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一大人文奇观便是大批犹太天才的横空出世。例如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犹太人占着与其总人口极不相称的高比例。仅1901－1973年这73年中，诺贝尔奖获得者共411人，其中犹太人便有65人，竟占获奖人数的15.8％，而全世界50余亿人口中犹太人仅有1600万，只占世界人口的0.3％，如此之小的民族竟出现如此之多的天才，在世界历史上也许只有古希腊才堪可比。
为什么犹太民族5000年来没有像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成千上万的民族、部落那样归于消失呢？为什么犹太人在历经了被屠杀600万的劫难后仍在20世纪发出熠熠之光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找寻了尽可能寻找到的关于犹太人的材料，得出了以下四点最深的感受。
首先，犹太民族是一个最热爱知识的民族。
还在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就有：“无论谁为钻研《托拉》而钻研《托拉》，均值得受到种种褒奖；不仅如此，而且整个世界都受惠于他；他被称为一个朋友，一个可爱的人，一个爱神的人；他将变得温顺谦恭，他将变得公正、虔诚正直、富有信仰；他将能远离罪恶，接近美德；通过他世界享有了聪慧、忠告、智性和力量。”
关于犹太民族热爱知识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例如一位12世纪的犹太哲人迈蒙尼德就这样说过：“每个以色列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强健还是羸弱，都必须钻研《托拉》，甚至一个靠施舍度日和不得不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一个要养家糊口的人，也必须挤出一段时间日夜钻研。”
而另一位犹太作家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一个小镇上，犹太人为了能够送孩子上学，竟不惜倾家荡产。不少穷苦人为了替孩子交纳学费，“卖掉了自己最后一个枝形灯架或者仅有的枕头。”这种学习的热情使当地犹太人中除了一个傻子外，没有第二个文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的基督教却全部是文盲。
正是因为这样，犹太民族在历史上就几乎是一个没有文盲的民族，由此可见其对知识、教育的热爱与重视。
其次，犹太民族是一个最热爱孩子最热爱家庭教育的民族。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犹太民族的理想婚配都是拉比或有学问人的孩子同富商孩子的结合，而且以多生孩子为荣耀，由此可以看出其对知识、孩子热爱之一斑。
但是这种多生又不是一种简单的多生，犹太民族是一个最讲究优生的民族，其禁忌事项之多是世界其他民族所不可相比的。如为了给孕母提供营养，甚至整个家庭为之忍饥挨饿也在所不惜等等，而这一点对胎儿智力的保证已为现代科学所证实。
而当孩子生下来后，母亲更是专心教育。直到今天犹太民族的妇女就业率仍比其他民族都低。由于母亲们留在家里教育孩子，很多犹太天才对母亲的回忆要比父亲亲切可爱得多。如维纳的母亲很小就在花园里给他读书：“对于我这个很幼小的孩子来说，只有我的亲切可爱的母亲，才是唯一的亲人。”而《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更是一辈子深陷于恋母情结之中而不能自拔。
在母系社会，孩子的生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仅不会受任何歧视，相反却是最崇高无上的。在原始公社中，母亲生育的价值得到完全的承认，它是整个社会劳动中最重要的劳动，同男子狩猎等一样，在生育期间不仅不会剥夺她的权力，相反却会给以更多的照顾，正如男子狩猎前给予更多的食物一样。
但是到了夫系社会，成年男子成为社会的中心，母亲、孩子、生育退避到了社会的一角，哺育孩子成了一个人的私事，因此社会和他人都不去关心。由于男性并不懂得生育之事，因此只重视数量而不重视质量。直到现在，在谈到其社会价值时，人们仍只看到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价值，而将生育行为的社会价值忽视了。
近年来也有人计算其经济价值，但却只是从消费角度计算新生人口对社会物质财富的人均占有量的影响，以此作为控制人口数量，避免社会价值方面说明人口再生产中社会投入的意义及其必要的价值量，却很少有人研究。于是生育行为的社会价值，仅仅体现为对生育行为的限制和被限制方面，而其内涵却被淡化了。这主要是因为夫系社会后，原始公社解体，分配单位缩小至每个家庭，生育职能在家庭内部完成，导致生儿育女被当成家庭私事，未曾认真考虑其社会经济价值的缘故。事实上把生育的权力交给家庭而不是社会，是夫系社会同母系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从此母亲同孩子的重要地位就大大的降低了。
由于生育的权力下放到了各个家庭，这样人口再生产便同社会再生产逐渐脱离。男性因为直接参与社会再生产，其价值可以用货币和实物来衡量，而女性的人口再生产价值却无法得到社会体现。所以从私有制以来，人口再生产的劳动就被视为私有劳动，不再能获得社会报酬，被误认为是无价值的劳动。所以，近代妇女求解放的目标，一直是走出家门，直接像男子那样参与社会再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求得自身劳动价值的社会承认，其实这本身就是夫系社会的圈套。
因为，她们为社会人口再生产已经作出了贡献，她们应该争取的是这部分价值的承认，参与社会再生产所获得的社会承认永远代替不了她们自身对人口再生产的价值承认。女性解放的目标应该是生育价值的承认，而不是走上社会同男子去竞争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价值。这就如有一天男性若被女子踩在脚下，男子的社会价值不被承认，而只承认女性的生育价值，这时男性应该做的是争取社会价值的承认，而不是抛弃社会价值而回到家庭同女性争夺生育价值一样。
再说，母亲的重要还不仅仅在于生育上，对孩子的抚养与教育直接决定了孩子将来的素质，按现在的理论说，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重要的，但是人口再生产却更为重要，因为人口是生产的能动力量，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人的需要又是物质再生产的目的。从社会再生产的运转来看，人口再生产和物质资料再生产更是通过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而多层次地相交，相互影响和作用。如果人类自身生产终止，其物质生产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人的自身生产，物质生产的原动力便枯竭了，没有优化的人口再生产，就不可能有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因此，妇女的生育价值是显而易见和必须得到承认的。
其实，妇女的生育价值也是慢慢地被丈夫剥夺的。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在付给男子的报酬中包含了对妻子家务劳动的酬劳以及母亲培养教育的酬劳，但是男子没有及时归还给妻子与母亲，正如保险公司付给了每个工人保险费，而工厂主却没给工人一样。当然，在家庭这一最小单位里，要想分得如此清楚的确存在难度，但是如果不将这部分价值确立出来，女性便无法获得解放，因此，必须在全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协调解决好这一问题。
母亲教育孩子，那么父亲是否就袖手旁观呢？答案是否定的。犹太人的家庭是学问受到培养和检验的地方，家庭本身就是一座热力无比的好学校。在家庭里，孩子应该永远受到父亲等成人的教诲和指导。
一句犹太谚语说得好：“上帝不能无所不在，才为人类创造了母亲。”
另一句谚语，也同样向我们道出了母亲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多一个教师，就少一个警察；多一所学校，就少一座监狱；多一个合格的母亲，就少一个社会的败类。”
套用上面这两句谚语，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多了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日本就多了一位造船大王，多了一根让日本的经济走向繁荣的坚强支柱。
由此，我们想到了中国的孟子的母亲。
有一天，孟子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一时兴起，便以开玩笑的口吻随口答道：“杀给你吃。”
这本是生活中极平常的一段母子对话，更何况他们这孤儿寡母的。但孟母话刚出口，便感到懊悔，继而责备自己：“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我的言行举止倒还注意约束自己，严格胎教，这都是为让孩子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可今天在他还不太懂事的时候，我竟然这样，真是太不应该了。”
于是，孟母便一狠心，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去变卖了，去邻家买肉来给孟子吃，以示自己的言行一致。
母亲用自己的感受去打动孩子，它要求母亲必须理解伟大，否则便无从感化自己的孩子。
我们在惊叹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是不是也该为日本这些孟母式的伟大母亲也感动不已呢。同时，同日本（其实，同古时候的孟母比起来，我们现代中国的父母们，也该汗颜了）比较起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不是还缺少点什么呢？
前几年，广州的《黄金时代》杂志，曾发表过一篇通讯报道《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说的是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国和日本的一百多名十一至十六岁少年儿童，在内蒙古一起举行探险夏令营的故事。
文章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而是介绍了中日两国孩子在困难面前的不同表现，以及两国家长帮助爱护孩子的迥然相异的方法。
作者孙云晓在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的孩子娇气，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可这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是啊，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夏令营中的较量，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但是较量并不是在夏令营中，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了一场巨大的论争，同时也实质性地开创了家教革命的先声。
“子不教，父之过”，这一古训向人们提示了问题的关键。这并不是孩子的错，承担责任的应该是孩子的父母，而在父母之中，父亲又应承担大部分责任。
如今的中国孩子，主要是没有做事的习惯，也许是因为不需要他们来做。其实，不然，让孩子参加一些劳动，让他们做自己能做的事是理所当然的。
大量事实证明，孩子参加适当的劳动有利于身心的发育和健康成长：
1、劳动可以使人学到一些劳动技能，为未来的独立生活作准备，得到生活能力以及职业能力的训练；2、劳动可以锻炼体格。劳动中的锻炼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还有劳动成果所带来的价值效应，相对于纯体育锻炼来说，是一种更具合理性的补充锻炼形式；3、劳动可以训练人的动手能力和反应能力，可以使人形成完善的心理机能；4、劳动是最好的实践形式，可以获得大量的直接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验证、巩固和消化间接知识；5、劳动可以锻炼不怕困难、持之以恒的坚定意志，可以锻炼自己动手、自食其力的良好品格，克服依赖、懒惰心理、畏难情绪以及贪图安逸、不劳而获等种种不良习惯。
大力实施劳动教育，培养孩子的劳动观点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是家庭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要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这便是父亲的重要职责。
根据有关方面对各国小学生每日劳动时间的统计，美国为72分钟，韩国为42分钟，法国为36分钟，英国为30分钟，中国为12分钟。
德国的法律规定：孩子必须帮助父亲做家务：凡6－10岁的孩子要帮父母洗餐具、收拾房间，到商店去买东西；10－14岁的孩子要在花园里劳动，洗餐具，给全家人擦皮鞋；14－16岁的孩子要擦汽车和在菜园里翻地；16－18岁的孩子，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间大扫除。这样的规定看来似乎近于残酷，当孩子成人之后方感到这种磨炼增长了才干，锻炼了意志，一辈子受用无穷。
日本孩子的勤奋，我们已在夏令营中见识过了，日本的中小学生特别注重生存能力的锻炼，日本的学校、家长及一些有关的团体常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进行野外考察，建立“自然教室”、“森林之家”、“自然俱乐部”、“青年之家”等，以使学生加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热爱，增强独立生存能力。例如到无人岛上独立生活，到农村去干农活，野营、登山等。
在许多孤岛或森林里，人们常常可以看见日本小学生、中学生的身影。他们在无老师带领的情况下，面对着既无电源又没淡水的可怕自然界，安营扎寨，寻觅野果，捡拾柴草，寻找水源，自己营救自己。
一位去日本留学归来的女士说，日本人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刚学走路的孩子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大人不去拉；3岁多的孩子自己穿衣穿鞋；4岁多的孩子生活基本自理；5－6岁的孩子除自己管理自己外，还得做家务。小病尽量不吃药打针，要与病魔抗争。日本全家人外出旅行，小孩都要有个小包，装自己的东西。上学以后，许多学生都在课余时间挣钱。
不用对比，我们就已经看清楚了，我们中国的孩子与日本孩子的差距到底在哪儿了。造成这些问题的，难道与我们的父母，与我们父母所施行的“家庭教育”没有关系吗？
在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的今天，在我们大声疾呼经济的步子要迈得快一点、再快一点，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赶超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时候，对于子女的素质教育，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要知道，现在的孩子，就是明天的我们，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未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