟发现心理学课本导言部分的内容互不相关。实际上，它们彼此互不重叠的现象正好突显出发现的新鲜感。
后来在读研究生时，由这些多样性引发的激动为不断增多的、对专门知识的强调和只能埋头于课文中部分章节的压力所抵消。我越来越意识到，心理学的多样性经常造成负面影响，从而成为不连贯的指示。或更糟的，成为“伪科学”的标志性特征……
职业生活中也是这样。心理学令人激动的多样性仍然受到怀疑，各专业之间的沟通非常困难，有时完全没有。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随着新的关注，点持续不所地结合并入各种学说之中，调查者之间以及概念之间的隔绝感一直在不断加强。
跟克兰茨一样，许多心理学家也受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和不连贯性的困扰，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嘲笑地称其为“智力动物园”。但动物园至少还关住并控制着它的动物，而在今天的心理学中，许多人都有逃跑的倾向。一系列生理心理学家已开始转移至生物系，一些大学的认知科学家也远离心理学，开设属于他们自己的科系。一些社会心理学家渐渐转移至临床部门和商业学校。《美国心理学家》的最近评论文章预测，在未来的50年内，心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将分崩离析，开始取得独立身份，并将在大学里设立自己的科系；心理学将被视为行为科学发展的一个临时阶段。
其他人认为，一定要找到可以统一心理学中这些半自治专业的全新概念、学说或比喻。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执行副主席雷蒙德·福勒（Raymond Fowler）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寻找‘宏大的统一准则’。对多样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能是进一步的分化。”最近几年，一系列理论家已在几期《心理学的新观点》里做这件事情。他们认为，未来需要也一定能产生出一种全新的和统一的比喻或概念。
但也存在着另一种观点：不会出现这类统一学说，也不需要这种统一学说。几十年来一直在该领域里寻求更大概念的西格蒙德·科克（Sigmund Koch）认为：“心理学的不连贯性最终（应该）通过以‘心理学研究’之类词汇的替代而加以承认。”其他仔细研究过这些问题的人士也这么认为。欧内斯特·希尔加德（Er-nest Hilgard）在总结美国心理学的综合发展史时认为，统一的心理学科学也许更多的是一种美学理想，而不是实际目标，“心理学可以被视作包含许多心理学的大家族，只能通过社会实践和大学的分科结构进行统一。”大卫·克兰茨认为，我们期盼心理学的分支能够成为联系紧密的一个家族的成员，但更为现实的模式可能是某种并不整齐划一的联邦，或由不同共和国与民族所组成的国家，它们可通过某些共同的兴趣松散地捆绑在一起，但彼此之间使用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每个成员均忙碌于自己的生意。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单一的理论，它既能解释神经递质的动作，又能解释解开密码的心理过程；既能展示神经网络的分布情况，又能解释真爱的产生过程。只有当我们对心理学还是懵懂无知时；也可能存在总揽一切的理论，可这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第三节分裂
无论这门学科被分解的预测是否兑现，分裂——学院派科学家与临床派行医者之间的组织性分裂——已于近期开始显现。
学术心理学家与应用心理学家之间的分裂在美国心理学协会里算不得新鲜。该协会成立于100年前，当初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协会，其成员主要是学校教师和研究人员。自一开始，应用心理学家就被人瞧不起，极少有人被选拔到重要的岗位上来。大家认为，他们的价值和目标是腐败的、商业性的、非科学的，总起来说，是污秽的。因桃色新闻而被赶出学院的约翰·华生，在此后的几十年内一直为美国心理学协会置之不理，因为他将自己的技能出卖给了广告界。
临床工作者更是被学术研究者视作下九流。在1917年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一组人——当时仅几个——非常苦恼，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兴趣被忽略了，于是决定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这一协会渐渐壮大起来，美国心理学协会也采取行动，于不久即创立自己的临床分会，宣布它愿意接受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的任何成员进入自己的阵容，甚至还为此修改了自己的议事程序，旨在推进心理学，使其成为一门学科，同时也成为一种职业。这条办法果然奏效：变节者一一回到娘家，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宣告解散。
随着美国心理学协会中临床心理学家和应用心理学家人数的增多，类似的事件又反复发生。不满意者总是重新成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美国心理学协会总是进一步修改它的结构，对他们加以挽留，或设法使其回家。然而，要使学术研究者和临床心理学研究者的兴趣和世界观得到真正的协调，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1984年的《美国心理学家》中，一位心理学家借用C·P·斯诺的概念悲伤地写到了“心理学的两大文化”，它们决不相容，充满敌意，彼此异化。
使势态发展，越发严峻的是金钱。在70年代，临床服务的第三方支付通过健康保险而成为可能。但在80年代，由于里根政府的政策和卫生保持组织的出现，这一支付来源开始减缩。美国心理学协会里的临床工作者——此时，他们的数量已占多数——要求该组织加速政治活动，以维护其利益。学术研究者对此大为震惊。他们担心，美国心理学协会这个在历史上一直是这门学科的最大科学机构将可能变成职业协会，具有自己的金钱和政治目标，并受到行医者的控制。
80年代中期，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执行董事们想尽办法以避免科学家们的分离，于是设计重组方案，以保护他们的兴趣。但该套方案遭到美国心理学会代表大会的否决。在危机就要爆发的前夜，该代表大会只得同意一个七拼八凑的杂拼被式重组方案，结果，双方的成员均不满足。该重组方案于1988年由会员大会讨论，但几乎是以两票对一票的比例被驳回了。
这是一个决定性事件。1988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该协会的前任主席和著名的学术研究者们，包括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和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宾馆的房间里召开高层人士会议。他们带着反叛精神，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即美国心理学会，主要吸收学术和科学方向上的心理学家。接下来的几周内，数百名科学家宣布退出美国心理学协会，转而参加美国心理学会，另有数百人也参加这一学会，但保留其原来在美国心理协会的会籍。在一年之内，美国心理学会已拥有6500名会员，至1992年，该会的成员总数增长至1．3万人。现在，它的人员数量仍远远少于美国心理学协会，但它正在成长。其领导者预计，该会的潜在成员总数约有3万。
与离异夫妻为孩子的利益而订立临时协定一样，美国心理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不再在公开的场合彼此攻讦了。来自两个学会的代表曾就如何寻找可能的合作进行过磋商。美国心理学协会甚至提出，他们可以出版新的美国心理学会会刊，《心理科学》。尽管美国心理学会已选择另一位出版商，但其前主席查理·基斯勒（Charles Keisler）仍给美国心理学协会写了感谢信。两个组织的确在彼此竞争，以吸引更多的研究生和新的博士学位持有者，但就今天来说，美国心理学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他们同时参加两个组织是明智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心理学会将继续成长，并服务于科学界。美国心理学协会也在增长，它的临床一职业成员的比例将居高不下，但仍将继续拥有许多学术界成员，为他们出版刊物，并在华盛顿和其他地区维护他们的利益。
若所有这些令人困惑，那么，它又能怎样呢？在心理学中，一切都是繁纷复杂的，没有谁能理得清楚。整个领域真实地再现了它所研究的对象——错综复杂、一团乱麻的人类思维。
§§§第四节心理学与政治
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中有六分之一是心理学家。
对学校、工厂、诊所、精神病院及部从的正常运转来说，心理学知识正变得至关重要。随着研究对人类天性越来越深入的理解，所有这一切都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与其他科学不一样的是，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无法得出可售产品，因而不能自给自足。它在很大程度上须由联邦政府资助。为公众谋利。
那么，联邦政府给予心理学研究以多大的资助才算合适呢？
一年200亿美元？
100亿？
50亿？
实际数字为：不到5亿。
心理学研究目前所得到的联邦资助不及自然科学的九分之一，是生理学和农业科学的十一分之一，实际上只占联邦政府对科研资助的百分之二。这个数字只比制造两间太空舱稍高一点，也略高于一只隐形轰炸机造价的一半（私人基金，心理学研究资助中另一个重要来源，数额约为3000万美元，不足联邦资助的十分之一）。
APA和APS定期派代表到国会请求更多的资助，但他们在那里障碍重重。心理学研究的联邦资助大部分来自酒精、药物滥用和卫生保健管理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少部分来自国防部的某些分支机构，更少部分来自国立科学基金，还有一些零星资助来自其他机构。两个学会的代表因此必须在一系列委员会和分组委员会开会之前提出要求，从而分散风险，但这一步棋意味着必须四处开战，从而得到低价位的资助。
在早先的几十年里，心理学研究非常简单。比如桑代克，用破木板做一只迷箱，再买几只老鼠和几条狗就将问题全都解决了。那时，费用根本不是问题。但现代调查、微电子扫描设备、大型计算机及一组组专业人士所进行的纵向调查，都需要花费相当巨大的费用。尽管如此，心理学研究与新武器、太空旅行等研究项目比较起来，只能算小巫见大巫。然而，虽然我们这个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酷爱心理学，急需它所取得的进展及它所能带来的益处，却只愿为它花费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一中的二十五分之一！
今天，我们会对罗马人摇头，因为他们不惜巨资建造城墙，修建道路和水渠，却未能努力研究纯种罗马人不断下降的思想能力和生产率。人们不禁怀疑，未来的生物是否会在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废墟时摇头哀叹。我们耗费巨资致力于如此之多的种种研究，却在研究人类的天性时如此吝啬，而这一研究极有可能是我们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
政府不仅对心理学研究的资助十分吝啬，而且还干扰甚至禁止某些研究，其动机有时令人敬佩，有时却不很光彩。
我们在前面已经读到，在60年代民权运动鼎盛期间，公共卫生服务处采纳实施涉及生物医学研究的规定；1971年，卫生、教育和福利局将这些规定扩展至所有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这些规定尽管不是法律，却起着法律条款的作用，可以使得联邦政府的某些部门对不服从这些规定的单位不予以资助。条款的关键一条是，研究者在进行任何实验之前，必须获得受试者的知情并同意。这种值得赞扬的对人权的延伸如果严格实施的话，将使欺骗性心理学研究或实验者必须隐藏其实验目的等活动无法进行，甚至连相对无害的欺骗性实验也前景黯淡。
经过数年的痛苦抗争，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实施的扼杀性条款于1981年得以废止。此后，欺骗性研究再行其道，但仍然处于十分严格的受控制状态，许多可能有价值的研究项目无人敢碰，甚至没有人尝试。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德华·E·琼斯认为，即使这些要求不再生效，“这些条款和机构复审委员会仍然对我们的思想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你根本不会考虑有可能遇到阻力的实验——人们不可能尝试攻克某个障碍，如果它需要某种程度的欺骗的话，因为这种欺骗将使他们与机构复审委员会之间产生扯不清楚的麻烦。所有的研究设想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