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公元前447年灭亡蔡国，后二年灭亡杞国，到公元前431年又灭亡了莒国。公元前334年楚乘越国衰弱，夺取越浙江以西土地，后又派兵入滇（云南），只是由于秦军取黔中，断绝楚军归路，楚未能占有其地。在公元前318年的“魏、赵、燕、韩、楚”五国合纵攻秦中，由于楚力量强大，曾被推举为纵约长。但自此以后，连续被秦、齐等国战败。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之战（今河南浙川地区），楚军惨败。公元前306年（楚怀王二十三年），楚虽乘越内乱，灭亡了越国，但仍无法挽回军事上的颓势。公元前301年楚败于韩魏联军。公元前280年楚再败于秦。公元前279年秦攻占楚之鄢（湖北宜城县东南），邓（湖北襄樊市北）等五城，公元前278年攻占楚都郢城，楚军节节败退，楚顷襄王逃至陈（今河南淮阳），从此，楚江河日下，后为秦所灭。
齐：齐国自春秋初期齐桓公称霸以后，一直做为东方大国延续于世，在七雄兼并战争中战略上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公元前412年齐攻取鲁国的莒和安阳（山东曹县东），后四年又夺取鲁国的郕（山东泗水县西北），次年又夺取卫国的贯丘（《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公元前301年，齐与魏、韩合兵在垂沙（今河南唐河县西唐河旁）战胜楚军，公元前296年齐与韩、赵、魏、宋“合纵”攻秦，逼迫秦让地求和。后来齐又大败燕军，攻入燕都，消灭燕军数万之众。公元前288年齐湣王称雄东方，号东帝。公元前286年发兵攻灭宋国。但连续征战，已使齐国力锐减，外强中干，公元前284年，被“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军打败，公元前279年以后，虽然反攻败燕后复国，但昔日的强大已无力再现了。
魏：公元前413年，攻占秦国郑（陕西华县），次年又攻占繁庞（陕西韩城市东南），公元前409年，陆续攻占临晋（陕西大荔东南）、元里（陕西澄城县南），郃阳（陕西合阳县东南）、全部河西地区。公元前408年派兵越过赵国，进攻中山，经过三年持续战争，终于灭亡了中山国。公元前371年攻取楚国鲁阳（河南鲁山县），在黄河以南占有广大土地，为战国初期之最强国。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后，对宋、卫、韩、赵等国加紧进攻，公元前353年，魏进攻赵国之邯郸。公元前344年，魏王为逄泽之会“率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魏开始称霸天下。但自公元前343年以后，魏连续败于齐、秦，不得不与齐国平分霸主地位。
赵：公元前372年，赵国攻卫，夺取乡邑七十三个，后又攻占卫的鄄（山东鄄城县北）。赵地偏北，进占卫地，国力进一步强大。赵武灵王变法，“胡服骑射”，赵国更日趋强盛，“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到赵惠文王时，能与强秦匹敌，并于公元前270年之阏与战役中战胜秦军。但自公元前260年长平大战败于秦国后，国力锐减，几乎失去强国地位。韩：公元前385年，韩伐郑，攻取阳城（河南登封县东南），又曾攻宋，攻到彭城，俘虏了宋君。此时郑已被楚、魏、韩三国分占，到公元前375年，魏、楚交战于榆关，韩就乘机灭亡郑国，并且迁都到郑，领土大为扩张。但是，由于政治、军事上的种种原因，韩的力量始终没有发展到头等强国的地位，公元前318年，韩参加了魏、赵、燕、韩，楚合纵攻秦而失利，公元前314年，韩军又于岸门大败于秦军，公元前308年，秦军攻陷韩之名城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最后，终于在秦灭六国的战争中，成为首先被秦灭亡之国。
燕：在燕王哙暮年，由于太子平没能继承王位，引起了内乱，公元前314年被齐宣王派兵攻破首都。后来燕人不堪齐之欺压，起而反抗，驱逐了齐军，才得以复国。燕昭王励精图治，国力渐强，于公元前284年联合三晋、秦、楚大败齐国，燕一举占领齐国七十余座城池，一时更加强大。但昭王死后，齐军反攻，大败燕军，燕从此衰落，最后终于被秦所灭。
七国兼并战争期间，降为不为世所重视的周朝，竟分裂为东西两个小国，秦于公元前256年，进攻西周，压迫周赧王，把仅有的三十六个邑和三万人口，全部献给秦国，赧王于这年内去世后，挂名的周天子也不复存在。公元前249年，秦又把建都于巩的东周小国灭亡，剩下的只有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
七国的革新与变法
第一三晋政治革新
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任何时期都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春秋末期虽然奴隶主经济正逐渐被地主经济所取代，但进入战国初期，仍残留着相当大的势力。这种情况严重地障碍着地主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我国社会趋向兼并统一战争的进程。因此，各国为了顺应富国强兵夺取兼并战争胜利的历史发展潮流，都积极地改革政治、变法图强。
一、韩国政治革新
韩由晋分裂出来成为独立国，政治制度起了很大变化，所谓：“晋之故法未易，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篇》）。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申不害为相，实行政治改革，其要点是：
国君既要“无为”又要“独断”，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所谓“无为”既“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篇》做到“独视”、“独听”和“独断”。“独视者渭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对群臣则讲“法”，曾说“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韩非子“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篇》。并限制官吏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职办事，越职言事。
申不害加强国君统治权力，推行法治，结合当时中原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情况，增强了国力。当时韩国曾一度出现有强弓劲弩，带甲数千万之众，纵横于七国之间，被称为“天下劲兵处”的强盛局面。
二、赵国政治革新
赵建国后，相国公仲连向赵烈侯推荐牛畜、荀欣、徐越，赵王分别任为师、中尉、内史，这三人是当时的“贤士”，他们向赵主提出革新的建议：
牛畜的建议：行以仁义，约以王道。
徐越的建议：节财俭用，察度功德。
荀欣的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
牛畜等三人的建议，就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实行法治，而在思想统治方面，则强调杂用主道。
赵推行政治革新虽然起了些作用，但效果究竟有限。及至赵武灵王为君，奋发图强。他鉴于中原内地已被齐、楚等国占据净尽，决心向北方扩张势力，于周赧王八年（公元前307年），亲自由代北进登黄河岸边山峰，俯览河山雄壮形势，认为赵国要强盛起来，必须把现行规章制度大加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即与重要大臣肥义商量，实施“胡服骑射”政策，教育全国。并对臣属表达其胡服骑射的宗旨说：“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于是发出“胡服令”开展骑射。经过这样大变革，形成尚武风，国力强盛，到战国中期，六国尚能与秦对峙争雄的只有赵国。四十余年来，经过多次战争，有时还能在战场上给秦军以沉重打击，这就不能不归功于赵武灵王这次重大的政治改革。
三、魏国的政治革新
魏建国初期，文侯魏斯即以卜子夏为师，并尊敬田子方（子贡弟子）、段干木（子夏弟子）等人，每经过段干木的住所，必俯首为礼。风声所及，各方知名人士，纷纷来归，同时对晋国原有的政治大加改革，建立中央集权政权。中央设置可以任免的将相来统领百官；郡县设置可以任免的守令等官统治人民。先后任用魏成（文侯弟名成）、翟璜、李悝为相国，尤其李悝所著的《法经》，乃汇集各国法律之大成，成为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典，形成秦汉以后法律的基础。李悝为相国时主持变革的主要措施如下：
（一）颁布《法经》六篇。这是一部比较系统的地主阶级法典，内容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
六法头两篇“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晋书·刑法志》）。所谓“盗”指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贼”则为对统治阶级人身侵犯及包括杀伤等类。“囚法”，乃断狱的法律。“捕法”，乃逮捕逃亡的法律。“杂法”，是对其它类型犯罪行为的法令。“具法”，是根据事实，“以其律，具其加减”。李悝认为“盗”、“贼”两篇最为重要，它是维护统治、加强法制的要害法令。
（二）提倡勤耕。主张“尽地力之获”，勤劳耕种，每亩增产。
（三）实施平籴。认为粟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主张实行平籴。目的在于“使民无伤而农益勤”“取有余以补不足”。借以调剂丰收与欠收的粮价，收到稳定民心，安于生产的社会效果。
除李悝主持变革的三项重大措施外，魏文侯尚能做到赏罚分明，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当？“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说苑·政理篇》）。并禁止淫佚，指出“奸邪由饥寒而起，淫佚由奢侈而发”。“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说苑·反质篇》）。魏由晋分裂成为独立国家，文侯推行政治革新最早，使魏成为战国初期富强之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齐国政治革新
齐国人士邹忌被威王任为国相，邹忌本着“谨毋离前，谨事左右。”“请谨自附于万民”，“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和“谨修法律而督奸史”（《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对齐进行政治改革所采用的政策：
一、谨择贤才。邹忌推荐人才，威王重用，认为人才是“宝”，“将以照千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邹忌荐举人才，确实使齐集中了当时一大批贤能之士，齐王都对他们委以重任，对齐国的兴盛富强起了重要作用。如：
檀子：守南城，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攻）齐境。
盼子：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渔于河。
黔夫：守徐州，燕赵徙从者，千有余户。
种首：治盗贼，而道不拾遗。
二、征求意见。齐威王根据邹忌的建议，注意征求各方意见，并下令于群臣吏民说：能当面指出王之过错的受上赏；上书言明王之过错者，受中赏；能在公开场合议论王的过错者，传到王知晓者，受下赏。命令下达后，群臣前来进谏，门庭若市，经数月后，进谏者成为偶然现象，期年之后成为“虽欲言而无可进者”。齐策所述虽有些夸大其词，这样提倡群下进谏，对政治改革肯定会起到重要作用。为了革新政治，还特别奖励成绩卓著，不务虚名的即墨大夫，严厉惩罚阿谀奉迎的阿大夫。是非分明，气象焕然一新。由于政治革新，齐国政治、军事、经济出现一派强盛景象，成为东方的霸主。
第三楚国变法失败
战国初期，楚为当时最大的国家。对外虽然开辟疆土，但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复杂，政治腐朽，经济落后，军事上不强，多次受到挫折。楚悼王熊疑即位，受到新兴的三晋侵逼。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三晋伐楚，攻到桑丘。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韩、赵、魏又来进攻，楚军在大梁、榆关被击破，楚不得已用重礼送秦，托秦从中调解，才停战议和。楚悼王决心进行政治改革，奋发图强。这时，任魏国河西守的吴起，因遭到魏武侯的大臣王错、公叔向等的炉忌排挤，由魏入楚。楚悼王素闻吴起的声望，为防御韩、魏、任为宛守（今河南南阳市地区），不久任为令尹，由吴起负担楚的变法重任。吴起任令尹后，首先审查楚国政治设施和法令规章中所存在的积弊，采取适应现实的变法政策：
从政治经济上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吴起认为楚“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而主张，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禄爵，减削官吏禄秩（《韩非子·和氏篇》），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战国策·秦策三》），节省开支，用来供养“选练之士”。这个措施，目的在于革除世袭特权，精简政府机构，加强军事力量。并命令一些废免的贵族去开发边远地区，这就沉重地打击了贵族的特权和习惯势力。
整顿吏治，要求“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战国策·秦策三》）。禁止私门托情，并制止纵横家进行游说。
改变国都郢的建筑方法，开始建设壮观的新楚都。同时大力加强国防，选练士卒，富国强兵。楚国经过吴起的改革、变法，扭转了萎靡不振的形势，逐渐强盛，“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因而，扩展了许多土地，遂有洞庭苍梧，赵求救于楚，楚就救赵攻魏，楚军取得了吴起变法后的最大胜利，楚军进展到黄河两岸，各国都顾虑楚的强大。但楚的贵族大臣，大都怨恨吴起，反对变法。楚悼王去世，吴起立即遭到贵族的联合陷害，被杀死。吴起死后，变法的措施被全盘否定，致使前功尽弃。尔后，楚国虽然还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昭、景、屈三大家族手中，政治上腐败，军事上软弱，及至遭到秦军进攻，无力应战而覆没。韩非子说的“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用商君而富强”（《韩非子·向田篇》），是对楚国中断变法而招至国家灭亡的恰当写照。