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生于意大利阿奎那的贵族之家。年轻时受教于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后在巴黎和科隆跟随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大阿尔伯特学习。33岁后担任罗马教皇的神学顾问和皇帝的政治顾问。他被认为是基督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神学家，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经院哲学家。他的学说被称为托马斯主义。作为神学家的托马斯·阿奎那没有专门的文艺论著，他的文艺思想散见于其《论真理》、《神学大全》、《反异教大会》等神学著作之中。须注意的是，他所说的“艺术”绝大多数是在“技术”层面的“艺术”，但这并不影响其学说的重要理论价值。
一、艺术创作是对上帝的模仿
艺术家如何创造了艺术作品？在西方文论发展史上，模仿论长期占据重要位置。托马斯·阿奎那奉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圭皋，亦承袭了其“模仿”说，但与亚里士多德的具体见解又有根本区别：亚里士多德主张的是艺术模仿自然；阿奎那则认为，艺术作品源于人的心灵，心灵又是上帝的形象和创造物，因而从根本上来说，艺术家的创作是对上帝的模仿。
阿奎那的观点虽是基于宗教神学，但其见解对于文艺理论也有着重要价值，这就是：他赋予创作者一定程度的能动性。他这样阐述过艺术创作过程：在艺术家创造之前，“在每一个艺术家的心中，已经存在着他将凭其艺术加以创造的那件东西的概念”。虽然阿奎那认为这种概念“具有一个范本、艺术或理念的性质”。因此，艺术要学习神造自然的技巧，不在于模仿客观自然，而是模仿艺术家心中的观念。由此可进一步看出，模仿说在阿奎那这里，已由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模仿说转变为主观观念的模仿说。在他看来，艺术所写的自然已不是纯粹客观的实在，而是经过艺术家心灵改造的主观化的自然。艺术创造的过程，是艺术家心灵外化的过程。这一观念的转变自然也有益于艺术创作的发展。
那么，以上帝的智慧看来，什么是美的艺术，艺术家应朝着什么方向进行创造？阿奎那提出美的事物应具有三个要素：“第一，完整性或全备性，因为破碎残缺的东西就是丑的；第二，适当的匀称与调和；第三，光辉和色彩。”阿奎那以音乐为例，指出文艺的比例或和谐不只表现在各元素的相互关系之中，而是更深入地存在于感官和感知对象之间。色彩只有合乎比例才能被眼睛感知到，声响只有合乎比例才能被耳朵感知到。这给艺术的审美接受提供了一种心理基础。阿奎那对第三个要素的论证是：是神赋予事物以光辉，使此事物在外观形式上区别于其他事物，因此，只有在艺术中塑造鲜明的形象，才能再现神的意志。
阿奎那认为，这样的艺术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一是完善，即由于艺术家领悟了上帝的智慧，因而他们创造的艺术不但足以分享自然物的完美的形式结构，而且模仿本身的完善也成为艺术美的一个重要保证。即使本来的事物是丑的，由于完美的再造模仿，也可被称作是美的。其二，展现了上帝所造自然的合目的性特征。艺术是对上帝所造自然的模仿，因而在本体论上其地位不及自然，美的艺术不能也无法代替自然本身，但因艺术创作是在学习上帝的智慧，是在依据自然本身的内在规律创造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因而也就具有了别一番价值与意义。
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两人都曾论及艺术模仿。他们的模仿论有相通之处，又有很大的不同。在模仿的对象上，两人的相通之处在于：都认为要模仿广义上的“自然”，包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不同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不承认脱离具体实物的神灵，因而艺术模仿的是现实的自然；阿奎那则认为，最终的模仿对象是超验的上帝。在艺术模仿的效果上，两人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承认艺术的模仿具有超越性，亚里士多德提出，文艺求其相似但又比原物更美，阿奎那则提出美的事物的三要素；不同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模仿具有认识论的价值，是对可然性与必然性的认识，阿奎那则认为，艺术模仿是要领会上帝的意志。对于模仿的运作机制问题，两人都承认了模仿者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区别在于：阿奎那把模仿者的主观能动性置于上帝的绝对权威之下。从中可以看出，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这是两人模仿论相通的深层根源；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加以神学改造，这是两人艺术模仿论不同的原因所在。
二、艺术与道德无关
艺术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德评价是艺术评价的一个重要角度。柏拉图认为“模仿性”艺术败坏人的心灵，奥古斯丁认为坏艺术使人渎神，都是基于道德观念对艺术做出的评价。与此不同，阿奎那刻意对艺术与道德做出了区分。在《神学大全》中，他提出：“对于一个艺术品和一个道德的情况，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前一场合，我们要体味一种特殊的目的；在后一场合，我们面对整个人生的一般的目的。”也就是说，人们在面对艺术作品时，不能以道德目光视之，而要依据艺术的“特殊的目的”来做出判断。从他的相关论述来看，他所说的“特殊目的”，就是艺术欣赏过程中的“审美目的”。阿奎那正是由艺术美着眼，为艺术划定了特定的领域，使艺术具有了独立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阿奎那正是从上述文艺观出发，较早对美与善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善为一切人所希冀想望的东西；而美的本质就在于只需知道它和看到它，便可满足这种要求”；“善是能使欲望要求得到满足的东西，而美的事物一被觉察即能予人以快感”阿奎那这里实际是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对美与善所处的不同位置进行了厘定。他认为，善与最后因即目的因相关，故与欲望相对应；美对应的则是形式因，与知识相关，主要诉诸视觉与听觉。因而，善与功利性直接相关，而美则是让人一见即生快感。阿奎那所说的艺术与道德无关，显然正是源于他对美与善进行的区分。
关于文艺与道德的问题，在文艺理论史上存在着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艺与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艺与道德无关，而且道德会损害文艺。持第一种观点的理论家认为：道德问题为文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是由道德矛盾所生发的心灵冲突是文学的一大源泉；道德评价是对作品的一个重要评价，如中国古代的孔子以“思无邪”评价《诗经》，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道德教化是文艺的重要的功用，如“劝善惩恶”之类主张。持相反观点的理论家则认为：大量艺术作品与道德无关，如纯粹写景状物的小品文、抒情散文，等等；甚至认为，道德会损害文艺。歌德就认为，向艺术家要求道德目的，“等于是毁坏他的手艺”；王尔德更是直言“诗歌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只有好与不好的区别。从实际来看，由于与人生密切关联，文艺是不可能完全脱离道德的。但文艺中包含多层次因素，道德只是其中之一，因而也不能将文艺简单化为道德教化的工具。
三、“诗用隐喻生产一种再现”
一般认为，最早提出隐喻之类相关见解的是但丁。其实，早生于但丁40年的阿奎那在这方面已有丰富的论述。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围绕圣经能不能使用隐喻这一问题进行论述时，即已提出了关于隐喻的思想。当时，一种意见称圣经不可运用隐喻。因为类比、修辞是诗的专利，而诗在一切科学中是最低微的；运用于最低微的科学——诗中的隐喻，不会适用于最高级的科学——圣经。阿奎那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诗用隐喻生产一种再现，因为人自然而然从再现中得到快感。但圣经运用隐喻，既是必然，又在效用。”上帝按照事物的本性来创造万物，人类自然可以通过感性事物来达到神的真理。
隐喻是一个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隐喻是指用一物来代指另一物，如在基督教神学中用牧羊人来指称上帝，在中国文学中用梅、兰、竹、菊来指称君子。象征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具体运作手段。阿奎那在论述隐喻的必要性时，也正是继承并发展了奥古斯丁关于象征的观点。他认为，诗与神学都需借用象征来表达：“凭诗的知识处理的事物，因诗本身欠缺真理，所以不能以理性掌握之；只用貌合神离的辞藻来矇弄理性。相反的，凭神学处理的事物，则超于理性之上。所以，两者的讨论皆用同样的象征方式；两者皆不能以理性推求。”诗与神学都超于理性之上，因此须运用象征诉诸感性形象。
阿奎那对文艺隐喻的问题论述不多，也未把解经的文字看作文艺的一个分支。但他在对圣经的解读中，对隐喻本身的论述是深刻的。他明确指出，圣经中的每个词都具有字面义和精神义两个方面。精神义寄寓于字面义之中。精神义又可分为寓言义、道德义和奥秘义等。认为“圣经的作者是上帝，在他的力量之内，他能以文字（如常人一样），更可以事物本身，表达他的意义。所以，其他的学问都得依赖文字以表达意义；但在这种学问里，用文字表达的事物，其本身还有表达意义的功能。所以，用文字表达事物意义的方式，是史迹性或字义性的。而被文字表达的事物，其本身另有表达意义的功能，这种表达方式是精神性的；精神意义基于文字的意义，却存在于文字的意义之先”。在这段论述中，阿奎那进一步说明的是：文字本身有文字义，文字又指向所表达的事物，而表达的事物又具有延伸向外的意义，于是圣经的意义可多向度向外延伸，甚至具有无限的意义。他的这一见解虽不是针对文艺，但他显然注意到了隐喻亦是文艺的重要修辞手法，故有“诗用隐喻生产一种再现”之论。对诗之隐喻，他虽乏进一步论述，但他对圣经隐喻特征的分析，与文艺作品是不无相通之处的。
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整体性的。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用民意测验的方式评出第二个千年中的十大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名列第五，紧随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之后，霍金、康德、笛卡尔、麦克斯韦尔、尼采都排在他的身后。他的神学、哲学体系被称为托马斯主义，在19世纪末又有新托马斯主义之说。就文艺思想而言，他对20世纪的文艺理论也有重要影响。如他对著名的新托马斯主义者——法国的雅克·马利坦就产生了全面的影响。马利坦认为，文艺的本源是上帝，因而艺术应是超验的，应讲求思想和精神的内涵。据此，他认为，20世纪的文艺作品追求形式上的变异求新，却忽略了“诗性的意义”，远离了人的心灵。马利坦承接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强调文艺的超验性与沉思的维度，是引人深思的。
本章关键词
基督教神学（christian theology）：以信仰上帝为核心观念，以圣经为核心经典的神学观念。基督教神学以三位一体论、上帝创世论、原罪与救赎为最主要的内容，是希伯来的一神信仰与古希腊的哲学的理性神学结合的产物。基督教神学对西方文明精神的塑造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隐喻（metaphor）：隐喻是以想象的方式将某物等同于另一物，是在一类事物的暗示下谈论另一类事物，或将前者的特性施加于后者，或将与后者的相关情感和想象赋予前者。隐喻是一种语言修辞，又是一种认知现象。20世纪80年代，莱可夫和约翰逊在他们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把隐喻的功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的生存离不开隐喻。他们认为：隐喻不仅贯穿于语言，而且贯穿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隐喻。隐喻具有多义性、可变性等特征，在神学、艺术中这种特征更加突出。
思考题
1.试比较柏拉图与奥古斯丁的文艺观。
2.如何评价奥古斯丁“艺术是有意作假”的观点？
3.为什么说托马斯·阿奎那赋予艺术家较大的主观能动性？
4.谈谈你对艺术与道德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