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末，在地中海沿岸商业发达城市，资产阶级开始出现。这一新兴阶级渐渐发展壮大，与封建势力的对立越来越强。与之相关，在文艺方面，他们不满于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的桎梏，渴求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型文艺。因此，一些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在先后兴起的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运动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文艺复兴是13世纪末至16世纪在西欧各国出现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动的第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顾名思义，文艺复兴是要复兴被埋没的古代文化。实际上它并不是真的要退回到古希腊、古罗马去，而是打着“复古”的旗帜反封建、反教会，以建立属于资产阶级自己的新型文化。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理论家们站在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旗帜下，用人性反对神性，用现世生活对抗来世主义，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科学理性反对蒙昧主义。他们力图将文艺由天国拉回到人间，强调文艺要反映现实生活，要表现感性世界，要重视对艺术规律本身的探索。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涌现出大批文化巨人和艺术巨匠，其文艺理论成就也是最突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但丁、达·芬奇、卡斯特尔维特罗等。
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是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思想的先驱，意大利民族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奠基者。恩格斯称他为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个但丁诗人。他出生于佛罗伦萨的没落贵族家庭，在政治上始终站在市民阶级一边，曾任佛罗伦萨的行政官。后因罗马教皇插手政权而被终生放逐。他的主要诗作有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诗集《新生》和长篇叙事诗《神曲》等。他的文艺理论著作主要有《致斯加拉大亲王书》、《论俗语》、《飨宴》等。主要见解有：第一，“四义”说与“诗为寓言”说。他继承了中世纪流行的解释圣经文学的“四义”说，即语言有四种含义：字面义、譬喻义、道德义和寓言义，并提出诗的语言也是如此，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他又指出，字面意义以外的意义都可以叫做寓言，进而提出了“诗为寓言”的理论，并认为寓言的意义比字面意义更为重要。他解释《神曲》说：“从寓言意义看，则其主题是人：人们凭自由意志去行善或行恶，将得到善报或恶报。”可见，其“诗为寓言”说的目的是揭示诗的现实意义，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第二，民族语言理论。中世纪以来，拉丁语是教会指定的官方语言，文人写作也不得不使用它。但是这种语言脱离大众、死板僵化，只有贵族和僧侣才懂得，因此但丁呼吁以民族语言取而代之。《飨宴》是第一部用意大利俗语写成的学术论著，其第一卷是但丁对意大利俗语的辩护。他指出，意大利俗语既能畅晓地传情达意，又能被广大民众理解，应该是文学语言发展的方向。《论俗语》是但丁用拉丁文写的最早的一部关于意大利语言的专著，为意大利民族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提出，要在各地俗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炼，以“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法庭的”为标准，去掉其中粗野的、繁杂的、错误的成分，使之成为表述正确、优美流畅、完整清晰的通用语言。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和自然科学家。其艺术理论主要集中在后人根据其笔记手稿编纂而成的《画论》和《笔记》中。主要观点有：第一，“镜子”说。达·芬奇在继承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基础上，提出：“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如实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体的形象。”他所提出的“第二自然”实际上就是在自然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化加工处理之后的艺术成果，它源于自然但高于自然。这种在强调艺术模仿自然的基础上肯定艺术创造性的美学思想，对后世同样有重要启发意义。
卡斯特尔维特罗（Lodovico Castelvetro，1505-1571）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代表作是《亚里士多德《诗学》诠释》。主要理论见解有：第一，“娱乐”说。对于诗的目的和作用，卡斯特尔维特罗既不赞成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也不认同贺拉斯“寓教于乐”的观点，而是另辟蹊径，提出“诗的发明原是专为娱乐和消遣的，而这娱乐和消遣的对象我说是一般没有文化教养的人民大众”。尽管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原意的“误读”，但在当时戏剧普遍存在情节散漫纷杂、地点变动不居、时间混乱漫长现象的情况下，是有着艺术规范和革新作用的。
由于与欧洲大陆相隔，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得比较晚，但是很快就异军突起，把运动推向辉煌，在创作实践方面出现了像莎士比亚这样的大师。伴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文艺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即是英国理论家中的杰出代表。在其影响颇大的《为诗辩护》这一论著中，锡德尼站在人文主义立场，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第一，诗的地位高于历史和哲学。他声称：“诗是一切人类学问中最古老、最原始的；因为从它，别的学问曾经获得它们的开端；因为它是如此普遍，以致没有一个有学问的民族鄙弃它，也没有一个野蛮民族没有它。”。他认为，诗以其形象性和审美特性达到愉悦和感动人们向善的效果，实现怡情和教育的双重目的，必然优于其他学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文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学”。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探索卓有成效地破除了神学为文艺之路设置的种种障碍，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文论毕竟还处于酝酿和探索阶段，其主张尚比较纷乱，感性体悟往往超过理性思辨。而至17世纪新古典主义时期，特别是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情况则大不相同了。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法国学者布瓦洛，在其理论专著《诗的艺术》中，依据时代要求，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文艺主张。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德国思想家莱辛、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更是以其开阔的视野、深邃的思考，结合对具体作品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具实践意义与理论启示意义的重要见解。因此，本章主要介绍布瓦洛、狄德罗、莱辛和维柯四人的文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